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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黄永玉将沈从文说成战士，而不是文学家？

张文江、周毅

2015-11-05 10: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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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沿着无愁河到凤凰》（芳菲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是一本讨论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书。《无愁河》已在《收获》杂志连载了将近七年，七年里，我们看到黄永玉先生持续不断地在写这个故事，越写越好。

在不久前的一次《沿着无愁河到凤凰》读书会上，该书作者周毅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文江、青年批评家黄德海共同讨论了凤凰的武功与文脉。

在张文江先生看来，“陈渠珍是黄永玉和沈从文通向古典世界的接口”，而周毅也表示，她是在理解陈渠珍以后，才明白黄永玉给沈从文先生题的墓志铭，他写的“一个士兵要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如果你不太理解他们的源头，就不明白为什么黄永玉会把沈从文说成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文学家，不是一个诗人。”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读书会部分相关内容。

张文江：周毅这本书的直接缘起，来自黄永玉先生。黄永玉先生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非常奇特，难以用现成的观念来概括，将来文学史如何评价，我相信也会有一些困难。周毅是非常敏锐的，以读者的直觉感应了这本书，然后以她的热情来写作，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书。周毅完完全全地被黄永玉先生所感动，而我呢，愿意更退后一步，在远一点地方看，从陈渠珍到沈从文到黄永玉的整个路径。然后，再往上推推，再往下推推，看看会出现什么景象。

早就期待周毅这本书，其中大部分文字，我当初都读过，还提出一些意见。我想说，到目前为止，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书。好在哪里？第一，题材相对重要，人物的性格——其实，我更想说人物的品格——相对鲜明，对现代人有思想上的启迪。第二，在文体上有所探索，就是我一直讲的，文学批评自身也是艺术品，和批评对象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尝试有所超越。这本书布局相对巧妙，文体散落有致，部分语言的节奏像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歌唱性。但是，我觉得光说好话没意思，一片赞美声或许会淹没人。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拨弄一些弦外之音，重新阐发一下这本书的意义，这样构成别一种形式的推荐，以此来显示我的诚意。

刚才周毅说明了书名的来历，《沿着无愁河到凤凰》，她很满意这个书名。这个书名比较文艺，比较清新脱俗。“无愁河”是文学作品创造出来的形象，凤凰是真实的地方，两者连缀包含了虚实互动。如果我能够提出建议的话，我更愿意采取的，是这次讲座的副标题——“从陈渠珍、沈从文到黄永玉”。甚至更加赤裸裸，直接用三个人的名字：“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想象一下，图书检索的效果！）。当然，我的推荐过于直白，不要说别人不同意，我自己大概最后也会推翻。不过，我想讲的是，即使提出来后再减去，只要提出过，对此书的认识就会有所两样。

我要讲的其实也来自作者，作者对此并非不认识，只是还比较隐约。把三个人并列，其中的沈从文、黄永玉，现在人人都知道。关于他们的事迹和形象，我暂且代作者卖一个关子，请大家读手头的新书。我想重点谈谈陈渠珍，沈、黄两个人大体有定论，而他近乎没有定论。为什么这三个人我愿意并提呢？我认为沈从文也好，黄永玉先生也好，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对陈渠珍有所认同。

相关的表述，本书中多处出现，比如说43页，214页，216页，225页。这本书的18页上，作者写到自己的惊奇和不平静，提出了疑问：陈渠珍“究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旧式军人，还是在时代中脚跟立定、不随波转的修道苦行僧？他毕生的努力，是可以扫进历史废纸篓的无用功，还是仍保有未散发尽的积极能量？他究竟是不东不西，不古不今的半吊子，还是试图兼容东西古今造福于民的志士”？而最后一句话是：“很难回答。”在37页上，作者又提出类似的问题，她说，陈渠珍在凤凰和平举义，“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湘西的平安。在他的思虑中，必是以后者为大，这是他一生贞吉不死的关键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哪一点对头处’？我尚不得知。”当然，这里的“很难回答”，“不得而知”，非常可能是写作上的修辞，其实是不用回答的。我姑且把它看成疑问，来尝试作出解释。

先引用书中沈从文讲述的陈渠珍，看看陈渠珍的品格在哪儿？20页引沈从文说：“使我很感动的，影响我一生工作的，却是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而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还有一处在34页，讲到陈渠珍以王阳明、曾国藩自许，作为自己日常修身的榜样。

我说陈渠珍是这三个人中间通往古典世界的接口，在他身上有中国主流传统的那一套学问，那一套人格。而沈从文和黄永玉对此都有所截取，完成了他们的传奇事业。中国学问的核心在哪里？它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做人做事情的学问，而不是文字上打转的功夫。如果我来理解中国文化的话，首先要从王阳明开始，然后逐步上溯。不得已次一等，从曾国藩开始；再次一等，也许要关注张之洞，他的《劝学篇》和《书目答问》，对传统作最后的系统性整理。陈渠珍的一生实践，全都由做人做事情而来，这才是中国最内在的命脉。书中引用陈渠珍说的话，“一个人要晓得，从早到晚，从生到死，总要劳动，总要做事”（44页），这些话他用在自己身上，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在中国的古典学问中，这就是《尚书》的《无逸》，我因为喜欢，也曾经讲解过。

