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高校使命,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库

胡伟

2015-11-06 13: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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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高校正在兴起建智库的热潮,很多高校都在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具有问题导向。在此背景下,如何对高校进行学术评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谈及这个话题,还是要弄清楚高校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如何进行学术评价更说不清楚。
在此背景下,如何对高校进行学术评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高校的使命是什么?
高校是干什么的呢?一般来说,国内公认高校有三个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这实际上是对国际上有关大学使命的三种主要理念的同时采纳。
第一种理念是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强调的教育功能。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他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大学的目的有两方面:首先,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其次,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
《大学的理念》
第二种理念是有“现代大学之父”之称的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所提出的大学作为研究中心的功能。洪堡倡导的现代大学理念是对欧洲中世纪传统大学的超越与升华——传统大学是以保存知识、解释知识为主,而现代大学是以发现知识、传播知识为主。洪堡确立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至今仍被奉为世界上著名高校的圭臬。他特别指出,国家决不应期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而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其真正的使命,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其成效远非政府急功近利所能及。
第三种理念是当代美国教育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所提出的大学作为社会的“服务站”的功能。在克尔看来,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一个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的过程。所谓“乡村”即纽曼式的大学观;所谓“城镇”即德国式的大学观。在20世纪中叶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代表着未来高等教育方向的是“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这不仅意味着大学规模如何,而更根本的是大学功能的变革——现代大学已经不可能俨然固守在象牙塔之中,也不可能默然存活于实验室之内,而必须开放式地面对社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权利与责任。这场变革的动力是“知识产业”的大发展,因而克尔主张学术要与市场结合,大学要为社会服务。
就中国而言,我们对于上述三种理念是兼收并蓄的,但第三种理念变得越来越强势,在实际过程中也越来越主导着大学发展的方向。不少大学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坐不住冷板凳,越来越被金钱和利益所诱惑。而从国际上看,尽管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也被接受,但通常被视为大学的“第三职能”。总的来说,倒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著的《现代大学:美英德大学研究》提出的理念,在国际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该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培养远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学生。”弗莱克斯纳反对把大学办成“公共的服务机构”,他写道:“如果大学真的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宣布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大学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失误,一种虽然不乏功用,但却肯定不是大学的事物。”弗莱克斯纳特别强调了大学的研究工作应具有寂寞性和非功利性,大学理念的精髓是学术自由。
应当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都是大学不可或缺的职责,但其最核心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国际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加强调高校对知识的发现、传播和保存功能,这是高校的命根子。这实际上强调的是研究和创新,有了这个,才可以进行人才培养或者说教育,否则不发现、不保存知识,拿什么来教育呢?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服务社会。
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智库热而言,智库建设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是高校的主要任务,不能本末倒置。如果说高校主要任务是建智库那就麻烦了。我不反对高校建智库,但是我反对一哄而上、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拼命建智库的做法。现在很多高校包括顶尖的高校都是如此,把智库建设放到了学科建设之上,把获得领导批示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这样的导向,就背离了大学的根本使命。
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思是,学校应该是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学科导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学院派的、学理性的或者科学性导向,与问题导向相对。为什么这样区分呢?我们现在比较喜欢把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这个分法不太科学。因为纯学术的研究也不见得不关注现实,比如说罗尔斯,正是因为他关心现实问题,终结了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主张的“价值祛除”、做所谓“纯科学”研究的行为主义取向,才写出了《正义论》。你说这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研究?实际上,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三类。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属于基础研究,爱迪生发明电那就是应用研究,像上海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对策研究。而对策研究是面对一个具体问题,我们怎么把它给破解掉。对于智库来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是其主攻方向,智库主要是做对策研究,它是问题导向的,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开出“药方”。
