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晓卿谈从纪录片“舌尖”到电影“舌尖”

一个古董商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一个十四世纪的盘子，农民用它喂猫。古董商问，你家的猫多少钱啊，我买。然后说怕猫不习惯，我把盘子一块带走吧。主人说，我靠这个盘子卖了很多猫。“实际上美食就是这个盘子，你想在这个盘子背后卖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1月19日，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此前他刚出席了《舌尖上的新年》的发布会。该片由陈晓卿任艺术总监，沈宏非、蔡澜等任美食顾问，电影制作班底来自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原班人马。据说剧组在全国35个地点，寻访到60种美食，拍摄了10000多分钟素材，最后剪辑成电影。该电影将于2016年1月7日上映，选这个日子是为了取“要吃”的谐音。

发布会当天正好是陈晓卿五十岁生日，他对澎湃新闻表示，“我希望能为整个纪录片行业多找到一些可能性。”

我给《舌尖上的新年》打80分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想到用电影来呈现美食的？

陈晓卿：实际上，每一个做电视的人都有一个电影梦，你要知道很多做电视的人做着做着最后就做电影了。有名的像陆川，还有一些做纪录片的导演也都想做一些电影的尝试，像拍《开往春天的地铁》的那个导演（张一白）。

澎湃新闻：你做大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是随大流，还是有自己的考虑？

陈晓卿：不是随大流，实际上《舌尖上的中国》结束了之后有很多活找上门来，包括一些挣钱的活儿。我也跟陈磊说了，纪录片又不养人，我们又要接着做片，那就只能自己找点其他的短期的活儿做一做，但是他不愿意做，很有情怀的样子，说那你们想做什么，要么做个电影吧。我说我正好有个电影的想法，我来看看投资有没有可能。然后找到《舌尖上的中国》的大故事片的合作方，最后决定做个纪录片电影，故事片我也不太会做。

澎湃新闻：当初为什么会做美食方面的纪录片，是因为你比较喜欢吃？

陈晓卿：就是这样，第一次和蔡澜先生和沈宏非老师一起做节目，就比较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一直写美食专栏，混美食界。这个可能给这个片子增加一些厚度。

澎湃新闻：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到电影《舌尖上的新年》，你觉得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陈晓卿：总体驾驭的方法不太一样，电影要很大限度地满足影院观影的效果，电视里很多的噱头甚至都不能用。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放，就发现有些在电视上看非常舒服、很有呼吸感的镜头，在影院里就有点晕船。因为电影院的屏幕实在太大了。

澎湃新闻：与《舌尖上的中国》相比，《舌尖上的新年》范围缩小了很多，怎么想到做这个呢？

陈晓卿：我们想的很多，实际上“舌尖上的”后缀还可以有很多，而且我一开始也不想叫“舌尖上的”什么，因为和很多电视作品离得太近了。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全新的，比方说《食物里的新年》这样温和一点的。但是这个电影和电视台内部的流程不大一样，它不是我们完全决定的，要尊重投资方的意见。

澎湃新闻：你们接下来会出类似于《舌尖上的中秋》这样的节目吗？

陈晓卿：《舌尖上的中秋》可能不会有，但可能会有“舌尖上的”其他的。不仅仅是时间结点上的，还有空间上的。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比如我们可以做“舌尖上的塔里木河”，这不光是一个地点，它很长，又有共同点，又有很多的不同点。

澎湃新闻：如何选择拍摄地点和美食？

陈晓卿：非常非常难，要说好久。我们有一套调查的方法，每个导演要到不同的地方去找。像我们这次拍了大概七十多个视频，一路上大概有四十多个。我们调研了很多和春节相关的内容。

澎湃新闻：怎么从200个拍摄地点里最后确定这35个的？

陈晓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方法，像操作手册一样，像好玩的啊、有意思的啊，包括主人公表现力强不强、美食覆盖的面强不强、过去被人提及的程度多不多，有一个综合评价的标准。

澎湃新闻：你将来拍的纪录片会偏向于民俗文化多一些，美食少一些吗？

陈晓卿：还是用美食来承载吧。一个古董商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一个十四世纪的盘子，农民用它喂猫。古董商问你家的猫多少钱啊，我买。然后说怕猫不习惯，我把盘子一块带走吧。主人说，我靠这个盘子卖了很多猫。实际上美食就是这个盘子，你想在这个盘子背后卖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澎湃新闻：《舌尖上的中国》把美食与人文结合得很好，在制作上有什么秘诀？