这本书43页，提到治国、护国、生产三种阶级，陈渠珍都已经兼及，而沈从文和黄永玉还缺治国一项。各大文明系统的古学，在中国孔子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治国、护国在政事和言语这一路。当然，《论语》以君子作为言说对象，那么同时也包含和生产者或劳动人民的关系。相对于古希腊呢，就是所谓的理性、血气（或激情）和欲望，治国、护国在血气（或激情）层面。在印度的四种姓中，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治国护国呢，大致相当于刹帝利。陈渠珍本人的德行几乎无亏，但是，古典学问还有更高的要求，不仅本人要有德行，而且对德行要有所认识。陈渠珍已经下接地气，没有人知道他，不是他的错，他本来不追求这些。但是，如果从修养的层面来讲呢，另外还有上接天气，而这条路永远可以扩展。

打开周毅新书的第一页，扑面就看到“艽野尘梦”这四个字。“艽”有两种读音，在《诗经》中大概是读成“qiú”的，“艽野”是远荒的意思。那么这个“尘梦”呢？古典世界浩瀚无垠，在中国可以有三个方向。陈渠珍把居所题为“寥天一庐”（34页），出于《庄子·大宗师》，和道家有关。“尘梦”则来自佛教，陈渠珍自己有解释：“大地河山，一虚妄境界耳，非宇宙真实之本体也。”（45页）看破人生如梦，依然在其中努力，这才是大乘菩萨行。而“艽野”来自《诗经》，算是和儒家有关吧。从“艽野”用词的精细不苟，可见他的古典修养并非一般。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中的《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陈渠珍的用典，应该从这里来。

为什么说它贴切呢？他本人是将士，“徂西”往西走，“艽野”相应西藏。《诗经》中有正风正雅，也有变风变雅。《小明》是“变雅”里的一篇，对应的是周幽王时代。将士为国家出征，没有得到领导阶层的支持和理解，抒发忧苦和怨。陈渠珍出征在宣统元年（1909），对应清末这样的衰落时代，孤军深入西藏，出发时一百十五人，回来时只剩下七人。《诗经》中和这一篇变小雅对应的正小雅是《采薇》，我相信大家都读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非常美丽的词句，我们读《采薇》，一般都会被写杨柳的诗句吸引，但这首诗总体的意思是写将士的怨。同样是做事情的人，正小雅在文王的时代，君王体谅出征将士的辛苦，而在变小雅的时代呢，将士在外边的辛苦，居于中枢的领导已完全不关心了。所以说，做领导的人，要知道将士的辛苦和牺牲。上下连同一体，这就是正小雅。上下的接通断绝了，这就是变小雅。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谢谢周毅带来的好书。

周毅：（抢话筒，笑）德海，让我先来回应一下张老师的话吧。张老师的话，对我有一个点醒，我虽然把这三个人的序列说出来了，但是我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张老师说“陈渠珍是黄永玉和沈从文通向古典世界的接口”，这个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们从现代以来和古典世界有一个断裂，这个断裂我们自己未必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不知道怎么去联接。沈从文先生前半辈子是文学家，到了后半生——去年张新颖写了一本很精彩的书，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如果是放在刚才张老师说的古典的定义里面其实就会很清晰。古典对人的要求是做人，做事。不是说做一个文学家，文学家不是最高的，古典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看你做人做事。沈从文完全是按这个路子走的，最后成就的是他这个人。

我觉得我也是在理解陈渠珍以后，才明白黄永玉给沈从文先生题的墓志铭，他写的“一个士兵要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其实不容易懂。如果你不太理解他们的源头，就不明白为什么黄永玉会把沈从文说成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文学家，不是一个诗人。对我个人来说，要明白他们这个系统，才知道黄永玉为什么把沈从文说成一个战士。我重复一下刚才张老师的话，他刚提到治国者、护国者、生产者这三种身份，这个说法是陈渠珍的划分，对人三种“天职”的划分，士兵就是护国者吧。在凤凰这地方，我觉得人的天职非常清晰，而我们都市里的人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迷失的，是没有天职的，到底你这个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寻求快乐？或者自由、幸福？但是，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对人的所有的定义是从天职开始的，你必须承担了这些天职，去完成这个天职你才可能是一个人。

