国内思想周报 | 经济学家建议合娶老婆，奇葩观点饱受质疑

经济学家替3000万光棍出主意“合娶老婆”，奇葩观点引发网友集体吐槽

“收入高的男人会先找到女人，因为出得起高价”；“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我甚至怀疑，允许同志合法结婚，可能也能缓解3000万‘光棍’问题”……上周的舆论场被这样一组奇葩观点引爆，各路网友集体吐槽。

这些言论出自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谢作诗10月中旬发表的博客文章《“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所谓“3000万光棍”问题，指的是由于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娶不上媳妇的“光棍”将达3000万~3500万。

谢作诗的“杞人忧天”一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3000万光棍”问题，他认为性的问题，总是要解决，不能合法解决，就会非法解决；不能在阳光下解决，就会在黑暗中解决。3000万光杆是既成的、短期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市场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出清。

在他抛出那些“惊人”的解决方案之后，遭到了网友的集体炮轰。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有：“合娶老婆？这样的言论将女性置于何地！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就可以集体不要脸吗？甚至违背道德、人伦？你的节操何在？”“人口问题最先关注的应该是人，从经济学方面谈这个问题，角度本身就是错的。人不是数字，也不是你所谓的经济。坚持己见没有错，但你这个属于歪理邪说了。”

显然，网友们很快就抓住了他观点中最显著的两处硬伤。一是试图用偏狭的经济学思维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二是其观点背后隐含的将女性工具化的意识。

同为经济学家，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就也不认同谢的观点。朱海就在微博评论：“谢作诗老师提出的那个问题，也许阿奎那已经回答了，‘在他看来，决定幸福的是我们对人的本性的合理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能够保证人最优发展和幸福的规范。’"

专栏作家侯虹斌则认为：“无可否认，这位经济学家所谈及的‘方法’，在现实中早已存在，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我要重申：存在不等于合理，更不等于需要提倡；想用饮鸩来止渴，那就只能死得更快。不如我按照所谓经济学的思路来替他补充吧：把男人女人都编好号，按经济情况和颜值来打分，有劣迹的就扣分，摆在货架上，统一由市场分配。岂不是更有效？但那对人，尤其是女人，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23日，谢作诗在个人博客、微博发表第二篇文章，回应质疑。他提到前文引来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有在网络上谩骂的，有直接打电话谩骂的，有发短信谩骂的，还有打电话给他单位的。但是，“骂我的人越多，说明我们肩负的责任越重！”

他申辩说，“我把男女关系比作交易关系怎么了？人类的一切关系，本质上都是交易关系。交易并非都体现在货币金钱上。婚姻是交易。没有财，你得有才；既没有财，也没有才，你得年轻、帅、肯付出感情。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是交易。不要以为父母养孩子就是无偿付出，完全没有回报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由此他认为，交易是世间最高尚的东西。交易的基础是自愿，否则是偷、是抢、是掠夺。交易的结果一定是双方都得到改善。

破土网对此连发两文进行评论。署名林岛的文章，《穷鬼合伙娶老婆是不够的，彻底打破一夫一妻制才行》，从谢作诗的自由市场逻辑出发，质疑了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文章调侃“经济学家总是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抖出一个用你平凡的智商怎么都想不到的包袱，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作者认为在这些经济学公式的假设里，经济学家们往往默认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并把人当做市场里的商品。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奴隶，服务于少部分人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另一篇《“团购老婆”好还是“配给分妻”好》则对谢文和林文都提出商榷，认为无论是谢还是林，实际上只是男人和男人在公开谋划如何分配女人，把女人当成是物品来实现男权自由派或男权左派的宏大政治理想。

炮轰之下，25日谢作诗又在网络发表第三篇文章，《别拿冷漠冒充高尚》，试图从道德与自由的角度继续回应。他表示，我们天天高谈自由，殊不知，自由的真谛是尊重他人的自由；我们时时阔论民主，殊不知，民主的本质是你做自己的主，而不是你做他人的主。“有人说，我不尊重妇女。但我没有说每个女人都要找几个老公啊！我只是说，如果有女人生活困难，愿意找几个老公以便延续生命，我们无权阻止。”他再次重申，“我不喜欢一妻多夫，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厌恶。可是，不能因为我的不喜欢，就剥夺3000万光棍找女人的权利。”

