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型大理取代“诗意栖居”？市委书记称得用好外来者搞转型

人民日报11月24日消息，在云南大理古城人民路开客栈的刘丽最近挺忙乱，开了4年的客栈全面装修，忙前忙后着急上火的她，恨不得找人吵上一架。北京人刘丽在北京打拼10年，小有成就但仍有各种不开心，2011年底来云南旅行，一路向西走到大理突然“想停下来”：一种久违的熟悉感打动了她。原打算在大理陪孩子玩两年再回北京读小学，而如今她已经不想回去了。

1976年，美国学者波恩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大意是说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导致大城市人向小城镇、城市人向乡村流动。这些年，“逃离北上广”的事并不少见，许多人心里也藏着一个“诗意地栖居”的梦想。寻寻觅觅，“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边地大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理让许多人充满向往，但你是否想过：来大理，难道仅是一种享受甚至逃避？在大理，就真的那么诗意？

“来大理不是逃离，而是回归”

刘丽2011年底邂逅大理时，古城人民路远没有今天热闹。她们一家人住了一个星期，刘丽就和街上的各色人等混熟了。那是一种久违了的“老北京”式的感觉：街坊邻居可以随便串门，大家相互没有攀比和戒心，那份清静和平实能让人看清自己。加之4岁的儿子在北京的幼儿园很不开心，刘丽就和丈夫商量在大理开个客栈，换一种活法。

英国剑桥人万哲生人近中年“把江湖激流换成洱海静水”，选择和家人一起在大理定居。万哲生的童年在剑桥一个古雅的小村庄度过，那个缓慢的世界“犹如陷入了琥珀的侏罗纪甲壳虫”，让他急于逃离。而10年前在上海，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刺激”的地方：每天从一个派对到另一个派对，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生活在筋疲力尽中度过可又让人乐此不疲，直到他开始在37楼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他说：“我有种本能的感觉，到一定时候，我还得找回故乡的那个小村庄。”

如今，大理衣食住行上的诸多细节满足了万哲生的所有梦想。在这里，“走10分钟就能看到一个我没见过的事物”，而不是连锁的咖啡店、超市和服装店；在这里，每天的早市上就能买到廉价的新鲜水果蔬菜，而不是把“生态绿色”当成奢侈品；在这里，住的是带有小花园的白族庭院，而不是悬在半空的公寓房。万哲生认为：“尽管这些都是在表面扒来扒去，但大理的美丽的确会让灵魂歌唱。”

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开地毯清洁公司的林登先生，在大理找到了人生价值，他称之为“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林登先生的客栈“喜林苑”在喜洲，是一栋传统的白族文物建筑，从客栈的小平台上望出去，是稻浪翻腾的无尽田园风光，这景象让欧美高端客人趋之若鹜。当然，林登先生还会安排他们参观白族扎染和乳扇的制作。林登说，我们在大理不是在创造，而是在发现——发现这里蕴藏着的诸多中国传统之美。

干净的空气和水，绝美的自然风光，素朴的田园风貌，浓郁的历史民族文化，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在大理停下来的理由，他们自称为“云归派”。刘丽说，中国正在不断找回传统，而大理就保留了许多“原来的样子”。“来大理不是逃离，而是回归。”她说。

记者佩服刘丽“回归”的勇气：当“把家打包扔在大卡车上的一刹那”，她眼泪模糊：未来，会是她“初见”的样子吗？

现实并非完美，“融入”也有风险

就在11月初，大理古城管理局公布了“环境综合整治”的消息，其中一条惹人注目：取缔古城内所有“占道经营”。这意味着，人民路、复兴路、洋人街上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摊将会消失。也许在外人看来，大理古城执法者驱逐“地摊文化”显得粗暴而狭隘，但事情到底如何？

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蒋建明大队长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论群众路线》。见到记者，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不叫综合整治，而是依法管理城市。”蒋建明告诉记者，古城的地摊已经“利益化、家庭化、派系化”了。“都是些淘宝上的玩意，一个摊位倒来倒去炒到上千块，各自都有各自的利益范围”，蒋建明说：“大理古城市民对道路拥堵反映很大，晚上摆摊的路上都是人挤人，一旦发生踩踏和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蜂拥而至的游客和外来者，让大理有点不堪重负。今年的国庆节，大理到处都在堵车，想在一个宾馆临时找三四个房间都难。现实似乎很难文艺起来，正如蒋建明毫不客气地说：“地摊是一种文化？最早在人民路摆摊的十来个文艺青年，如今一个都不见了。”

