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奴百年，“一滴血原则”为何仍笼罩美国？

北京时间2015年11月19日，201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非虚构作品奖揭晓。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的新书《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获得这个奖项。本书2015年7月由施皮格尔与格劳出版社出版，获得奥巴马和托尼·莫里森等人的推荐。两个月前，科茨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

2015年4月25日，黑人连续被杀事件积累的怨愤在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爆发；6月17日，白人男子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教堂里枪杀了9名黑人，再次掀起民权运动的高潮，我知道，这一年，美国黑人作家在“我不能呼吸”（2014年7月，黑人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在纽约街头被一群白人警察按倒在地，锁住脖颈，窒息死亡，“我不能呼吸”是埃里克·加纳死前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和“不要开枪”（在黑人屡屡无辜遭到枪击的背景下，黑人在抗议运动中提出的口号）的呐喊声中，注定不会沉默。

从篇幅来说，《世界与我之间》是一本小书，其中书写的冰冷事实却如巨石般压在美国黑人心头。《世界与我之间》这个书名来自美国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一首诗：

一天清晨，我走在树林

忽然之间，我踩到了它

踩到它，在一小片草地

旁边耸立着橡树和榆树

它阴暗的细节一丝丝展现

涌进了世界与我之间……

有白色的骨头被遗忘在厚厚的灰尘之上

有枯焦的断枝愤恨地指向天空

有碎裂的树桩、叶子的灰烬和燃尽的火把

有一只空鞋、打着结的领带、撕毁的衬衫、一顶帽子

和染着黑色血迹的长裤……

赖特在“世界与我之间”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而恐怖正是生于象征美国国家的“橡树”和象征母亲的“榆树”拱卫的草地上。最后，这恐怖将他的牙齿打落，并和着血水捅进了了他的喉咙，而他却因此只能发出“它”的声音，舞着“它”的舞蹈……

赖特末日般的绝望正是科茨一书的基调，谁也想不到，这却是科茨“写给儿子的信”。在美国的黑人社区，每个父亲都会与他的儿子进行一次不为人知、痛苦无奈的对话。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尔（Eric Holder）是首位出任这个职位的黑人，即便身居高位，他也不得不告诫自己17岁的孩子，不要在深夜出门，因为一旦遭遇警察，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爷爷对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都严肃地谈过这个话题。他本以为自己不再需要与儿子有类似的谈话，但就在三年前他还是不得不这样做——谁也不希望真的有什么悲剧发生。美国已经让美国黑人成为极其脆弱的目标，谁也不能例外。同样身为黑人的布莱恩·史蒂文森也在《正义的慈悲》中回忆了他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即便精通法律，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塔那西斯·科茨出生于1975年，在巴尔的摩西郊（正是那个大规模种族冲突暴发的地方）长大成人。科茨从小就受到家人的严厉管教，有时是父亲的拳脚相加，但好在奶奶对他的惩罚一般是撰写议论文。他自幼聪明可爱，但却非常胆小。科茨的父亲是一个黑人主题书籍的出版人，后来又到霍华德大学做了图书馆管理员。科茨深受父亲影响，并在高中后也进入霍华德大学。五年后，他离开大学，从事了记者工作，他也是父亲子女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但是，霍华德大学却是科茨人生的转折点。他说，那里一直是优秀黑人的重要聚集地，他甚至称它为“黑人麦加”。霍华德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告诉科茨，种族主义不仅仅是肤色的问题，真正的伤害来自给皮肤贴标签的人，来自把罪恶的标签贴在那些从来不会为非的人身上。

科茨结婚之后，去了纽约，去了巴黎，视野开阔了更多，却发现自己与美国梦仍相距甚远。虽然种族不能完全解释这一距离，但他知道，种族主义是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多数人的恶意”始终威胁着像他的孩子一样的黑人青少年。于是，科茨写了这封给自己15岁的儿子的信，希望他可以免于危险与恐惧，正如千万个黑人父亲所做的一样。

这封信176页。在它的每一字，每一行中，读者都可以展开一片巨大空间，细细品味。当然，在那些空间中，充斥的主要是愤怒，结结实实的愤怒，建立在冰冷事实之上的、无可辩驳的愤怒。但科茨并不是感情用事，他用社会、文化、历史、法律和人性阐释了“身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只不过是从一个少数派、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群体的角度。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科茨的信长而艰涩，还充满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但它却是那些刚刚睁眼看世界孩子们最好的窗户，里面的每句话都用血泪书成。科茨说，在美国，仇恨划清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边界，也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他们为什么是他们的原因。最后，社会把这些边界——种族、性别、政治和经济的边界——内化并加强，铸成牢不可破的金城汤池。

科茨说，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它与传统国家法国不同，将自由建立在恐惧之上，而种族之间的恐惧已经成为“美国人”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美国，种族主义就像地震和龙卷风一样自然，人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美国人甚至相信种族是自然世界的当然产物，甚至是上帝的赋予。他们也相信，要将人区分开来，打上标签，然后侮辱、伤害最终消灭其中的一部分人。所以，从中央航线（大西洋上非洲黑奴被贩运到美洲的通道）到血泪之路（在1830年《印地安移居法案》[Indian Removal Act]颁布之后，印第安人被强迫移居）都成了自然而然的现象，而不是有人有意为之。于是，面对它们，人们悲伤叹息，但选择迅速遗忘。

“白人美国”被设计成保护白人支配和控制其他人身体权利的机器。这种支配有时是直接的，比如私刑，有时是间接的，比如隔离。但不管表象是什么，这一权利都是“身为白人”信念的核心，没有了它，“白人观念”也就不再存在。与此相应，“何为白人”就变得非常重要。“一滴血原则”（one drop rule）认为，只要有一滴血来自有色人种，他就不是白人。极端的分界只服务于一个目的：保证世界观纯正和权利不会旁落。

科茨说，在美国黑人生活的世界里，奴隶制存在，并且一直存在着。一切想挣脱它的努力都是徒劳，“未来会更好”都是幻想。科茨强调，黑人在美国做奴隶的历史比自由的历史更长，不要忘记在250年里，黑人生来就带着锁链。在那250年中出生的一代又一代黑人，生命中所知道的也只有锁链。而我们所有美国黑人所经历的和可能经历的历史也不足250年。在这悠长的历史中，黑人社区有一种恐惧代代相传——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然后，恐惧引发暴力。当然，黑人的脆弱既来自自身，也来自白人。白人制定的法律不但不保护黑人，反而让白人更容易惩罚甚至毁灭黑人的身体。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美国梦的标准场景——汉堡与可乐、白色的栅栏与青青的草地、公路、汽车与成片的别墅。而对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黑人来说，这一切遥不可及。也许赖特是对的，在世界与我之间，是枯骨与愤怒组成的极恐怖的那个“它”，而不管你是在“世界”里，还是那个“我”都不曾有机会将“它”看清。可能，只有在某个安静的夜晚，父亲不安地开启与儿子的那次沉重谈话时，“世界与我之间”的景象才会逐渐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