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诗人聂鲁达来到了中国

【编者按】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唯一的自传体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近日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书中，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诗歌的看法。聂鲁达一生与20世纪诸多著名作家和政治家有私人交往，除了享誉盛名的诗人身份外，聂鲁达还是位赫赫有名的外交家。

书中还写到他三次到中国的经历。本文原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诗人聂鲁达的第一次中国行》，由南海出版公司授权澎湃使用。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封面

（一）

革命胜利后我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的笑，他们是给予我们尊贵款待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全都埋没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授予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获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也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性。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敬酒迫使你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招引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孙逸仙的遗孀，我们为之授勋的非凡女士，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另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保存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物件，镶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看了看，又赞美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她马上忘了归还烟盒的事，当我们起身离席时，她转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请问，我的烟盒呢？”

我肯定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然而还是尽力在桌上桌下寻找一番，却没有找到。孙逸仙的夫人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只有她那两只黑眼睛，对我射出两道严厉的寒光。这件圣物哪儿都找不到，我开始荒谬地觉得，自己对它的遗失负有责任。那两道黑色的寒光几乎使我相信，我就是个偷窃珠宝的贼。

幸好，在极度难过的最后时刻，我远远看见那个烟盒又出现在她手上。很简单，那烟盒当然是在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微笑又出现在她脸上，可我在若干年里再也笑不出来。现在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个十分美丽的金烟盒。

（二）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不分男女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遭遇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都会变成国家大事。中国同志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酒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

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的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十五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同时十分坚决地决定，绝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恼火。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酒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而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酒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的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忧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

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

“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的生硬言辞起了作用。四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五百年历史。那是一道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酒店不足三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