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杜文玉：大明宫到底有何功能

【编者按】近年来，不少宫廷剧的热播，让历史学界的研究对象与大众紧密接触。在这些电视剧中，《大明宫词》似颇受推崇。但对于大明宫的具体形象，恐怕很多人尚不清楚。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先生新出版的《大明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正可提供给一幅关于大明宫的全景图。在此书中，杜先生不仅将大明宫内各种建筑方位考证清楚，绘制了更清晰的方位图，还对每个建筑的功能进行了梳理。作为目前对于大明宫最完备的研究，此书除了便于学界人士进一步推进，也有助于读者身临其境地了解宫廷文化的载体——大明宫。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采访了杜文玉先生。

杜文玉

澎湃新闻：唐以降，记载唐长安建筑的书籍颇多，版本亦不少，您在撰写《大明宫研究》一书时是如何对这些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史料进行鉴别、整理并使用的？

杜文玉：研究长安最主要的典籍是宋敏求（1019-1079）的《长安志》，此书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一部有关古长安地理和历史的志书。当然在此之前有唐人韦述（？-757）的《两京新记》，可惜已经亡佚了，故而主要使用的还是《长安志》。南宋程大昌（1123-1195）的《雍录》也是一部重要的典籍，此书采取了专题札记形式，在记述长安地理沿革、宫室、山川、历史时，还利用了各种典籍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错误。此外，元人骆天骧（生卒不详）的《类编长安志》也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典籍，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再据《三辅黄图》、《雍录》等书及宋、金、元时期的有关文献，把宋敏求的《长安志》加以分类，重新编排，故而称之为《类编长安志》。

清代以来，又有一批涉及大明宫的志书和著作相继问世，如毕沅（1730-1797）编的《关中胜迹图志》、嘉庆十七年（1812）董曾臣（生卒不详）所纂《长安县志》、陆耀遹（1771-1836）编的《咸宁县志》、徐松（1781-1848）所著《唐两京城坊考》、晚清程鸿诏（生卒不详）《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等，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涉及大明宫的古地图，比如吕大防（1027-1097）《唐长安图·大明宫图》、《阁本大明宫图》、《六典大明宫图》、元人李好文（生卒不详）《长安志图·唐大明宫图》等等。其中学界对吕大防的图关注最多，学术价值较高，但因为已有残缺，所以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

对这些不同的史料，使用过程中是要进行比对的。我采取的办法是，研究某一个建筑，就把以上这些书中涉及到该建筑的文字拿出来，逐条比对，看存在什么差异，差在哪里。若前面的书错了，看后面的书是否有所补正，其实是个笨办法。有时候诸书记载均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查其他的书，比如两《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通典》等传统文献，以补志书记载之不足。有时候传统记载并不是很明显，但它记载的其他内容中可能会提供线索，比如某个人入宫去了，从哪到哪，发生了什么事，根据这些也能推测出一个建筑的方位。比如日本人圆仁（793-864）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他曾经去过大明宫，经望仙门、玄化门入宫。他进的是东内苑，主要是去神策军找仇士良（781-843）“办手续”，可仇士良不在，于是他被安排住在护国天王寺。我书中判断护国天王寺的位置就是根据圆仁的记载，非常清楚。

此外，鉴别、取舍史料还要与考古成果相结合，大明宫我去了N次，每个遗址也看了多遍，考古资料是第一手资料，文献资料要和考古发掘报告相比对，两相印证，许多问题就清楚了。当然考古学者也离不开我们历史学者，因为他们发掘一个遗址，需要根据历史文献或研究结论来判定具体是那个建筑。

《唐两京城坊考》

澎湃新闻：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研究唐代长安、洛阳的重要文献，但您在行文中指出徐著存在不少错误，从总体上来说，您对徐松之书作何评价？

杜文玉：我对徐松非常尊重，他这部《唐两京城坊考》应该算是宋敏求《长安志》之后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补充了一些宋敏求当时没有收集到的资料，尤其是后世陆续发现的一些碑刻与墓志资料。另外，他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纠正了宋敏求的一些错误。虽然我这本书在许多地方指出了徐松在某些地方存在的一些错误和不足，这并不影响我对徐松这个人和他著作的总体评价。任何一个学者写的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包括陈寅恪（1890-1969）先生的著作也是如此。

单就《唐两京城坊考》而言，写得确实不错，完全称得上是一部佳作。徐松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一是因为勤奋，二是因为确实有才气。这部书的学术价值非常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它是宋敏求《长安志》之后有关长安历史地理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安地区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其二，正因为如此，国内这些年出版了多部增订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书，但均跳不出徐松这本书的框架。增订之后的内容肯定比原书更加丰富，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还是徐松这本书价值更高。特别关于大明宫的内容，后人的增订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还是需要靠徐松的书来了解。