最后他还预告将继续发布文章：《失业是自愿的、剩女是自找的》、《利己是天底下最大的利他》、《奴隶比你想象的幸福》、《一妻多夫不可行？——别拿产权、成本跟我说事了》，显示出将在这一话题上死磕到底。

如何让教师从报销噩梦中解放出来？答案已经找到

高校一年一度财务报销的高峰期即将到来。

一篇名为《如何才能将教师们从财务报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文章已于上周开始在网络热传。作者吴宝俊，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理论物理专业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文章最早发表于他的科学网博客。

作者从讲述亲身经历和同事遭遇开始，讨论学术界有史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即财务报销制度对学者的影响——它几乎跟全中国每一个大学的或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都有关系。

中国高校的财务报销制度以其复杂而著称。这经常引发财务人员与教学科研人员之间的矛盾。吴宝俊发现，这两类人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教学科研人员讨论问题时重点在于，这么做客观上合理还是不合理，对还是错，真还是假？但财务工作的所有规章制度都是人为制定，并会根据规则制定者的具体判断随时调整。而制定者是整个制度体系中最有权力的人，其余的人都没有权力去更改规则，只能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碰撞在一起，无法相互理解，最后不欢而散。

除此矛盾之外，报销更大的弊端在于，占用了教学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据作者计算，要求一个老师自己管理项目、自己整理发票填报销单的话，至少会占用他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即一周要拿出一天专门做报销的事情。文科老师本身也没多少科研经费，情况稍好。但理工科的老师，如果一下子拿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经费，要求四年结题把这笔钱花掉，恐怕他贴发票填写报销单的生涯就是他今后几年的整个学术生涯了。

于是学校财务处往往发生那一幕：很多导师会让自己的研究生去财务处报销。教授不愿意自己贴发票报销，因为他们认为时间宝贵。可是，对于研究生而言，时间就不宝贵吗？

作者经常听到有老师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差劲，总是把自己的导师叫“老板”，一点都不懂得尊师重道。但他认为，老师们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先把研究生当成了打工仔，让学生去做一些跟学习和科研无关的杂活，学生才会把他们称之为“老板”的。师生关系也在报销制度下受到破坏。

作者进一步指出，报销制度的症结在于：让教学科研人员和财务人员直接对接，绝对是个错误。教师和研究员的本职工作到底是什么？这是需要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对此发问：“中国的大学所需要的，到底是一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学术型学者，还是整天数发票填报销单的会计型专家？”

但他也承认，对科研项目完全放开不管，也不现实。因为科研腐败，也是腐败的一个灾区。这些年关于报销发票各种细致到令人发指的新规定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目的：要最大限度的抑制科研腐败。

想在反腐和保证教学科研人员的本职工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吴宝俊认为答案就在引入“学术秘书”的管理制度。学术秘书作为科研人员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中介，既能减少二者之间的摩擦，又提高工作效率，尽管表面上会增加一些行政成本，但这些成本的增加比起它所带来的科研收益微不足道。

归根到底，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大学工作的核心，也是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一所优秀的大学，必定是一所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教学科研人员工作效率的学校。把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放在首位，围绕这个中心来构建相应的管理制度，就一定不会错。

俄语翻译家草婴去世：他曾一人翻译托尔斯泰全集

草婴先生和夫人盛天民。

翻译家、托尔斯泰译者草婴先生于2015年10月24日18点0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因病去世，享年93岁。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浙江省宁波镇海人。1941年后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正式开始了翻译工作，并使用笔名“草婴”。

他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尼克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60年起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复活》、《童年·少年·青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等。还译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文革”中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迫害，并成为“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那时，他不能翻译任何作品。被关押一年后，草婴成了监管劳教对象。1969年夏天，他被派到农村割水稻。1975年，52岁的草婴被责令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包，结果差点送命。

他对此并不后悔。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说，“我翻译俄罗斯文学是有一定的责任使命感，当时希望通过翻译俄罗斯文学为反法西斯斗争出一点力。”

198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文学翻译大会上，草婴就被授予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该奖项惟一的中国人。

草婴译《托尔斯泰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1995年，草婴先生用近20年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翻译工作。他曾在《大公报》上说：“有人问我为什么特别爱托尔斯泰。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托尔斯泰说：‘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追求这样的真理和幸福，他就是爱和善的化身。”

和草婴先生交往甚密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曾撰写《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文中提到草婴先生经常谈到做人的道理，不止一次地说到知识分子的良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