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雨露出任央行副行长说开去：仕为何要学而优

陈雨露被宣布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消息引起一阵兴奋。因为，陈雨露此前已经“声名赫赫”。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金融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再往前，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是中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

学而优则仕很正常

学而优则仕，不仅是中国由古至今的一项公开选拔制度，也是儒家社会的一项俗成。尤其在古代，入仕是求学者的最高追求，出将入相是学问人的终极目的。

其实不只是中国，在其他国家，学而优则仕也成为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比如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从政前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还曾两次荣获哈斯商学院的杰出教学奖。耶伦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有许多研究论著，主攻方向为失业率的原因、机制及影响；著有《失业与劳动力市场》、《货币与财政政策》、《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等。

上一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7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在更早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副教授期间，他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所在。

除了金融，其它领域来自学界的从政者也不在少数。如前国务卿赖斯就来自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卸任后也仍旧供职于斯。

不仅如此，“学而优则仕”多少带有历史上重学轻商的思想影响。事实上，随着时代发展和进步，商而优则仕也成为新的人才选拔方向。

美国现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就曾在花旗集团任过高管，亦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任职，工作履历横跨政、商、学界。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则曾经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并领导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而最为有名的恐怕要数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了。他以丰厚身家，投身政坛，连任三届，为纽约市工作共计12年。

通道大开机会多多

学不学仕不仕都很正常。

由学而优者，成为学界领导者，再脱学入仕，将其所能服务政务，已经常态化。

仅就今年，就有四位重点大学校长调任公务部门任职。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已担任环保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侯建国院士出任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北大原校长王恩哥院士出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担任工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更广泛的考虑、评估、选拔，已成为当前政府任命干部的正常渠道。中组部负责人曾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解读：《规划纲要》要求，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自2000年到2014年，116所“211”高校中，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国家干部的双向选择制度也更趋完善。随着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各种机会层出不穷，过去工作必须“一条道走到黑”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入仕”不再是唯一选择，相反，也有一些甚至是已经在“仕途”上发展得相当不错的人，转而全心退出，潜心于学术研究；或者欣然告别，投身于茫茫商海。

尽管我国当前从商界选拔干部还比较局限于国有企业，但相信在未来，许多有志于报效国家的其他商业人才和领袖也会成为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决策和管理者的一员。

这标志着我国人才选拔制度的进一步市场化和优化，这标志着我国人才储备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多层次人才渠道的畅通机制也预示着对每个个人而言更为广泛的可能和更为公平的竞争机会。

仕为何要学而优

中国人都会说“入仕”能够光耀门楣，所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也。这种理解虽然有局限性，但却说明入仕是一件关系深远的事情。

社会稳定人民幸福，这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望。而公共政策是国家康泰和人民安乐的关键。过去我们把公共决策者叫做“父母官”，因为他们往往掌握了能够影响一方子民的公共政策权力。现在我们把公共决策者叫做“公仆”，因为他们掌握的公共政策和权力是为了公共服务的。两种叫法都说明大众对于公共政策的期待非常高，也说明公共政策对于大众的影响巨大、深远。

如何科学制定公共政策，有效考量公共政策的执行，关乎国家发展战略是否能够切实有效执行，也关乎人民福祉是否能够真切的到关怀支持。

因此，作为在这个“仕途”上的公共决策者，对于其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深厚的学养，才能够有助于其对于形势的判断、政策的践行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又活学活用。两任美联储主席都在研究期间便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货币政策见解和理论发掘。耶伦对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关系深有研究，并在2008年之前预见金融危机的来临。其对市场的研究之深刻精准，常被称为华尔街的“预言帝”。伯南克并不重视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下降而造成的损害，而是将关注重点转移至美金融系统失灵的问题上。

丰富的阅历，才能够有助于其对于复杂的把握、政策的收效有决断的魄力的同时又能兼顾微妙的平衡。雅各布•卢和亨利•保尔森的背景便是如此。

古今中外，此间例证还有很多，但他们的成功之处，无不在于学而优商而优，并能够运转于心，才能服务大众，服务公共，入仕也优。

学而优则仕怎么才正常

然而。

跨界不是越界。

世上怎有万全事，不负如来不负卿。世上也断无万全事，不负公众不负私心。

或许是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学与仕总难清晰划分。

一个人，是官员？是学者？是作家？是诗人？是书法家？历史上身兼数职者不在少数。但请不要忽略他们所身处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许多“大作”也并非他们在“任上”的成果。

况且，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分工越来越细，对公共政策管理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时间精力恐怕都难以兼顾这许多身份的同时，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这些其它“身份”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有没有涉及公权力的私用？所谓官升的越高，研究时间越少，研究成果越多，是不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霸的结果？

还有些人，身已入仕，心还在逍遥。总还想着用学者或者其它身份口吻快意抒发。一方面这种“抒发”是不是适合自己公共领域的身份和约束？另一方面，这些话里有没有貌似无意却借用了权力而树立不该有的“权威”的嫌疑？

仕与商的关系也是同样。商业经验此时是用来也只能用来为制定谋求大众福利的政策所用的。将商界的得心应手用于公共领域的如鱼得水，可以。将公共权力的得心应手用于群群带带的商业胃口，绝对不行。

学和商，只是你入仕的积淀，是工具，是你的内在支撑，它们的任何物化形式，都属于公共，如果你已经选择了公共作为你的身份。

入仕者，你或许来自学界、来自商界。

但你已不是学者、不是商人。

你现在的所有作为，所有利益谋取，所有价值取向，都只能是公共取向。

在当今广阔的平台和灵活的选拔、公平的竞争机制下，你可以走或者留，跨界不是难事，但你不能越界，一步也不行。

送给入仕者

中国古代对“仕”的重视，不止是因为为官之人手握重权，而是因为取得权力的责任重大。皇皇万人，切切众生，都因少数几人的智慧、谋略、胆识、魄力而可能受惠、或者受苦。

每个人在社会上有应当有责任感。大家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作为学者，他的工作是推导—结论。在此之后永远可以推到再推导，永远可以重来。

作为商人，他的工作是推导—结论。在此之后是成王败寇。但是虽然不能重来，还是可以再来，卷土重来未可知，东山再起会有时。

作为“仕”，他的工作是推导—结论。这个结论的影响面和影响跨度都太大，有时甚至要过一个历史时期才能窥其全貌。这个结论的影响深度太不可限量，即使今天出台的政策明天收回，其造成的结果都无可挽回难以控制。

所以入仕者，不仅要有责任感，而且要有历史责任感。

一入侯门深似海，因为你随时可能与历史对望。

在历史的洪流中，你只能忘却自己，用尽全力。运筹，决胜，不惊，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作者系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