澎湃新闻：不仅是国内，有不少外国学者也对大明宫很感兴趣，这方面起步较早的是日本，您能谈一下对日本学者这些研究的看法吗？

杜文玉：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对有关大明宫的研究做了一个概述，其中对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有一个评价。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早期的大概以田野考察为主，如足立喜六（1871-1949）、桑原骘藏（1871-1931），在1907年便先后到过大明宫遗址考察，拍摄了一些建筑遗址的照片。其中足立喜六拍下了含元殿遗址的全景照片，并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这些资料都十分珍贵。但是这些田野考察涉及大明宫的很少，也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把他们当时看到的大明宫遗址，而且仅仅是地面上凸出的遗址，比如含元殿、麟德殿等描述了一下。因为地下的遗址他们没法挖掘，也就无从记载。

足立喜六

另一位日本学者平冈武夫（1909-1995）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出版了《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及其与今井清（1919年生）合著的《唐代的长安与洛阳》（索引篇），收集了宋以来历代有关大明宫的地图，并择录相关研究资料，是研究大明宫建筑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人提供了方便。当然，他们也画了一些地图，然其中关于大明宫的内容沿袭旧说的多，创新的内容相对较少。因此，他们的研究虽然我都看了，但他们能见到的资料基本我们现在都能见到，所以我更多的采用基本史料。

至于现今日本学者研究大明宫的情况，概括地说，他们没有做全面系统的研究，都是针对大明宫的某个建筑或者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就当前大明宫的研究而言，整体来看，我们中国现当代学者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要比日本学者强一些。尽管如此，我们研究长安也好，大明宫也好，日本学者的研究还是跳不过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澎湃新闻：前人研究大明宫，主要是基于其考古遗存，围绕与之相关的政治事件展开。像《大明宫研究》这样考查其建筑方位与职能的研究并不多见，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这样的研究呢？

杜文玉：我之所以选择做这样的研究，是研究项目的结果。目前为止，我出版了两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第一部是我主编的《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变迁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二部就是这本《大明宫研究》。前一部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项目的结题成果。后一部也是项目成果。

自从西安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以来，我一直都有参与，参加过他们的专家论证，也接受过中央电视台及其他媒体的采访。后来，大明宫管委会下设的研究院几次与我联系，希望我能申报一个研究项目，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那些抽象的旅游开发一类的项目对我来说实在力有不逮，所以就选择做点“实活儿”，报了一个关于大明宫建筑功能的项目。之所以报这个题目，是因为中国古代很多建筑都有各自的功能。这个项目结项时我已经写了十五六万字的稿子，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前人如宋敏求、徐松等对大明宫中许多建筑方位的记载并不正确，刚好大明宫研究院又邀请我继续申报项目，于是我就把建筑方位研究的项目报了上去。这本书实际上是这两个研究项目的结晶，这其中离不开大明宫研究院的支持。

足立喜六拍摄的含元殿

澎湃新闻：《大明宫研究》中多有勾陈发微之言，如关于麟德殿、望仙台与望仙观的研究，有很多是前人研究中未曾涉及到的，您能否做一下简单的讲解？

杜文玉：关于麟德殿，其遗址尚在，夯土层高出地面，故方位并不存在问题，关键在于其职能。实际上以前也有人写过文章讨论过麟德殿的职能，但都将其职能定位在宫廷娱乐设施上，视其为大明宫中举行宴飨、乐舞和百戏表演，乃至打马球的场所。因此，在唐代诗歌中，有很多臣子在麟德殿所写的应制诗。我在研究中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除了宴饮、娱乐之外，麟德殿还有接见外来使者的外事功能，因为其是大型单体建筑，有充分的空间。又有宗教功能，包括道教、佛教，特别是关于宗教学术探讨的活动。另外，麟德殿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召见诸学士、中书舍人，以及地方大员、地方使者。总之，皇帝并不是专门将麟德殿作为召见之地，而是具有随意性，可能恰好人在这个地方，就临时进行了召见。

至于望仙台与望仙观，望仙台是一座高台，遗址今天可以看到，故其方位也是没有问题的。望仙台在史书中记载很多，但我在研究中发现，它并非只是一座高台，而是属于望仙观中的一座建筑。除了望仙台，在望仙观内还有一处降真台，也是一座高台。望仙观应该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建筑群。也就是说，武宗实际上是修了一座望仙观，观中有一座高台叫望仙台，这也算纠正了人们的一个错误认知。

望仙台

总之，在我的书里，对相关建筑物主要进行了两类考证。第一类是建筑物名称史书有记载，但方位不对。比如待制院的方位，《长安志》的记载与徐松的看法相差很大，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议。我在研究之后认为，大明宫中有两个待制院。一处在门下省以东，为皇帝在宣政殿召见待制之臣时，等待召见之臣在此休息。另一处在光顺门旁边，史馆以西，大历十四年（779）设置，为皇帝在延英殿坐朝时，其他待制之臣所居之处，而不是前人所谓亲王待制院。再如少阳院的方位，史书记载也不一致，大家也有争议。据我研究，大明宫中有两处少阳院，一处位于崇明门以东，称东少阳院；另外一处位于翰林院以北，称西少阳院。唐代后期的太子在这两个少阳院都曾住过，因为凡是太子住过的就称少阳院，故而不能钻牛角尖。另外，学士院也分东、西，而翰林院与学士院则是两个不同的机构。

