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拉美|墨西哥暴力观察

墨城华人间有一句玩笑：在这儿如果你自己幸运地没有被抢劫过，那你一定有一个倒霉的朋友。确实，在我的驻外记者生涯里，几乎每个月都会涉及到拉美的暴力问题；我工作生活过的墨西哥，多次被评选为拉丁美洲乃至全球最危险的记者从业国。对于身边不熟悉拉美的朋友而言，墨西哥神秘且危险；对于生活在墨西哥的人，则会对他们的担心微微一笑，表示自己的达观：虽然墨西哥很乱，但是并不太影响我们的生活。

“你们呐，说治安好，说治安差，都是扯淡。”我的朋友马丁说，把手里的陶盆递给我，让我再舀点豆酱。在墨西哥城，或是这个国家的任何角落，我的朋友马丁都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他只是墨城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区一个有钱人的私人司机，这样的马丁、胡安或是埃尔南德斯在墨西哥城的每个社区都能找出几十上百个。在我们眼中是一种风景和体验的暴力环境，对他们而言是日复一日的生活。

在海内外信息传播者的口中，墨西哥，或者说一部分墨西哥无疑是不安全的，这个事实即使是墨当局都不会否认。这样的现实体现在墨西哥官方和学界各种数据中。日前墨西哥国家地理统计局（INEGI）发布了最新公共安全情况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墨西哥有33.2%的家庭有成员成为罪案的受害者，每10万名居民中有28200人受到犯罪问题的困扰。而在统计中指数最高的墨西哥州，10万人中的犯罪受害者已经超过了45000人，几乎只有一半居民安全度过了2014年。

在个体之间的暴力犯罪之外，贩毒帮派的长期存在也成为了墨西哥社会的常态。与美国长达3000公里的边境线，给了墨西哥毒品走私巨大的空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父”加利亚多麾下的瓜达拉哈拉卡特尔、被称为“全球第一大黑帮”的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到炮打军机、武力封州的年轻黑帮“哈利斯科新一代”，墨西哥的贩毒组织此起彼伏、从未断绝。近年来，更是形成了9大卡特尔掌控43个帮派的新格局（一说是89个帮派）。政府和黑帮间的战争是残酷的，从2006年前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就职算起，迄今已经有10万民众无辜丧生，治安局面几无改善。与贩毒集团相伴相生，成为了许多墨西哥人毕生的修业。

这样的治安状况当然不能抚慰人心，大部分社会成员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根据相关统计，在2015年9月当月超过68%的墨西哥成年人在调查中表示“我居住的地方治安状况正在不断恶化”，而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毫无进步。在最近一年中，墨西哥人心目中的不安全指数一直在67%~74%之间震荡。

事实似乎明晰简单，但并不是说每条消息给我们传递的都是箴言。文化水平不高的马丁没有什么总结能力，但还是在吃完一份绿酱猪皮的时间里，将自己的观点清楚地表达给了我：墨西哥有没有暴力、墨西哥的暴力危不危险，不止取决于被观察的一方，观察和描述者的情况同样也会决定讲述的内容和结果。

对于普通人来说，认识世界的过程会在三种现实之间传递：客观的现实、象征的现实、主观的现实。客观现实是信息的源头，象征现实是经过传播者符号化加工的信息产品，而主观现实则是受众综合信息渠道产生的印象。深究下去，三种现实也折射出一些其他问题：不同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社会阶层、个人阅历和生活半径，对他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个人经历的记录和发布，即使真实性毋庸置疑，参考价值仍然值得商榷。因为接收到和理解到的不同信息使得主观现实难免与客观现实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偏离。

这种偏离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贫富差距和混居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贫富差距堪称惊人。全国最富有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区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占总人口的8.7%，而最穷苦的瓦哈卡州圣胡安·特佩胥利亚地区贫困人口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7.4%（2012年统计数据）。可以想象，行走在这两个地区，墨西哥在我们面前展示出的是完全不同的面孔，和这两种面孔相处过的人产生的印象自然不同，对于治安现状的描述方式也就大相径庭。

墨西哥许多贫困地区民风淳朴，公共安全水平反而远高于发达城市。地区经济水平和治安状况当然不是简单的负相关，所以在不同地区生活的受众，对治安状况的感受和表达非常复杂，虽可以简单地用“好坏”统计，可“好坏”背后的细腻区别则难以用表格显示。而在墨西哥城这种贫富混居的大城市，情况就更为复杂。从墨西哥城最为富有的波兰科区到所谓“凶名远播”的伊斯塔帕拉帕区，交通良好时驱车也只不过三四十分钟，车窗外的风景自然没有一个我们曾经想象过的“分界线”。只是不知不觉中，房屋开始密集破旧，开车的我们开始心生畏惧。

墨西哥人自然是墨西哥生活的主体参与者。在一个阶层较为固化的社会中，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不同的生活半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主观现实。对于一个墨西哥有钱人来说，在安全方面最大的期许只有一个——避免被绑架。为了这个目的，他可能会选择远离犯罪率高的区域、生活简单规律、善待身边的雇员，甚至对保姆和司机进行定期更换。即使报纸杂志每天都报道这个城市的危险，对这个阶层的大多数成员而言更多是一种知识而不是经验；而对于马丁们而言，即使他们是低收入者群体中的收入稳定者、并且可以跟随雇主进入较为奢华的消费场所，其个人的生活半径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把老板的Suburban（雪佛兰厢车）停在车库之后，马丁还需要搭乘40分钟被称作“小公共”的私人公交，伴着喧嚣的本地嘻哈音乐，与下班的工人、保姆、服务人员和混混坐在一起，洁白的衬衫藏在背包里，身上只穿一件破T恤。对他而言，小心谨慎地生活、低调而强硬地与人对话，是保持生存的必备技能。而脱离贫民区，则意味着脱离低消费的生活环境，对他而言也许是一生的奢望。对于马丁们来说，感知危险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外人终究难以理解，盖棺定论式的评论和建议更会让他觉得幼稚。

对于在墨生活的华人，情况自然也各不相同。商人、外交官、企业外派人员、留学生、驻外记者，居住环境、工作范围、接触墨西哥人的层次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我们作为外来者到达这个国家时，都携带了自己对于墨国的形象认知。也就是说，旅墨华人中许多人的对于墨国安全情况表达，是其知识、印象和经验的结合。国家形象的存在并不客观，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博弈。墨西哥在北美地缘中的弱势，决定了其即使在国家形象上也要为自己甚至邻居的过错买单。携带着这种思维前来寻求印证的他者，很容易忽略一些不同的现象和体验。而个人经验无疑更加主观，因为犯罪在统计学意义上有概率大小，而在具体样本中则随机出现。我们可以避开概率上的99%，却不能避开生活里的偶尔一次。“不影响我的生活”，并不是一个一般现在时的表述，只要还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一天，这个状态就永远是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