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非论坛峰会闭幕，印度在非洲能否赶超中国？

10月26-29日，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IAFS2015）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全部54个非洲国家都收到了印度方面的邀请，对此国际传媒（尤其英国传媒）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印度象有望借中国龙“打盹”之机，在非洲取而代之。

印度象的胃口

英国《金融时报》在峰会前夕报道称，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非大型项目投资“减少”，且“越来越集中于采掘业”，相反，印度则不断致力于在非洲推行“多元化投资策略”，因此在非洲有望实现对中国的赶超。

BBC则称，这是英迪拉·甘地时代结束后，印度对非洲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表明印度总理莫迪这个自封的“印度制造推销员”有意挑战中国在非洲大陆的主导地位。BBC还称“印度注重软实力和印非历史渊源，相对于中国重商主义扩张在非洲更有潜力”。

不过印度自己反倒显得没有这么“雄心勃勃”：在峰会开幕式上，总理莫迪仅表示，印度是新兴国家去年GDP增速最快的，是“有朝气的印度”，而非洲则是各大洲中去年平均经济增速最快的，是“复兴中的非洲”，彼此间存在加强合作的基础，印度“愿意为非洲的繁荣出力”，这将意味着“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梦想聚集在同一屋檐下”。而印度智库——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外交政策评论员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则显得更低调，他坦承“印度的实力无法和中国相比”，表示“印度的参与至少让非洲人多了一个选择”。

正如津巴布韦《南部非洲新闻》所言，非洲国家在对待外资方面大体秉持“多多益善”的态度，且自打南非被纳入“金砖国家”行列后，非洲各国都期待从与“金砖”的合作中获益，在它们看来中国和印度并不存在所谓“非洲的龙象竞争关系”，而一些印度学者也指出，非洲“市场足够大”，印度完全无需和中国争什么才能站住脚，所谓“龙象之争”，更多存在于某些“第四方”的构想之中。

IAFS和印度的“大手笔”

IAFS是2008年创立的，首届峰会当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与会非洲国家有14个，第二届则是2011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本届峰会原定2014年召开，但因“埃博拉”肆虐而被推迟。

IAFS被认为带有浓厚的“克隆”中非合作论坛及美国-非洲峰会的色彩，印度借助这一平台发展印非经贸关系的手法也和中、美大同小异。在第一届峰会上印度提出5年内向非洲提供低息贷款27亿美元，并对非洲产品、尤其原材料输入印度大幅度减免关税，第二届峰会上又承诺5年内提供新低息贷款54亿美元，本届这一承诺又提高到100亿美元，以建立彼此间“通向繁荣的合作关系”。

此次峰会上印度还承诺向非洲提供6亿美元援助，其中1亿美元投入新设的印度-非洲发展基金，0.1亿美元投入印度-非洲健康基金。

应该承认，印度和非洲的双边贸易发展是迅速的，2000年仅30亿美元，2014年则达到了720亿美元，15年间发展到原先的26倍，而从2010年的460亿美元至2014年，增幅也相当可观。

象与龙间的鸿沟

然而这一数据倘若与非洲-中国间经贸关系比，就差得太远了。

2000年中国和非洲贸易总额刚刚突破100亿美元，应该说，彼时和印度-非洲贸易水平基本处于同一量级。

2008年，中非贸易总额提前两年实现温家宝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2010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目标，达到1068亿美元，2014年更高达2218.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在如此大基数情况下仍高达5.5%，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总体出口形势不佳的情况下，中国对非出口同比仍增长14.4%，远高于 6.1%的整体外贸出口增幅。这个数据相当于印非双边贸易额的约3倍。

2014年中非间提前完成了中方承诺的200亿美元融资额度，完成并开工了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至于中国对非援助，仅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非期间，就向非洲增加援助120多亿美元。与之相比，印度自2008年至2014年对非实际金融支持总额为软性贷款74亿美元，各种财政援助12亿美元，几乎不成比例。

“感情牌”方面印度也未必有什么优势：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去了非洲三国，并出席了德班金砖峰会；2014年李克强访问非盟总部和非洲4国，同年11个非洲国家元首访华；今年12月，习近平主席又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并访问南非。与之相比，一直声称“印度和非洲是亲戚关系”的莫迪，上任以来虽然频繁出访，但仅仅在非洲“溜了个边”——访问了同在印度洋上的两个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和塞舌尔。

