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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九)〡建构大清:皇太极的多元帝国

宋念申
2015-10-28 18: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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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丰臣侵朝战争极具历史意义,但在满洲崛起前,东北亚地缘政治斗争的主线,仍是明和蒙古的争夺。在明、蒙古、朝鲜和女真的多边关系中,女真被挤在犄角,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最弱的一方。

正因为处在多边犄角,女真人一开始要处理的就不是和明的单边关系,而是多边关系;也正因为女真实力最弱,所以满洲政权不能仅满足于当一个女真人的政权。它必须是一个多元的政权,才能在多边竞争中存活、壮大。这一特点,勾画了以后清王朝在区域格局中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17世纪中期以后东亚地缘格局的基本面貌。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其历史意义不在于取代了明朝——这和我们习惯的,从中原视角,把清朝的崛起仅看作“明清鼎革”很不一样。特别是皇太极,他创建的大清,是一个容纳满、蒙、汉的“天下国家”。这与其说是他更有雄心/野心,不如说是地缘形势使然。

1636年是满洲政权极具转折性的一年。3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位贝勒齐聚沈阳,正式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尊号“博格达•彻臣汗”,意为“宽温仁圣汗”。5月,皇太极把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改年号 “天聪”为“崇德”。在汉臣献上的表文中,将皇太极称为“宽温仁圣皇帝”。参加登基仪式的朝鲜使臣,碍于与明的宗藩关系,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不承认他为天子。于是这一年年末,皇太极以朝鲜破坏盟约为由攻朝,这是他第二次入侵半岛。上一次(1627年),皇太极逼朝鲜签下兄弟之盟,并应允在满洲与明之间保持中立;这一次,他迫使朝鲜断绝与明的宗藩关系,成为清的臣属,助清灭明。

这几件集中发生的事情,标志着满洲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女真人的国家,而是一个要成为“天下”的国家了。理解几件事情的原委,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此时距清军攻占北京还有七八年的时间,清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已初具雏形。

还是要先从努尔哈赤说起。上一篇曾提及,明代女真是个分裂的、互不相属的群体。努尔哈赤凭借他出色的外交和军事手段,一边不断向明输诚,一边趁辽东空虚统一了建州女真。这使得邻近的海西女真如临大敌,其中实力最强的叶赫部,在1593年联合同为海西的辉发、哈达、乌拉三部,并科尔沁蒙古、锡伯等共九个部族进犯建州。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中大败九部联军,并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建立“后金”国(aisin gurun),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年号“天命”。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借口,宣告与明为敌,随即攻下辽沈,掳掠大量人口。明朝这时才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在1619年,联合了名义上统治蒙古诸部的察哈尔部林丹汗、朝鲜和叶赫部,试图剿灭后金,却被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战中各个击破。随后努尔哈赤消灭了叶赫,完成了对海西女真的吞并;又花了数年时间,将北部的野人女真诸部也纳入统治之下。

虽然 “后金”的国名明显有追溯完颜氏建立的金朝的意味,但努尔哈赤在一统女真诸部的同时,十分注意笼络蒙古。邻近的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都曾与建州对抗,努尔哈赤不以为意,通过联姻、互市等方法逐一拉拢。身为蒙古大汗的察哈尔林丹汗,开始担忧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的渗透,发兵征讨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但这反而促使它们成为最早与后金/满洲联合的蒙古部族。科尔沁尤其成为满蒙联盟的典范,对清帝国的创建和维护出力极大。著名的孝庄皇后,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都出自科尔沁部。努尔哈赤的年号“天命”,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目标,因为“天”在满、蒙、汉文化中,都代表着政权合法性的最高来源,可谓三者的最大公约数

努尔哈赤去世时,其政权所辖,已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辽东有大量汉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过早期掳掠和招抚,这里的汉人日益增多,总数甚至超过了女真。随着蒙古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比重也在增大。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俘虏,在萨尔浒之战后被吸纳进来。人口、土地增加,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皇太极面对的,就是一个内部矛盾错综错杂、对立日益尖锐的国家。他一面继续发展努尔哈赤创制的八旗制度,在满洲八旗之外,分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让各族群都有人口纳入旗制。一方面因俗而治,以汉治汉、以蒙治蒙;另一方面对女真族人,他强化汗权,并以国语骑射来塑造认同。1635年,他正式命令,以“满洲”作为女真诸部的统称,把过去分裂的部落国家聚拢到一个新的名称之下。尤其区别于努尔哈赤的是,他结束对汉人的苛政,保护汉民,重用汉官,以明朝为参照来建立、完善政府架构和法律制度,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经过这一番“天聪新政”,满洲政权的军事实力、生产能力、政治能力都大大增强,势力在长城以北不断巩固。在满汉大臣的不断谏言下,入主中原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明初中原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对北元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了和朝鲜半岛、女真,甚至是部分蒙古部族的联盟。到了满洲崛起之时,皇太极的战略选择也是如此。他曾言“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地缘上看,中原的“两边”,正是察哈尔蒙古和朝鲜。1627年和1636年,皇太极两攻朝鲜,最终斩断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并且强迫朝鲜派兵参与攻明。经过多年征战,皇太极终于在1634年彻底打败林丹汗,征服了察哈尔在内的整个漠南蒙古。

不过皇太极最大的成就,还不仅是奠定了一个多元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而是缔造了其多元一统的意识形态。清代文献皆记录,在征服察哈尔后,林丹汗的妻子奉上标榜政治正统性的“传国玉玺”(后来证明是伪造的)。这个消息大大神化了皇太极的地位,也直接导引出各部族大臣的劝进。1636年,他接受“博格达•彻臣汗”之号,名义上成了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这标志着数百年来只能由蒙古黄金家族(相当于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承续大汗之制的终结,此后蒙古大汗皆为清帝。紧接着,他把国号改为“大清”,不再将这个国家说成是女真金朝的延续。特别有意味的是,在百官劝进皇太极受尊号时,由多尔衮代表满洲、科尔沁的土谢图济农巴札礼代表蒙古、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人,分别跪献表文,显示着这个新的最高统治者统合了满洲汗、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这三个角色

就满洲政权而言,迫使朝鲜臣服,本初是明清之战中的战略行为,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臣属关系的建立很快就有了军事征服之外的含义。根据史学博士王元崇最近的研究,清通过与朝鲜建立的宗藩关系,在入关的前几年就已经在逐步塑造自己的“中国”认同。而入关后,清韩宗藩关系更成为此后清朝和其他属国建立名分的模板,也成为清代宗藩制度中最为典型和牢固的双边关系。

皇太极虽然没有活到清军入关的那天,更未能预见此后一统漠西和漠北蒙古,但他的“天下”布局,在生前已经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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