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十一)〡“夷”在东亚:异族与正统

宋念申

2015-11-11 16: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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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士人曾静,劝诱川陕总督岳钟琪起事反清,结果反被诱捕送京。曾静交代,自己是受著名儒士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于是雍正皇帝刊行《大义觉迷录》,从理论上驳斥吕留良“满人为蛮夷”的观点,并让 “改造思想”后的曾静到全国现身说法,消除汉人士人的反满情绪。轰动一时的“曾静案”及其后续,既是大清大一统意识形态遭遇的一次公然挑战,也是它的一次公开自辩。
上一篇专栏探讨过,清入主中原后带来的族群矛盾,不能按照今天“民族(nation)”的概念去理解。这当然不是否认历史上的族群压迫和反抗。只是,当时像吕留良、曾静这样的中原士人,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人,更多是从“华夷变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冲突的,属于东亚传统政治文化中“夷夏之辩”的延续。
所谓夷和夏的分野,在各个时代有差异,随历史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不能否认它有时包含种族含义,但更多时候,它强调地域、文化、礼教、政治制度、文明等因素,突出的是华夷之间的相对性。华夷二者实际是相互生成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只不过到了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兴,民族主义借用种族逻辑来反抗殖民压迫,一些革命者很容易就把种族优劣的理论,嫁接到“华夷变态”上,导致华夷界限被扭曲成了僵化的“汉”与“非汉”界限
近几十年来欧美政治学中,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深入的辩论。早期辩论的一个核心,简单说来就是:“民族(nation)”究竟是自古即有,还是一个现代产物。原初派(primordialist)学者强调民族形成的自然基础,比如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宗教认同等。而目前为更多学者接受的现代主义(modernist)观点则相反,强调民族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大众媒体兴起等条件下,构建和想象出来的。原初派看重的延续性和“传统”,在现代派看来其实是后世的“发明”——即使真的存在,在现代民族主义到来前也无关痛痒。两派都没有把中国或东亚作为关注重点,用来解释东亚世界,都有不足。
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意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挤压后被动发生的、“想象”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它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嫁接在历史形成的身份认同基础上。这个身份不是“民族”,却很容易被后人“改编”成“民族”。两者都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产物。但民族主义之前的精英阶层,并不像现代民族主义者那样,力图动员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全体“国民”,把“一盘散沙”塑成一个统一的“国/族”。他们更多还是把自己的认同诉诸本阶层的文化、政治身份。在中原、朝鲜、越南及日本,这个精英阶层以儒家士人群体为主要代表。
先不谈域外。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要面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一些汉儒们“华夷之分乃域中第一义”的意识形态挑战。在使用军事和政治等硬手段(包括强制男性剃发易服)高压的同时,清廷还必须以文化等软手段占据意识形态高位。更重要的是,清朝不是前一个中原王朝的替换,它虽然继承了明朝的许多政治制度、理念、意识形态,但必须有所改造,才能体现出它是一个融合了满、汉、蒙等群体的“天下”国家。换句话说,这套意识形态必须兼顾中原、满洲和蒙古。过去中原王朝(特别是明朝)奉行的那套身份政治逻辑,是不适用的。
一个小例子可以体现清初帝王对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重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和汉人大学士李光地有过一场有趣的地理讨论。皇帝问大学士,知不知道山东山脉从何处而来。李答大约从陕西、河南来。康熙则否定说:不对,是从关外的长白山而来。为此,康熙还特地作一篇地理文章,论证泰山一脉源于长白山。他把长白山比作龙头,龙身西展,在辽东和山东半岛间潜入海面,龙尾则升为泰山。这种地理想象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它不但将作为爱新觉罗神话发祥地的长白山,和作为中原法统符号的泰山连接在一起,而且定下了两者间的主从关系。
而到了雍正帝刊行《大义觉迷录》,这种针对中原士人的意识形态构建达到一个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取向,是以“承仰天命”的最高政治合法性,消弭华夷界限。雍正在首篇上谕中紧紧抓住华夷概念的相对性,运用儒家经典,来论证清代的统治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有德”、“顺天”。这是以儒家的天理观否定华夷二元对立。上谕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而吕留良等儒生看不到清廷治下的文德武功,“于天下一统,夷夏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违背儒家政治伦理,直比禽兽。
很清楚的是,这部带有自辩性质的文本,其目标读者只是中原士人,它运用中原的理论资源,解决“异族”统治与“正统”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而同样在版图之内的蒙古诸部和西藏,他们本来就不以儒家政治伦理为统治原则,无所谓夷夏之分,清政权自有另外的政治逻辑来展示其统治正当性。但是,消弭华夷界限,实际也考虑到了中原和蒙藏几种不同逻辑之间的自洽。这和明代初期以“驱除胡虏”为政治口号来强调“中华”身份,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这套意识形态构建,究竟成功了没有呢?这恐怕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雍正去世不久,乾隆便下令将《大义觉迷录》毁版禁刊,将曾静等凌迟处死。后世猜测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这本自辩书反而把帝国的政治软肋(不但是华夷问题,更包括朝廷内部矛盾)昭告天下了。有清一代,以反清反满为口号的叛乱不断;而清末一部分革命者,更是把夷夏大防的逻辑改编成了种族革命的口号。这样看的话,似乎帝国的思想工作是失败的。
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士人的认可,经过康乾盛世,拥护清朝法统的汉人官吏和知识分子已是大多数。到19世纪上半叶,以魏源、龚自珍、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先驱,更自觉认定“中国”是一个包含了中原和内亚边疆的国家,把过去中原士人视为异域的满蒙疆藏,看作是与中原一体的。清末部分革命者们虽然学朱元璋高喊“驱除鞑虏”,可这一口号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认同,且很快就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清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又是相当成功的,它把过去汉人精英的“中国”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当然,这种构建仅及于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带。在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和日本(也包括越南),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以来,半岛和列岛的政权,也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夷对立来塑造身份。实际统治日本的幕府将军,其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这里的“夷”最早是指大和政权北扩过程中,被称为“虾夷”的古代住民。朝鲜政权更是长期把北方边境内外的女真等部族视为蛮夷胡种,在建国数百年内,不断驱赶土著、北拓边疆。对同化入朝鲜社会的女真后裔,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诸多歧视和限制。在日朝儒士眼中,满洲政权毫无疑问就是“夷”,而蛮夷统治下的中原,还是不是过去那个“华”?如果不是,谁是今天的“华”?这些成了必须回答的、事关大义名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世界在明朝统治时期形成的“中华”认同便发生了畸变。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华夷变态,民族主义,曾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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