比数据更大的差距

历史上印度和非洲间的经贸关系其实远比中国-非洲间密切，传统上印度曾是非洲低端纺织品的最主要供应商，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大批印度商人和移民就在非洲东海岸定居、经营，近几百年更遍布几乎整个黑非洲，包括肯尼亚在内的东非英语国家，印度的痕迹更加明显。印度人多数经营金融业、零售业和小批发业，许多侨民已在非洲生活五六代，并形成了庞大的商业、金融和人际网络。印度产品也早在二战前后便行销大半个非洲，尤以纺织品等轻工产品为最多。

由于这些独特的优势，在一些国家，印度人被非洲当地人看作“自己人”，如在西非、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等其它国家商人被限制进入零售业，但印度和黎巴嫩商人却不受限制。

由于和非洲打交道时间长、层次多，且大量印度侨民渗透到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印度企业在许多国家和城市有完善的“食物链”：批发、零售、回笼资金、汇出利润，都可以在“印度圈子”内部完成，且纵横交错，形成跨行业、跨国的利益体，生命力顽强，可以在非洲实现“经济循环”，资金周转快，对当地就业推动明显，这些都是中国、甚至英法企业所不能及的。

由于交流历史悠久，加上语言障碍少，印度对非洲的文化输出相当有成效，通过大学间合作和交流，在东部非洲的不少国家，存在一个知识分子内部的“印度代言阶层”，如肯尼亚、毛里求斯都曾有人鼓吹“21世纪是印度洋世纪”、“印度比中国更有前途”，主张非洲各国疏远中国，靠拢印度。

莫迪上任以来力图推动“印度制造”及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原材料需求增加，这无形中也会刺激印度从非洲进口原材料，并促使印度资本加强在非洲能源项目的投资。

问题在于印度的软肋太明显了。

近年来印度国内经济发展虽十分迅猛，但“拳头”乃是软件、微电子等智能产业，非洲对此尚无法消化，且即便有次需求，直接和欧美接轨也更划算（如马拉维的新兴软件业便是如此）；“印度制造”或价格低质量更差（如“印度布”在非洲基本上是“地摊货中的地摊货”代名词），更要命的是门类不全，无法满足工业制成品需求旺盛、但自身制造业基础单薄的非洲“性价比要高”的胃口，就更不用提产业转移了。简言之，如果说印度通过自身经济刺激，在短时间内可以扩大从非洲的进口需求，但“印度制造”和“中国制造”在非洲这个特殊竞技场的全方位劣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无解，中非间有来有往的互补经贸关系，在印度-非洲间很难构成。

制约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是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大型工程匮乏，在这方面欧美各国“有力无心”，而印度则是“有心无力”——事实上莫迪上台后极力推动的印度本土基础设施“大手笔”，从资金、技术和承建等各方面尚且要仰赖“外援”，又如何能满足非洲这张“基础设施白纸”的需要？

本届新德里峰会上，印度重申了前两届峰会“在全球改革上相互扶持”的口号，实际上是希望联合国成员国最多的非洲支持印度“入常”，但这正如上届峰会时肯尼亚《民族报》一位亲印度学者所言，这并不现实——当年中国靠非洲朋友重返联合国，如今印度希望借助不结盟时代的旧交情，让非洲帮自己“入常”，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和非洲当年的合作是互利的，但非洲如今的要求是“印度也帮助非洲实现‘入常’零的突破”，印度是办不到的。

“人文对重商”的所谓“印度象对中国龙优势”恐怕也未必靠得住。《塞舌尔太阳报》就曾经说过，在印度裔占相当比重的非洲印度洋国家，当地人通常将印度裔称为“karanas”，对他们抱复杂心态，经济上依赖，政治上却警惕和排挤，这些印度裔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及当地人核心利益，更不敢公然展示自己和母国的特殊关系，历史上“如果印度对印度洋国家印度裔过于热情，反倒会事与愿违”；肯尼亚一些学者更指出，莫迪上台后印度也开始在投资、贸易等方面仿效中国做法，随之而来的是类似副作用也同样凸显，如在东非各国，已经有不少非洲人表现出对印度农场主“圈地”的反感。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印度在非洲有自己的优势，且非洲足够大，完全能同时容纳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大展手脚，更重要的是，非洲各国本身正如民主刚果《金沙萨潜力报》所言，希望“继中国之后，又一个新兴大国愿意在非洲慷慨解囊，帮助非洲在最急需的领域取得发展，从而让非洲经济获得更多的推动力”，认为“这两个国家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也都能为非洲人所接受，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未侵略过非洲，不似西方国家那般，总会让非洲人联想到悲惨而屈辱的殖民时代”，不希望在中印间“二选一”，而更希望非洲和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可以携手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共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地位。从这一点上讲，所谓“龙象非洲之争”即便不算“伪命题”，也只能说，是个被人为夸大许多倍的“人造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