陈渠珍除了《艽野尘梦》之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书，《军人良心论》，这部书写在《艽野尘梦》之前，是他在湘西搞自治的时候写的。我说《艽野尘梦》是一部情感之书，而《军人良心论》是一部信仰之书，是凝聚了陈渠珍的信仰所在。这本书看名字是“军人”良心论，其实这本书里面几乎没有写军队，就是良心论，就是讲做人要讲良心，就是刚才张老师谈到的大乘佛法。你要对这个宇宙的本体有一个认识，然后你要在这个世间做事，是这样子一个思路。黄永玉和沈从文他们没有治国，没有做一个行政首领，但护国和生产，黄永玉和沈从文都做了。像沈从文先生晚年，像黄永玉先生现在，“耄耋之年仍劬劳不止”，人生百年，完全不偷懒，每天必须做事，才能成就一个人。

刚才张老师说，说古典的核心是做人做事，这个意思真重要。这些年我觉得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和这个是有点脱离的，和做人做事的关系有点隔开来了。我在看“无愁河”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不比好坏，就是做一个比较，和《红楼梦》做一个比较，我书里有简短的比较。中国四大名著里面，只有《红楼梦》是写日常生活的，这一点“无愁河”和它很像，它那么长，但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是我说《红楼梦》比“无愁河”缺了一点，它没有生产性劳动，它是写园子里面一个贵族的生活，这个是不是有缺失呢，我觉得是有，就是说天气有了，没有地气，没有接到劳作这个层面。而不管是沈从文还是黄永玉，在他们的写作里面，他们最核心精彩的形象是劳动者。

《边城》里面翠翠和她的外公，《长河》里的一些人物形象。黄永玉“无愁河”第一部“凤凰城”，里面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人物形象，是他的保姆王伯。无愁河中写了很多，像保姆，厨师，船夫，很多手艺人形象。他写的这种民生百年长勤，这样的日常生活，是《红楼梦》里没有的。和《红楼梦》还有一个比较，“红楼梦”这三个字其实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相”，“无愁河”这三个字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相”，“红楼梦”是在一个大观园里面的故事，最后的人生观是有一点点虚无的。好像是顾城说过，中国有两部作品是写过人间天国的，一个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有一个是《红楼梦》，它们把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精妙的东西写出来了。我觉得“无愁河”这三个字里面也有，接触到了一个本原性的东西。

我以前以为我跟无愁河的缘分，为什么我会被这本书感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接近的故乡。我是四川人，湘西凤凰是四川话语系，不是湖南话语系。他们的地理环境和我家乡的地理环境也有接近处，有山有水，人就是在这样的天地间出生成长。我开始以为就是一个故乡的概念，后来，其实也可能是这几天才明白过来，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因为其中有一种本原性的存在。巴金先生、鲁迅先生他们对故乡的态度是要去拯救的这么一种态度，但是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我觉得肯定有几年，我们童年的成长，和故乡的山水融合在一起时候是非常完满的。我们的人生在那里其实有一个本原性的存在和支持，对你的一生是有这么一个支持的。这个支持在我后来的学习和求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对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大学这样的知识系统里面，把这个东西失落了。我后来读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读到后来都有一种不尽意的感觉，感觉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达。一直是到“无愁河”，才觉得，如果你说它是一个文化的根也可以，是我们人的一个根也可以。人被天地所生出来，还是要有感恩心的。就是你童年获得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你长大后不能一直去批判它，其实这样把自己的根弄没了。

我书里面谈到过一个比较，在很相似的一个经历前，黄永玉和鲁迅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个经历就是家道中落。鲁迅先生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真是对人间一种很势利的解释，好像看清了人生，是这样的势利。黄永玉小时候，在比鲁迅更小的时候，他的家道也中落了，他的中落更惨烈，父母突然成为像通缉犯那样的人，要抓起来枪毙的，父母都逃走了，一瞬间就逃走了，他成了一个没有父亲母亲的人。然后他就被他的很侠义心肠的保姆背起来到山里去躲了两年。如果要说家道中落的话，他的家道也是中落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态度真的不一样，黄永玉在家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他不是用一种很凉薄的心看待这个世界，他说他获得了更大的一种支持，就是在那个保姆带他去的乡下，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天地给了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是黄永玉一辈子碰到大事，都会重新想起来的。

包括最近这一期《收获》里面写到他要去杀人，他只用一句话描写他的内心状态，他那个时候浑身发抖，心里想的是，“王伯，要出大事了”。这个王伯就是他两岁到四岁时候的保姆。这个没有知识，没有读过书的人，给了他一辈子最大的支持，就像最强大的一个定力，让他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想到这个人，让他知道怎么做人，他不是从读书习得的，而是说人要有天良，你有了天良很多东西就都不怕了，能在这个世间无所畏惧地生活。这是我对张老师讲的话的一个呼应。做事做人是古典的核心。

刚才张老师说很难定义“无愁河”，我们受这个现代文学教育的人，确实很难给它一个定义。因为它的源头已经到我们现在的文学之外去了，它是写于当代的现代的文学，不仅如此，它还是古典文学！它把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精神，以前我们拥有的一些很高贵的东西，通过人物的形象写出来了。这个我觉得是“无愁河”非常了不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