爱因斯坦
而对于高校来讲,很多教授是不做对策研究的。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做演讲,在讲了学术观点之后,又提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当时一个美国教授说,不需要研究对策,那是政府的事情。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中国的教授比较喜欢搞对策,而西方的高校并不那么看重对策研究。这样说,不是说对策研究不重要,而是说谁做对策研究更恰当。如果说让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之类的机构去做对策研究,美国教授绝不会说不对。但高校的主要使命不是进行对策研究。当然这不是说,西方的高校都不能搞对策研究。像哈佛大学,也有一些智库或半智库性质的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肯尼迪政治学院等。但大学还是把基础研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和纯粹的智库是不同的。像哈佛大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名鼎鼎的是其商学院、肯尼迪政治学院之类,中国人对此很热衷。但我在哈佛访问的时候,美国人告诉我,商学院在哈佛不是那么重要,校园也在主校区之外,相比之下其经济学系更被看重。同样,其政府学系也比肯尼迪政治学院更具核心地位。哈佛大学最核心的机构是其文理学院(FAS),包括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都在其中,学术大师云集,这才是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的立校之本,而文理学院基本是不做对策研究的。
大学更多是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只占其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智库则以对策研究为主。所以一定要把不同研究机构的功能搞清楚,就是高校做什么,智库做什么。中国还有党校,倒是可以着重做对策研究。我在现在任职的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就提出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不应该是搞基础研究,如果搞纯基础研究,整体来说你很难超过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那么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重点做什么呢?我认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这才是我们应当重点做的。我们还有社科院,按说它应该是做基础研究的,但现在在中国被定位为是智库导向的。如何定位可以研究,即使主要作为智库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因为社科院毕竟不是大学,可以有所不同。总之,我们要把不同的研究机构做一个功能上的区分,不能所有的机构都一样。
问题导向: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第二个反思,如果说高校也可以做一些问题导向的研究,那么还要搞清楚,你所研究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现在我们做的不少所谓“问题导向”的研究实际面对的是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然而,一些伪问题经过一糊弄、一包装,好像真就成了问题,吸引了很多人去讨论、争鸣,并获得了大量的资助。
现在有人讨论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说不能过度宣扬法治而贬低人治,法治也需要人来执行,必须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伪问题。法治体系下重视人不等于是人治,就像我们说市场经济当中有政府调控,但不能说市场经济要和计划经济有机统一,这两者是无法有机统一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提倡民主和法治,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也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如果要做对策研究,应当是如何落实依法治国,而不是去论证什么法治要和人治相结合。这就是伪问题,即使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历来缺少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再去为人治摇旗呐喊不是雪上加霜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研究太薄弱,以至于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往往把握不住,鱼目混珠,偷梁换柱。本来已经很明确的问题,包括民主是好是坏,都争论不休。还有像“民主制度最有利于腐败治理”,本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在我国理论上就十分混乱,所谓的民主导致腐败论、民主不利于反腐论等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这些作者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国不能搞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会更腐败。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多科学、扎实的对民主和腐败治理之间关系的基础研究,作为问题导向的研究的支撑。就像你给病人开药方,如果不知道病理学、药理学等基本原理,怎么去看病?那不就成了江湖郎中了吗?如果基础研究扎实了,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国民的理论素养提高了,上述形形色色的伪问题就不会有市场,就会为人所不齿,更不会有谁愿意资助这些伪问题的研究。
智库的特点和生命就在于其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那就至多是扮演中国古代门客、师爷的作用。我国历来不缺这类角色,缺的是独立的、研究真问题的智库。
结语
在搞清上述问题的前提下,最后简单谈一下高校智库热下的学术评价问题:
第一,高校还是应该鼓励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因为这是其他研究机构不做或做不了的,是高校不可替代的使命。目前高校越来越急功近利,行为越来越短期化,这是一个灾难。
第二,对高校的学术评价必须区别于对社科院、党校以及其他专业性智库的评价。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功能分化,高校就是高校,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库。我始终认为高校的研究应当主要是学科导向、学术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高校不可适当做一些问题导向的研究。
(本文作者胡伟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纪念《探索与争鸣》创刊30周年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11月6日刊。《文汇学人》微信公众账号:wenhui_hr。)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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