陈晓卿：多请教专家。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多大能力，更多的能力在于我们能够把一些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包括美食和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工作。昨天配完音后，我们的科学顾问打电话来说有两个地方不准确，需要修改。同样的，民俗学家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准确，我们都要做一个统一的修改。

澎湃新闻：这样会不会有科普片的感觉？

陈晓卿：不是科普，是让自己少犯错误。电影的工业化并不能确保这个片子成功，而是最大限度的避免失败。

澎湃新闻：看完大电影《爸爸去哪儿》观众们的普遍感受是，像是在电影院看了一期电视节目，无论内容、形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电影《舌尖上的中国》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陈晓卿：你要说多大不一样，还真的没有。因为制片方要IP的价值，他肯定希望有元素在里面，但是从我们操作上是太大的不同，控制一个90分钟的长度和控制一个50分钟长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看电视版的时候，会出现没看过瘾就结束了的感觉。我们就把大家的幸福时间尽可能延得长一点，背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澎湃新闻：满分一百分的话你会打多少分呢？

陈晓卿：八十分吧。

澎湃新闻：丢掉的二十分在什么地方呢？

陈晓卿：在我们对电影工业的不熟悉，而且我们开始的时间稍微有点晚，我们如果从十月份提前到八月份，样本挑选、准确度、覆盖的精彩程度都会更强。

我今年五十岁，希望能为纪录片行业多找到一些可能性

澎湃新闻：比起同期上映的更轻松的电影，你觉得这部电影跟其他电影最大区别是什么？

陈晓卿：我觉得大家形成了良性竞争关系，都是刚刚冒头，处于相互搀扶的关系，大家都谈不上竞争，只能和故事片竞争，纪录片都谈不上竞争。

澎湃新闻：第一次做这个会有压力吗？

陈晓卿：当然有，别让信任我的人赔钱赔得太多。

澎湃新闻：你从一开始就做好赔钱的打算了？

陈晓卿：我从一开始谈的时候就没说要挣钱，就是想圆一个电影梦。

澎湃新闻：那到底是想艺术上把它做好，还是要挣钱？

陈晓卿：肯定是艺术上做好。

澎湃新闻：但投资方不同意啊。

陈晓卿：这个片子是不是先天挣钱，这是目前大家都看不到的。只有在艺术上做到极致，才有可能去挣钱，做得烂糟糟不可能特别卖钱。如果能挣很多钱，但有很差的口碑，那我宁愿不去做。

澎湃新闻：但我看现在蛮多人说，看惯了你以前做的比较硬的纪录片，现在突然做这个比较软的民俗文化类的会不习惯。

陈晓卿：纪录片分两种，一种是作者纪录片，很明显的作者个性的东西，作品感非常强。还有一种就是商业纪录片，符合大面积观众口味。

澎湃新闻：你觉得《舌尖上的中国》属于哪种呢？

陈晓卿：肯定是属于商业纪录片，它只按照电影的工业化流程来做，必须在几点几分做什么，基本都是规定，没有特别多的变通。

澎湃新闻： 以前都是做比较文艺的作品，现在这样会不会觉得有背初心？

陈晓卿：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这是很多人都需要转型的，你要迎合媒体的需求、观众的需求，那才会有纪录片市场。但是我们可能又会有一些，商业纪录片有一些调动人欲望的部分。

澎湃新闻：有情怀的东西？

陈晓卿：对，有人就会用作者纪录片来要求商业纪录片，说三观不正啊，或者又会用商业纪录片的标准来要求作者纪录片，你这个片子做得挺好的但是没收视率啊。实际上这个是很纠结的，它们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法则。

澎湃新闻：所以你做这个是有志于改变纪录片市场？

陈晓卿：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其实上院线的纪录片已经非常多了，像《归途列车》、《喜马拉雅天梯》、《布达拉宫》已经做了很多了，从国内的反响来看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突破点。我们可能也是劣势，但是这种寻找突破点的努力肯定还要继续。

澎湃新闻：你之前做过题材偏硬的《远在北京的家》，到现在做《舌尖上的中国》，中间的转向是怎样的，你怎么定义它？

陈晓卿：这很久了，是二十多年了的事情了。我年轻的时候，有纪录片梦想，这是我个人的梦想。我今年五十岁，希望能为整个纪录片行业多找到一些可能性。行业发展如果没有产业基础，这个行业真的很难发展，发展发展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