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么多的“中产”，可是“中产”到底是什么？

我是澎湃新闻评论作家沈河西的忠实读者。沈先生针砭时弊，总在第一时间对当下热门文化事件做出独到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沈先生为文好用一组概念：“小资”和“中产”。在《每位大师背后，为何都有一个“王菲”》中，“小资”出现8次，“中产”出现2次；《王菲的新歌，不是<清风徐来>，是胡来》，“中产”在结论段出现1次；《中产的“跑步”新宗教》，“中产”在正文中出现19次；《许美静的月光照不进今天的城市》，“小资”1次，“中产”1次……仿佛这些文章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编织起来的。在我印象里，观察者网的余亮老师也一度频繁使用这两个概念，比如他作于四年前的八评韩寒系列：“中产”在第一评中出现了2次，“小资”则以5.57次/评的频率出现在后七评之中。诚然，这些年，余老师似乎不再给这两个词那么多的出场机会了，但他也从没有彻底抛弃过它们。

“小资”和“中产”：说的是什么？它们大概是“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缩写，因此大概是对“petite bourgeoisie”和“middle class”的翻译。可前者是个法文词组，后者是个英文词组，怎么就摆在一起了呢？还有：这两个词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最初指什么，后来意思有没有变化？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可以频繁地使用它们？好像它们都和“资产阶级”有关，那外文里bourgeois、capitalist、citizen这些和“资产阶级”沾边的词有什么区别？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喜欢读沈先生和余老师的文章，这样的问题总萦绕在我心头。也巧，最近读到一本名为The Bourgeois的书（音译为《布尔乔亚》），一些问题便稍稍有了眉目，尽管读着读着发现，这本书给我的比我想要的多得多。

Franco Moretti和THE BOURGEOIS（Verso出版社，2013年）

《布尔乔亚》的作者叫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意大利人，马克思主义者。这位莫教授的能耐可不小，他做文学研究动辄大数据、进化论、制图学，不过此地无暇多谈，我们还是先谈布尔乔亚。Bourgeois是法语词，中文意译为资产阶级/市民阶级。11世纪，法语中的burgeis指那些摆脱了封建管辖权而获得法律权利的中世纪城镇（bourgs）居民。后来，布尔乔亚有了经济意义，指城市里个体经营的小业主，再后来，它又指中低层的白领雇员和公务员：到19世纪，有财产的布尔乔亚和有文化的布尔乔亚汇合成了一个形象。英国人不喜欢布尔乔亚这个词，他们在19世纪开始频繁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因为工业革命后贫富悬殊的英国亟需收编一个处于中间的阶级担当社会两极的调停人。

《布尔乔亚》的副标题是“在历史与文学之间”（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换言之，这本书的焦点是与市民阶级相适应的文学形式，或者说是由文学棱镜折射出的市民阶级。文学当然不是直接的历史证据，但文学作为“难题-解决”装置，总是通过其形式组织想象地解决了时代的某个矛盾，给读者带来愉悦，因此，借由这些留存至今的19世纪形式化石，我们未必不能理解它们曾经试图解决的历史难题。就文学形式而言，《布尔乔亚》更关注语言风格而非故事情节，于是便有两条平行的风格线索贯穿全书各章：一为散文，一为关键词。散文（prose，与韵文[verse]相对，prosaic即平淡无奇）是专属市民阶级的文学风格、这本书的隐秘主角，莫雷蒂在各章逐一讨论了这一修辞的不同方面。关键词则是当时作家在具体作品中使用过的词，它们多为建设性的、具有调节作用的形容词（而非概念）。散文（语法）和关键词（语义）一道向我们呈现了布尔乔亚们的心态。

