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谶纬和预言的背面

2015年11月21日，“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是“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研究的新范式”。

“从文献到文本”是对传统文献研究范式的反思，也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回应。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范式，是20世纪初在西方思潮冲击下形成的在“文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将文学从广阔的中国古代文本世界中抽离出来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种；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以文献的考订，文本的鉴赏为主，将先唐经典的文本视为一种稳定的、自足的系统；在叙述方式上，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通常将文本抽离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建构起一种线条式、单一化的叙述方式。另外一方面，近些年来西方的汉学研究发展迅速，以美国汉学家如宇文所安、柯马丁等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以一种异域的视角和西方的理论背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形成机制、文本性质、叙述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从文献到文本”是在上述两种背景下，对先唐经典研究新范式进行的探索。“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的成员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从传统的文献研究转换到细致的文本研究上来。文本研究不是要考订字句以期得到一个最接近真实的文本，而是要在充分认识先唐时期文本的不稳定性，抄本时代文本复杂性的基础上，对文本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因文本的复杂性、差异性而造成的文学观念的异化而进行的研究。文本研究是一种突破20世纪以来西方话语体系下形成的“文学”观念，在回归到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甚至是道、释等文本世界里，对狭窄化、选择性的传统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的新研究范式。“从文献到文本”有着强烈的理论反思色彩，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既是在西方汉学研究迅速发展下进行的回应，也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冷静深思。

“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六位青年学者倡议而成，其中三位为80后，三位为70后。读书会成员多数具有海外学习经历，方法上以文献文本研究为主，兼及理论分析和反思，研究对象则以先唐经、史、子、集为主。

此次读书会分为四个小组进行发言，四个小组的主题分别是“谶言中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文本书写中的知识与权力”、“文本的衍生”和“知识视野中的文本研究”，均以文本的研究为中心，将文本研究置于政治、思想、学术、权力和知识史叙述等广阔的问题背景之中。

一、谶言中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谶纬和预言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常见的文体，但传统研究对此类文献关注较少，对它们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以及将其放于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视野中考量尤为罕见。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七之厄”与两汉之际经学思想的变化——以路温舒、谷永、王莽为中心》、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五牛旗建”与“赤牛奋靷”——文本视域下南匈奴汉赵时代的预言与谶纬》两篇文章分别对汉代的“三七之厄”和南匈奴汉赵时代的预言和谶纬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和释读。这种释读是在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对谶纬和预言的文本性质、内涵及其特殊意义进行的分析。虽然此类谶纬和预言非常短小，但作者都能通过一个小的端口看到谶纬和预言背后广阔的思想世界的变化，如孙少华《“三七之厄”与两汉之际经学思想的变化——以路温舒、谷永、王莽为中心》一文，以路温舒、谷永、王莽三人对“三七之厄”推算方法的不同为中心，关注的是两汉之际经学思想的演变以及谶纬学说对两汉经学思想的推动作用。童岭《“五牛旗建”与“赤牛奋靷”——文本视域下南匈奴汉赵时代的预言与谶纬》一文详细释读了诸如“五牛旗建”、“赤牛奋靷”等涉及星宿、分野、历法、术数的匈奴族记载，探讨的是南匈奴屠各部兴起和五部匈奴最终消失于历史的原因。蔡丹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典引>檃栝<尚书>经义考——兼论班固对“符命”文体的反思》以文献考订、字句释诂的方法，条分缕析地释读了班固《典引》文本的含义，探讨的是班固以《尚书》经义为汉德正名之用心。

二、文本书写中的知识与权力

罗剑波（复旦大学《复旦学报》编辑部）《明代<楚辞>评点本的文本价值》分校雠价值和文献价值两部分对明代《楚辞》评点本的文本价值作了细致分析。从评点的历史中窥见《楚辞》在明代思想史中的独特存在。前人的书写范式，书写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及书写者所处的具体时代环境会有意无意地对书写者的文本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是反映在史书的编撰过程中。因此，当我们对文本进行具体分析时，就不得不将这些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才能对文本的形成和具体内涵作更为深入地了解。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汉帝国的历史书写与文本权力——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汉书>编撰研究》一文研究的就是《汉书》形成时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以及《史记》书写传统对《汉书》的叙述策略、内容编撰的影响，

三、文本的衍生

文本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尤其是先唐文本，因以抄本形态流传，同种书籍可能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文本，这是先唐文本流传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可能存在着文本的衍生现象。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添加衍变，最终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版本。因为这种缘故，对文本的不同形态和文本的衍生过程进行分析就很有必要。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葛洪<神仙传>在日本雅乐中的展演与变形》一文以日本乐舞《昆仑八仙》的文献考索为中心，对《昆仑八仙》从葛洪《神仙传》到镰仓时代日本乐舞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文本分析。李天飞（中华书局编辑部）《<西游记>故事的发展脉络——以文本的嫁接与嵌入为视角》对《西游记》故事文本中嵌入、嫁接的文献及其中涉及的道教知识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将《西游记》的成书阶段分为原始西游故事、分化改造、文人加工、陆续增补四个阶段。两篇文章都是文本衍生研究的佳例。

四、知识史视野中的文本研究

若以知识史的视野去进行全新的文学史建构，则其景观必有不同。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人<附释文毛诗注疏钞残卷>考论》通过对《附释文毛诗注疏钞残卷》的钞写年代、文本性质的考证，提出该卷之经文、传笺、疏文与《释文》合钞的形式对目前学术界关于群经注疏关系的叙述方式将有所改变的看法。林晓光（浙江大学中文系）《对<文选集注>卷七三残卷的复原整理——附改卷所见佚书及札记二题》细致复原了《文选集注》卷七三残卷内容，并通过这种复原对孟姜女故事研究和文子与计然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齐民要术>的类书背景与中古时代的知识管理》以贾思勰《齐民要术》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本之对比分析为中心，对《齐民要术》的编撰成书与刘孝标《类苑》的直接关系进行了分析。该文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指出了《史记正义》、《后汉书注》、《文选注》等注本的类书背景，并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集注、类书著作的兴起反映了自汉代以来以家法为特点的单线条式的知识积累和流传方式新变为以知识分类整理为特点的知识管理方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