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移民潮冲击下，危机年代的伟大音乐

在1945年以来最大的移民潮冲击下，几个核大国在叙利亚上空玩起了俄罗斯轮盘赌，英国工党领袖想降低国防，欧洲在重新建立边境，这种时候写关于音乐的文章好像百无一用，甚至有逃避现实的嫌疑。思考作曲家的作品，诠释者的贡献，五线谱上蝌蚪符的意义（它们看上去简直像末日决战时满天的乌鸦）到底能有什么好处？

在危机年代我们被吩咐要保持镇定继续过日子。但当压倒一切的非常态与我们对细微琐事的专注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过日子就成了最难的事。一句话，有什么意义？

写下这段话时我在德国鲁尔的一个镇上，这里失去了钢铁、煤炭和汽车制造，对非常态十分警觉。我来这里是参加以色列作曲家诺姆·谢里夫（Noam Sherriff）八十大寿音乐会，以及德以建交五十年纪念——建交本身代表两国愿意以文明的方式对待过去的反常历史。这个叫波鸿（Bochum）的城镇，人口三十五万六千人，还在不断下降，不像能够庆祝任何事的地方。街上的打折店和土耳其烤肉店笼罩着阴惨的愁云。

波鸿的鲁尔大学是1960年代野兽主义建筑的代表，相比之下伦敦的南岸成了中规中矩的帕拉迪奥式建筑。鲁尔大学据说是全德国学生自杀率最高的。波鸿第一眼看去乏善可陈。

除了一支高水平的交响乐团。该乐团的首席也是卢塞恩音乐节的乐队首席拉斐尔·克里斯特（Raphael Christ），过去二十年里由英国北方歌剧公司前音乐总监斯蒂芬·斯隆（Steven Sloane）指挥。波鸿镇将这支乐团视为骄傲之源，虽然几近破产，也要抓住音乐作为救赎的途径。斯隆既是行政总监也是首席指挥，说服了波鸿居民帮助他造一座新音乐厅。该厅预算三千五百万欧元，其中一半来自个人捐款。

音乐厅建在一座十九世纪中期的教堂旁边，它世俗化的中庭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光线暗淡。每一分钱，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起来。外围房间是教室和排练室，明年夏天开放时，音乐厅从早到晚都会有音乐，年中无休。这与西蒙·拉特尔爵士打算在伦敦金融城打造的五亿英镑虚荣厅简直是天壤之别。伦敦盯着银行家，波鸿心念居民百姓。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哪一种更理解音乐的价值，答案显而易见。

诺姆·谢里夫的一生都处于不确定、焦虑的时代。他生于一块没有音乐的土地，语言从经文中重新创造。母语是每个作家和音乐家的基础资源，谢里夫那一代人没有母语，却自成一格。他的出生地没有广播，留声机少得可怜，没有机会听到音乐。音乐得从头写起，还要反抗那不断闯入的背景音。

政治上看，作曲家经历了1948、1956、1967、1973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战争。创作上看，右翼要求他反映国家象征，左翼要求他写有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的音乐。风格上看，他受到传统派和进步派相反要求的挤压。存在上看，他生活在提倡共产主义的群体中。从态势感知上说，以色列没有难民，但窗外每小时都有喇叭广播通告。

每55分钟就听到坏消息，耳朵里充满了最近灾难中遇难者的名字，在头脑中时刻保持危机感对任何创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成就。诺姆·谢里夫保持了八十年的危机感，并成为以色列公认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

在创作音乐之外，谢里夫还创建了一支交响乐团，他也指挥、教学，许多流派的音乐家都受益于他得之不易的超越技法——他用音乐创作克服危机感的能力。波鸿的观众懂得那种轻重缓急，毋须我多言。

他们，还有我，一起听了一场难得的演出——《死者复生》（Mechaye Hameitim），概述了犹太人在北欧的音乐历史，从隔都到启蒙，从大屠杀到大迁徙。这出为两个独唱、合唱和乐队所作的清唱剧带我们领略了离散文化，极为动情。谢里夫能将司空见惯的材料转化成空灵飘渺的新声，他的和声和配器都极有创意，能让我们每次聆听都像第一次。可以与之类比的是布里顿在《彼得·格赖姆斯》化用民歌，还有伯恩斯坦的《奇切斯特圣歌》。

波鸿听众的反应是狂喜入迷。乐手们泰然自若。合唱队中天使般的童声昂扬歌唱哈里路亚，日本低音提琴手演奏独奏时好像是马勒《第一交响曲》首演。乐队和合唱队齐心协力，毫无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