初一看，莫雷蒂如考古学家一般，按照市民阶级“由生到灭”的线索编排了《布尔乔亚》各章。第一章《工作的主人》把鲁宾逊作为市民阶级的起源：鲁宾逊在其荒岛生活中看到了一种模式，他也找到了表达这一模式的语言。第二章《严肃的世纪》是市民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上升期、扩张期：布尔乔亚有了自己的美学，取得了风格的一致，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可到第三章《迷雾》，事情正在起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市民阶级虽然掌握了经济权力，但在（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上却唯唯诺诺、遮遮掩掩，丧失了自己的风格。这是《布尔乔亚》的转折点。第四章《畸形民族：半边缘的变形》讲述了欧洲南部和东部的资本主义新人在旧制度面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在第五章《易卜生与资本主义精神》，莫雷蒂用易卜生的悲剧总结了这个布尔乔亚世纪：布尔乔亚（散文）在资本面前低下了头，下一个时代是属于金融家们（诗歌）的。起源，上升，转折，灭亡：今天，资本主义空前强大，它的人格化身——它作为统治阶级的正当性——却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然而，还有一条更重要的隐秘线索贯穿着《布尔乔亚》全书：即现代合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律背反。《鲁宾逊漂流记》的叙事结构有一个断裂，前一半是海洋里的冒险，后一半是陆地上的工作：从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变成了理性的资本主义，就像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个进程一样。正是后一半的孤岛生活使《鲁宾逊漂流记》成为了现代神话，因为鲁宾逊体现出了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统治者的一面：他是一个“工作的主人”。工作是社会权力正当化的新原则，因此，鲁宾逊关心对他有用的（useful=关键词1）工具，关心做事的效率（efficiency=关键词2），关心工作后的休息（comfort=关键词3）。不但如此，他还经常说出这样的句子“Having done A, I did B to do C”(做完事情A后，我做了事情B，为了接着做事情C)：这是散文连续且不可逆的节奏（散文1），是工具理性的语法，是往前发展的节拍，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共产党宣言》语）。一切，都朝着理性的方向？并没有。在《鲁宾逊漂流记》的最后一句话里，鲁宾逊许诺了他的新冒险仍会惊奇不断。换言之，资本主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化约为理性，它总有冒险、掠夺的一面，总有非理性的冲动。那工作本身就是理性的吗？一味地只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在乎这么做是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恰是一种非理性的生活。同样，散文不断地生产新形式（散文2），追求局部的细节、字面的精确性，也会使整体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这还是非理性的。于是，整个布尔乔亚文学世纪就在两条道路间分岔：一些人选择在散文这项工作上继续精工细作（第二章），另一些人则选择对着干，站在了意义那一边（第三章）。

从事散文工作的一方为我们贡献了以下发明：首先是填料（filler）。填料是发生在小说两个情节转折点之间的日常生活叙述。比如《傲慢与偏见》有三个转折点——第三章，伊丽莎白与达西相遇，三十一章后，他向她求婚，再过二十七章，她接受了他——在这三个转折点之间，她和他见面、讲话、玩牌、喝茶：统统是填料。填料提供了与资产阶级生活的规律性相匹配的叙事快感，使小说被纳入到合理化的进程当中，于是，布尔乔亚文学变得严肃（serious=关键词4）起来。此外，《米德尔马契》对细节和精度的追求迫使人们面对一切事实，将现实作为原则（散文3），《高老头》对事物的描述则让时间停驻，使当下从属于过去，呼应着保守主义的现实政治。最后，《包法利夫人》里的自由间接话语更使爱玛·包法利的主观自我屈服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意见（散文4）。规律性、精确度、社会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变得更加坚固。

