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流失文物回归传奇，湖南“皿方罍”来沪展出

皿方罍全称“皿天全方罍”，为目前所见商周青铜罍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器物，被誉为“罍王”。据湖南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介绍，皿方罍被誉为“方罍之王”名实相副：首先它的体量是目前所见商周青铜罍中最大的一件器物。其次它的纹饰也最为精美，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艺。此次青铜皿方罍借来上海参展之机，也借助上海博物馆的CT扫描仪等新设备进行一番检测，根据检测我们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会有很多新的突破性认识和了解。

而上海博物馆与皿方罍的回归之路也颇有渊源。1992年，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家中见到皿方罍器身，确认器身与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盖为一套，曾有意促成器、盖合璧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湖南省博物馆也将器盖运至上博，后因故没有实现。2001年，新田栋一将皿方罍交美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上博曾有意征集，但被一位法国买家以924万美元拍得，创下当时中国青铜艺术品拍卖价格之最。

据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主任周亚介绍，当时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马承源断定皿方罍器身与湖南博物馆所藏的器盖为一套的依据为：一、根据它的铭文，它的器盖铭文和器身铭文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且从做器者的名字可以判断出它们是连在一起；二、根据器盖和器身的造型特点可以判断它们是连在一起；三、根据它们的纹样，皿方罍的兽面纹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装饰，这种兽面纹在器盖和器身上面的体现是一样的，综合这几个特点可以断定器盖和器身一定是同一件器物。也正是基于马承源馆长的这一判断，开启了皿方罍回归之路的起点。

青铜皿方罍曲折回归路

皿天全方罍是商代晚期盛酒器，1919年出土于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小山村，该器高88厘米，罍盖呈庑殿顶形，形状与盖式相同。器盖刻有“皿天全父乍尊彝”七字铭文；器身则为“皿父乍尊彝”五字铭文。整器造型雄浑庄重，透出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高超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

值得一提的是，皿方罍的辗转流传见证了近现代中国文物流失又回归的传奇经历。皿方罍出土后器身被文物商人购得流失海外，自此身、盖分离近一个世纪。早在1928年，这件皿方罍就见诸法国学者George Soulé de Morant之著作，根据其记载，此皿方罍曾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20世纪早期知名古董商之手。

“皿天全方罍”原定于2014年3月20日在佳士得纽约举行专场拍卖，起拍价1000万—1500万美元。此前获知消息的国内文物收藏机构和私人藏家一直对其报以极大关注。据当时在现场的周亚回忆，当时所有华人收藏家达成共识，认为应由湖南省博物馆优先购藏，即便此意愿落空，皿方罍器身也必须回到中国。很多收藏家发出呼吁，不参与竞拍，让湖南博物馆参与洽购，又担心假如洽购不成功，为防止器身在拍卖场上被海外藏家竞得，纷纷做好参与竞怕准备。最终，经湖南省政府、文博机构和民间收藏人士通力合作，促成皿方罍器的成功洽购，归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2014年6月，皿方罍器身终于回归故乡中国湖南。身、盖合一的皿方罍现在已经成为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湖南出土青铜器为学界关注热点

据周亚介绍，湖南商周青铜器以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铸造精良著称于世，此次展览尽管只展出11件青铜器，但是它比较全面的代表和反映了湖南省出土青铜器的概貌。除了绝对的主角和亮点皿方罍之外，其它10件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也非常值得关注。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考古发掘表明，商代早中期来自中原的青铜文化进入湖南，商代晚期开始湖南成为长江以南出土青铜器的主要地区之一。湖南发现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20世纪初以来，湖南出土了许多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其他地区罕见的各类青铜器。除了“方罍之王”，湖南还出土过“青铜瓿之王”、“青铜铙之王”。

据周亚介绍，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兼具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交融的特点。一部分器物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均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一致，应来自中原；另一部分器物则在造型、纹饰方面，显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地方风格，既有融合中原青铜器形成新的特点，也有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结果。

比如，皿方罍几乎是以中原风格为主，在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上也能够看到类似皿方罍的器型、纹饰。而且类似风格青铜器主要出土地在中原地区。

象尊也是混合型文化的青铜产物，但它也是以中原地区文化为主体的，它身上装饰的兽面纹、龙纹跟我们看到的皿方罍身上的纹饰是类似接近的属于中原地区（青铜器）常见的装饰风格。但是我们在它身上还是能看到地方文化的风格，比如象额一对圆涡状的卷蛇纹，据说是南方地区常见的昆虫，这种纹饰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上是绝对看不到的。

还有一类是以南方文化为主，兼具中原风格。比如豕尊，豕尊以野猪形象作为它的器型，翘出来两个獠牙，但是它身体的前后部分都装饰有龙纹，这个龙纹主要源自中原地区的。其上既有中原文化，又有地方文化，所以这也是混合型文化的产物。

至于为何湖南会出土这么多的青铜重器，周亚认为这也是现在青铜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我们一些观点未必和湖南当地的观点相似，就我个人观点，它可能对中原青铜文化有一种崇敬和吸收，所以它会把很多东西吸收过来。比如那件兽面纹瓿，瓿在中原地区是一种盛酒器，但是在湖南就这件兽面纹瓿出土时瓿内贮藏224件铜斧，说明在当地它的功用和在中原地区是不完全一样的，铜斧在当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财富或货币，有可能是完全将其作为一件储藏罐来使用。”

李建毛认为，湖南出土那么多青铜器，与地方的宗教信仰有关。“原来一直讲楚地好巫，是讲楚文化，楚文化也非凭空而来，也是继承之前，所以湖南应该有对自己神灵的一种格外崇拜，所以用最好的资源（比如青铜）来寄托它对神灵的虔诚。”

“从考古学上讲，湖南出土的青铜器有一个显著特点:绝大多数出土于山顶、山坡与河、湖及其岸边，大多为一件单独出土, 也就是说它并非在墓葬或遗址中发现，所以过去学术界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当地祭祀礼仪的一种遗存。”周亚说。

兽面纹鬲，商代晚期，高22.8厘米，重1.6千克，1958年拣选于株洲废铜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