对于那些对大理心存诗意理解的人，最大的棒喝是商业化：如今人民路上一个卖台湾烤肠的小铺子，月租金从四五年前的千把块翻了10倍；文青们追捧的双廊，租金当然涨得更多；一切诗意但利润稀薄的行当，都面临被挤出旅游核心区的命运。刘丽的客栈开业4年未涨价，如今也在装修提升档次，给涨价一个理由了。商业化不是敌人，但当投资变得成本高昂，就会扼杀一个地方创业的生机。

以外来人最多从事的客栈为例，最让他们头疼的，还不是经营成本攀升，而是经营本身的不确定性。在双廊，因为占据了观瞻苍山洱海的最佳区位，这个曾经的小渔村的旅游业，近三四年走过了其他地方三四十年走过的路，成为“旅游的亮点、环保的痛点”，“钱好赚了，生活不自在了”。现如今洱海保护的巨大压力，让当地官员如履薄冰，也让外来投资者“备受煎熬”，客栈已经成为“排污拉锯战”的整治重点：所有客栈面临合法合规性重新审查，申请新开客栈遥遥无期，环保达标排放要自己解决……

大理美丽风光的背后，也有不完美的现实，其中包括公共服务能力和政策管理水平——这个“辩证法”，是打算“诗意的栖居”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除此之外，与当地人和谐相处也很重要。虽然大理地区开放包容，但利益面前不妨“先小人后君子”。外来者创业不易，不过在一些当地人眼里，钱大都被他们赚走了，早前签的合同亏大了。刘丽对此并不赞同，但这几年她也总结出和当地村民的一些“相处之道”：你直接谈涨租金就意味着撕毁合同，有心的人会在过年过节时给房东家送份厚礼，“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与其心情恶劣地坚持认为大理一天天走下坡路，不如动手为自己创造一点点美好生活，顺带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这是“新大理人”、旅行作家许崧的总结。

从“消费大理”，到“创造大理”

年轻的帅小伙牟玉江，是喜林苑的副总经理。牟玉江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2006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毕业后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当“金领”。2014年又考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公共政策，因为和林登先生志同道合，如今休学来到喜林苑。他把来大理的人分成三种：逃避型的、享受型的和创造型的。

牟玉江承认，刚来“喜林苑”时打过退堂鼓。比之于大城市，这里的乡间生活有点单调，光靠欣赏自然风光解决不了问题。他时常花很大功夫给别人解释：为什么从美国来到乡村。后来他索性“小隐”起来，才渐渐适应乡村生活。牟玉江解释：“这里和自然与村民很亲近，能让人思考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生活更有‘营养’，我太太从国外毕业也会来。”

其实，除了“有营养”的生活，牟玉江还有更充分的定居理由。他告诉记者，大理虽然听起来仍然偏远落后，但“软性基础设施”一点都不差，如今交通、通讯和物流的高度发达，让大理有可能成为我国中小创新型城镇建设的试点；而对于个人，大理丰富的生态人文题材，都够得上世界水准，如果致力于乡村旅游开发与建设，同样具有“对话世界”的可能。

换一个视角看大理，正是“欠发达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优势和无限可能。这意味着，在大理“诗意的栖居”并不仅是“消费型”的，而可能是“创造型”的；并不是偏居一隅，也有可能站在时代前沿的舞台上。乡村机遇，或许才是牟玉江等“金领进村”所看重的。

在剑川县沙溪古镇从事古建筑修复和社区开发，黄印武先生扎根在此已经10多年。2003年起，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毕业的黄印武担任中瑞合作“沙溪复兴工程”瑞方负责人，这个茶马古道上一度籍籍无名的小镇，如今已经声名远震。黄先生的注意力也从古建修复，逐渐转向乡村建设，隐居生活无碍于他在圈子里的良好声望，尽管这种生活许多人受不了。许崧则和伙伴们在南涧县开展了一项名为“一村一品”的公益项目，通过把城里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带到乡村，将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提升为艺术商品。许崧说：“做公益并非遥不可及，身在大理也身处公益一线。”大理还有深夜食堂，还有猫猫果幼儿园，就像一个人生试验场，吸引着各路理想主义者。

不过，理想可以丰满，现实有点骨感。赵佳彬是“来大理网”的总经理，致力于大理智慧旅游平台建设，赵佳彬对互联网创业很感慨：在招聘核心技术团队员工时，符合条件的基本没来面试；周围对“互联网+”的认知程度还很低。大理州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汤培德说，当地最缺的就是创意、科技和营销人才。

大理市委书记孔贵华告诉记者，大理的发展要站在转型升级中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来思考，未来的产业选择包括了现代服务业、生物产业、旅游业和“互联网+”创意产业等。因此，大理要利用好藏龙卧虎的外来人口这笔“人口红利”，在管理、服务和引导中让其发挥才能，从“消费大理”到“创造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