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十一）〡“夷”在东亚：异族与正统

清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士人曾静，劝诱川陕总督岳钟琪起事反清，结果反被诱捕送京。曾静交代，自己是受著名儒士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于是雍正皇帝刊行《大义觉迷录》，从理论上驳斥吕留良“满人为蛮夷”的观点，并让 “改造思想”后的曾静到全国现身说法，消除汉人士人的反满情绪。轰动一时的“曾静案”及其后续，既是大清大一统意识形态遭遇的一次公然挑战，也是它的一次公开自辩。

上一篇专栏探讨过，清入主中原后带来的族群矛盾，不能按照今天“民族（nation）”的概念去理解。这当然不是否认历史上的族群压迫和反抗。只是，当时像吕留良、曾静这样的中原士人，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人，更多是从“华夷变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冲突的，属于东亚传统政治文化中“夷夏之辩”的延续。

所谓夷和夏的分野，在各个时代有差异，随历史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不能否认它有时包含种族含义，但更多时候，它强调地域、文化、礼教、政治制度、文明等因素，突出的是华夷之间的相对性。华夷二者实际是相互生成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只不过到了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兴，民族主义借用种族逻辑来反抗殖民压迫，一些革命者很容易就把种族优劣的理论，嫁接到“华夷变态”上，导致华夷界限被扭曲成了僵化的“汉”与“非汉”界限。

近几十年来欧美政治学中，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深入的辩论。早期辩论的一个核心，简单说来就是：“民族（nation）”究竟是自古即有，还是一个现代产物。原初派（primordialist）学者强调民族形成的自然基础，比如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宗教认同等。而目前为更多学者接受的现代主义（modernist）观点则相反，强调民族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大众媒体兴起等条件下，构建和想象出来的。原初派看重的延续性和“传统”，在现代派看来其实是后世的“发明”——即使真的存在，在现代民族主义到来前也无关痛痒。两派都没有把中国或东亚作为关注重点，用来解释东亚世界，都有不足。

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意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挤压后被动发生的、“想象”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它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嫁接在历史形成的身份认同基础上。这个身份不是“民族”，却很容易被后人“改编”成“民族”。两者都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产物。但民族主义之前的精英阶层，并不像现代民族主义者那样，力图动员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全体“国民”，把“一盘散沙”塑成一个统一的“国/族”。他们更多还是把自己的认同诉诸本阶层的文化、政治身份。在中原、朝鲜、越南及日本，这个精英阶层以儒家士人群体为主要代表。

先不谈域外。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要面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一些汉儒们“华夷之分乃域中第一义”的意识形态挑战。在使用军事和政治等硬手段（包括强制男性剃发易服）高压的同时，清廷还必须以文化等软手段占据意识形态高位。更重要的是，清朝不是前一个中原王朝的替换，它虽然继承了明朝的许多政治制度、理念、意识形态，但必须有所改造，才能体现出它是一个融合了满、汉、蒙等群体的“天下”国家。换句话说，这套意识形态必须兼顾中原、满洲和蒙古。过去中原王朝（特别是明朝）奉行的那套身份政治逻辑，是不适用的。

一个小例子可以体现清初帝王对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重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和汉人大学士李光地有过一场有趣的地理讨论。皇帝问大学士，知不知道山东山脉从何处而来。李答大约从陕西、河南来。康熙则否定说：不对，是从关外的长白山而来。为此，康熙还特地作一篇地理文章，论证泰山一脉源于长白山。他把长白山比作龙头，龙身西展，在辽东和山东半岛间潜入海面，龙尾则升为泰山。这种地理想象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它不但将作为爱新觉罗神话发祥地的长白山，和作为中原法统符号的泰山连接在一起，而且定下了两者间的主从关系。

而到了雍正帝刊行《大义觉迷录》，这种针对中原士人的意识形态构建达到一个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取向，是以“承仰天命”的最高政治合法性，消弭华夷界限。雍正在首篇上谕中紧紧抓住华夷概念的相对性，运用儒家经典，来论证清代的统治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有德”、“顺天”。这是以儒家的天理观否定华夷二元对立。上谕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而吕留良等儒生看不到清廷治下的文德武功，“于天下一统，夷夏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违背儒家政治伦理，直比禽兽。

很清楚的是，这部带有自辩性质的文本，其目标读者只是中原士人，它运用中原的理论资源，解决“异族”统治与“正统”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而同样在版图之内的蒙古诸部和西藏，他们本来就不以儒家政治伦理为统治原则，无所谓夷夏之分，清政权自有另外的政治逻辑来展示其统治正当性。但是，消弭华夷界限，实际也考虑到了中原和蒙藏几种不同逻辑之间的自洽。这和明代初期以“驱除胡虏”为政治口号来强调“中华”身份，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这套意识形态构建，究竟成功了没有呢？这恐怕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雍正去世不久，乾隆便下令将《大义觉迷录》毁版禁刊，将曾静等凌迟处死。后世猜测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这本自辩书反而把帝国的政治软肋（不但是华夷问题，更包括朝廷内部矛盾）昭告天下了。有清一代，以反清反满为口号的叛乱不断；而清末一部分革命者，更是把夷夏大防的逻辑改编成了种族革命的口号。这样看的话，似乎帝国的思想工作是失败的。

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士人的认可，经过康乾盛世，拥护清朝法统的汉人官吏和知识分子已是大多数。到19世纪上半叶，以魏源、龚自珍、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先驱，更自觉认定“中国”是一个包含了中原和内亚边疆的国家，把过去中原士人视为异域的满蒙疆藏，看作是与中原一体的。清末部分革命者们虽然学朱元璋高喊“驱除鞑虏”，可这一口号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认同，且很快就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清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又是相当成功的，它把过去汉人精英的“中国”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当然，这种构建仅及于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带。在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和日本（也包括越南），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以来，半岛和列岛的政权，也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夷对立来塑造身份。实际统治日本的幕府将军，其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这里的“夷”最早是指大和政权北扩过程中，被称为“虾夷”的古代住民。朝鲜政权更是长期把北方边境内外的女真等部族视为蛮夷胡种，在建国数百年内，不断驱赶土著、北拓边疆。对同化入朝鲜社会的女真后裔，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诸多歧视和限制。在日朝儒士眼中，满洲政权毫无疑问就是“夷”，而蛮夷统治下的中原，还是不是过去那个“华”？如果不是，谁是今天的“华”？这些成了必须回答的、事关大义名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世界在明朝统治时期形成的“中华”认同便发生了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