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变美国历史：“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

说美国教育水深，是因为它至为广大，且丰富多样，你实在很难作出概括。但如同大海再深，有深洋，也有海面一样，表层的海面我们还是可以看清，深洋则需要探究到底才能知道。美国教育的“海面”是什么呢？我所说的美国教育的海面，不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她的学校设置、她的课程安排、乃至于她的校园环境是怎样的；而是指教育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它就发生在你生活的周围，在你每日每时的生活之中，是你能切身感受到的。这种对社会的影响，我将其概括为：教育改变美国历史。其实，这样的概括已经有一定的深度了。因为如果局限于教育本身，是不可能作出这种概括的，哪怕你打开视野，也未必就能将教育的作用提升到这一高度。确实，说教育能够改变美国的历史，这大概是对美国教育最高的称誉，但却未必是言过其实的赞美。教育确实能够具有这样的作用。据科学研究证明，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潜能，仅仅被开掘出了三分之一。而对人的潜能的开掘中，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既然如此，教育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逻辑推理永远不能代替现实，逻辑推理如果想要成立，就必须有事实来加以证明。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经验主义的国家尤其如此。其实，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事实很多。我们还是进入美国的历史来看看吧。

美国建国的历史是以独立战争为标志的，1774 年 7 月 4 日《独立宣言》的发布，美国人将其定为国庆日。但在我看来，《独立宣言》的发布，只能说是美国半个国庆，因为它只是标志着与宗主国的分离，不再从属于英国，但还很难说成国。因为当时在这块独立的土地上生效的是《邦联条例》，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利坚合众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可能建立个什么样的国家？甚至要否建立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问题。相比于这些问题，独立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前提，不解决后面的问题，美国完全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样子，甚至是和今天完全不同的国家。它可能是像它的宗主国——英国——那样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它也可能会像法国那样，成为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家，但却经常陷入政治纷争之中。以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情况来看，它“出身”于英国，但却和法国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两种前景不是没有可能。它甚至可能成为帝制国家。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部下就曾劝华盛顿称帝。就一般人性而言，追求权力是人之本性。在美国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枪杆子打下天下后，不是掌握实力的人“坐地分赃”的。但这一切可能性都止步于北美大陆，没有成为现实。历史在此改变了方向，美国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说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已经猜到，紧接着到来的，就是《美国宪法》。美国是一个宪法立国的国家，它是美国的那半个国庆，美国伴随着它走到今天。

我们经常为《独立宣言》那优美的语句所激动：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仿佛天籁之音。我们也时常为独立宣言那深刻的哲思所折服：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来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根据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幸福。但是同样，我们也时常赞叹《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机器之精巧，这架精巧机器之稳重，仿佛“天赐良机”。考虑到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这恐怕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为也。

美国革命既非农民起义，也非“土包子”暴动，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秀才造反”。中国人常讲，“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此秀才不同于彼秀才。大陆会议 54 名代表中，就有 25 名大学毕业生，几近半数。在美国早就有这样一个说法，即“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这句颇有几分道理的话，在我看来，无非是强调教育之于美国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大陆会议的代表中，还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中的大学生，都不限于哈佛，甚至哈佛也不是最多，只不过在所有这些大学中，哈佛成立最早罢了。

美国当今最负盛名的常青藤盟校，包括八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布朗、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康奈尔。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八所常青藤学校中有七所的成立，在时间上均早于美国独立战争；其中唯一例外的康奈尔大学，是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很短时间内建立的。要知道，这些大学都是在那些清教徒到达新大陆后，在饥寒交迫、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都是有着极高道德理想追求的人。前七所学校几乎是美国东海岸和中部殖民地的主要高等教育的人才贡献学校；几乎之后的其他学校，都是由这七所学校早期的教员和董事会出来建立的；当然也有一部分英国的毕业生和学者，主要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较少，也有爱丁堡大学及其他学校。美国仅次于最早的哈佛建立的第二所大学威廉和玛丽大学就是由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建立的。1766 年建立的新泽西州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其创始人几乎全是常青藤毕业生。

参加 1787 年制宪大会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易中天教授有几分调侃地称他们是一些“乡巴佬”。“乡巴佬”，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指的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内涵上带有强烈的贬义。然而，根据美国进步派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等人的研究，先后参加费城制宪大会的 55 名代表，从职业上看，大都是有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包括商人、种植园主、将军、州长、律师（其中有 33 人为律师或者研究法学的人）和银行家。但从教育水平上说，一半以上的代表（31人）受过大学教育。从政治经验上说，55位代表多为独立革命的领袖，其中有 39 人曾为大陆会议的议员，3 人曾担任大陆会议的执行官员，8 人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21 人参加过独立战争，两人参加过《邦联条例》的起草（6 人在条例上签字），7人曾担任过殖民地的总督，8 人曾参加各州的制宪大会。很显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地方政府的官员或社会上层人士，并且在独立革命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当时的英国或殖民地的大学中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构成了社会的精英。很难说，这样一个群体可以被称为没有文化的“乡巴佬”。实际上，易教授在书中也提到几个费城制宪大会的与会者受过高等教育，担任律师和法官。没有教育作为底蕴，独立战争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光景。

众所周知，美国的宪政制度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制度创新并非平地起高楼，它有两个来源：一为继承欧洲的政治传统、尤其是英国的政治传统的创新。对于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们以及当时的广大“美国人”来说，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政治思想、历史上各种政体的利弊，是他们的“常识”。启蒙运动以来，英国的自由主义、英国和法国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学说等启蒙思想则更是如此。这一点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看出来。如果说他们没有“文化”和“理论”，显然与史实不符。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欧洲政治经历和政治思想，正是美国的“国父们”进行体制创新所依据的重要政治资源。

第二个是本土资源，包括 1607—1776 年间英属北美殖民地一个半多世纪的自治的政治经验，以及 1776—1787 年间各州立宪定制的历史。实际上，联邦宪法也是在继承美国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体制基础上的创制。制宪者们吸收了欧洲以及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并且力图避免独立后建立的邦联体制和各州政府框架中的弊病。“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将外来理论和经验与本土传统、民众心态及当前情势相结合，并在运用中加以发挥和改造，不期然地熔铸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些所谓的“乡巴佬”能够制定出来一部宪法，那才真是一个“奇迹”呢！即使他们能够制定出来，也恐怕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决不会持久。

开国元勋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教育。首任总统华盛顿曾多次要求国会和政府重视建立大学，强调在大学里讨论政治问题和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的重要性。他说：“教育是启发和确保我国公民具有正确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措施。建立大学更具有特殊意义。在大学里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琢磨有关艺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学问。在那里那些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不仅可接受理论和原则的教育，而且他们自己也能为实际工作奠下扎实的基础。”至于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则更是重视教育的典范，他从总统任上退下后，全身心投入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之中，亲自设计校园的格局和建筑、亲自设计大学课程、亲自选聘任教老师。杰弗逊是美国历史上最穷的总统，皆因他举债创办大学而背了一屁股债所致。他对教育如此重视，以至于他亲自为自己的墓碑撰写了这样的碑文：这里埋葬的是《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在他看来，任职总统远不及创办大学更为重要，因为身为总统，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荣耀，但创办大学则是一个民族的福泽。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旅行的意义：美国社会观察》（中国法制出版社），作者张树义是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方向教授，长年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这本书是他游学美国期间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游记，希望引介美国社会运作的相关经验，他相信，好政府的塑造不仅仅是政府内部的自我塑造，更有社会的外部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