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另一股势头明显占了上风。不妨比较一下两幅裸体画：一幅是马奈作于1863年的《奥林匹亚》，画中女子抬着头，盯着观画者/潜在的顾客，愿意和你讨价还价，她虽然貌似躺着无所事事，可她分明就是在工作，而且是“直接地、无耻地、露骨地”（《共产党宣言》语）工作；另一幅是米莱斯绘于七年之后的《游侠骑士》，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在为一个裸女解开束缚，可二人的举止怪极了，骑士的眼睛不在裸女身上，他好像沉思着什么，裸女更是被迫似的把头扭开。米莱斯有画裸女的“贼”心，却又不敢明目张胆，于是他为裸体安排了一个叙事动机：她之所以没穿衣服是因为遭到歹人劫持，眼见她就要遭遇不测，幸好骑士及时赶到……在维多利亚时代，叙事化的裸体画不再露骨。当然不仅是油画：丁尼生的句法迷宫将麻烦的真相深藏；哥特风格的建筑打消了实业家的自卑；绅士的伦理选择为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投上美德之光，资产阶级试图影响（influence=关键词5）工人，获得统识（hegemony）；还有无处不在的维多利亚形容词（散文5），把伦理、情感、形而上的判断笼罩在一切现实之上；人们更在乎热忱（earnest=关键词6）的精神状态，而非严肃的后果，更热衷于文化和博雅（liberal）教育（国家权力的基础），而反对科学和艺术的自律……这就是维多利亚主义：假传统之手来为资本主义统治辩护，企图使这个世界重获意义，重新赋魅。中产阶级用他们模糊的修辞（散文6）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于否认、盲视、伪装的故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没有烟消云散。

莫雷蒂在第五章用易卜生为《布尔乔亚》作结，事实上又回到了第一章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易卜生戏剧里的资产阶级大都起家于所谓“灰色地带”。在灰色地带所行之事，虽不犯法，亦不正当。换言之，合法性不等于正当性，法律符号与道德符号相悖，形式的理性却是实质的非理性：这是资产阶级生活难以解决的不一致。易卜生早、晚期的创作正好对应了资产阶级历史的两个阶段：在19世纪工业转型前，资产阶级只想不被干涉，他渴望舒适，尊重事实，书写分析性的散文；在工业转型后，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成了创造性的毁灭者，他开始想象（speculate）未来，吟唱资本主义发展的诗歌。从诚实的布尔乔亚到诡计多端的金融投机者，从韦伯到熊彼特，从合理性到非理性，好像那个喜欢冒险的鲁宾逊又回来了，只不过今天，空间的冒险变成了时间的冒险。

《布尔乔亚》的第四章讨论了19世纪末欧洲半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他们如何赋予财产以情感意义（ROBA=关键词7），他们成为普遍阶级的理想（在口语中把动词名词化）如何被旧贵族嘲笑。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的资产阶级。1888年，“capitalist”首先在日语中被翻译为“资本家”，后作为日语借词引入中国：梁启超作于1899年的《论强权》、康有为成书于1902年的《大同书》均有使用。“bourgeois”最早在日语中被译为“资本家”、“富豪”。1904年，第一部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其创造了专门的译名“绅士”（复数作“绅士阀”），这个译名为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于1908年登载于刘师培主编的《天义报》）采纳。1919年版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把bourgeois译为“有产者”（复数作“有产者阶级”），即被李大钊引入中文。1920年，陈独秀等人开始使用“资产阶级”，确立了该词的最终译名（它比“布尔乔亚”更受青睐）。后来就有了毛泽东对于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中农、手工业主、知识分子、小商人等）的区分。

从bourgeois一词的中译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批判对象、革命对象被引入中国的。在严格意义上，近代中国并没有莫雷蒂所讨论的那个布尔乔亚/市民阶级：当时中国确实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有小布尔乔亚文化，但大都集中在租界，是少数、局部的存在，尚没有形成中国的布尔乔亚社会和布尔乔亚领导权。20世纪初的中国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观念，不仅是为了“阶级分析”和符合“历史规律”，更是为了超越这一观念：彼时茅盾和朱自清虽然持有不同的小资产阶级观，但都认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小资产阶级必然没落。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确开始有了真正的布尔乔亚……

莫雷蒂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1945年后的美国有着深刻的相似性，美国的生活方式即是今天的维多利亚主义。那么在中国，从富强到博雅，会是从严肃的世纪到维多利亚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