第二类考证，就是宋敏求等人的书中没有提到，但大明宫中确实有这些建筑，这些在我的书里有补充。比如京兆尹院，不管宋敏求还是徐松，都没有提到。又如御史北台，前人没有研究过，其方位我也考证清楚了。另外，还有命妇院，虽然徐松的书里提到了，但学界长期以来对其方位与功能都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论对其他人是否有用，至少对我而言有其价值。因为以前我看史书时，提到外命妇去朝堂朝见过皇后，武则天在当皇后时也在朝堂宴请过其亲属，我很疑惑朝堂作为宰相与大臣议事的地方，为何皇后也来了？这次我通过对命妇院的研究发现，这里所谓的朝堂就是指命妇院的朝堂。命妇院的规模很大，大明宫其他一些机构扩建，经常占用命妇院的地方。此外，设在大明宫内的诸种库藏、佛寺、道观的方位和功能，我也进行了梳理。

澎湃新闻：您在这本书中自行绘制了一幅大明宫平面图，您能说说它和前人所绘之图的不同之处吗？

杜文玉：我画的这张图和前人所画的图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徐松的图，将东、西内苑放入大明宫里面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为了直观表达这本书里的考证成果，我画了这幅示意图。但我要声明，这张图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并非完全是我的独创。

这张图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纠正了前人所绘之图的错误之处，可以与书中的内容一一进行比对；二是丰富且补充了前人图上所没有标绘的许多建筑物；三是将大明宫中所有的建筑物都涵盖进去了，并非只涉及宫廷建筑，朝廷机构、军事机构（比如飞龙院）、宗教建筑等也都收录了；四是此图比前人的图更为详细，比如含元、宣政、紫宸三大殿的门，东上閤门、西上閤门等，在以前的图中都未能详细显示，我在这幅图中都有详细的标绘。此外，如把这幅图与一些记载相结合，将能够更好理解唐朝的制度。

但平面图无法显示建筑物的高度，这里可以顺带说说。在唐朝，建筑物多为单层，一些楼也大多为两层，个别有三层。有人会问，望仙台“高百余尺”，肯定不止两三层。但这是因为其夯土层很高，现在我们看到的望仙台夯土遗址就很高。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写到修建望仙台时的情况，禁军军官持棒督促军士运土，唐武宗都看不下去，遂命令禁军军官自己也去运土，可见其夯土层很高。所以，文献中的“百余尺”不是指其楼层多，而是夯土层加楼层的整体高度。另外，在唐代也不像现在，规定宫内建筑不能超过多高，或者不能超过含元殿、丹凤门的高度。至少降真台、望仙台很高，三清殿也很高，我参观过三清殿的遗址，比麟德殿的夯土层还高。本来这些事考古人员可以说清楚，但这个事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发掘工作。

唐大明宫平面示意图

澎湃新闻：您书中在探讨大明宫建筑职能的同时，还兼及了不少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有一些还纠正了前人研究的错讹之处，比如书中提到的入閤之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您能否简单的说一下？

杜文玉：关于入閤之制，宋人的说法和后人的研究都有一定错误。司马光（1019-1086）说皇帝单日御朝坐紫宸殿，每日御朝则坐宣政殿，如果皇帝不在宣政殿坐朝，而在紫宸殿坐朝时，则唤仗卫从东西閤门而入，故谓之入閤。欧阳修（1007-1072）、叶梦得（1077-1148）、马端临（1254-1323）等都认为入閤之制始于玄宗。其实按照唐制，皇帝要每日坐朝，后来才改为单日坐朝，双日休朝，无论在宣政殿或是紫宸殿均是如此，故无所谓“奇日视朝为入閤”之说。而据胡三省（1230-1302）所引《雍录》，入閤之制自唐初以来就是始终存在的，凡是皇帝在紫宸殿坐朝召见群臣，皆可视为入閤。唐玄宗只是将朔望朝的听政活动移至紫宸殿举行，并且将朔望朝的仗卫唤入閤门而已，致使人们误以为是玄宗开创了入閤之制。此外，对于入閤人员，也并无特殊限制，甚至有地方使臣得到召见。到唐后期，商议政事主要从宣政殿转移到了紫宸殿，入阁之制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即使是宰相入朝，也需要搜身。这就涉及到入閤之仪，武则天曾编撰过一部10卷本的《紫宸礼要》的礼书，说明有关紫宸殿朝会的仪注还是十分复杂的。也许是武则天主要在紫宸殿坐朝，因此把仪注弄的比较复杂，其退位之后，有关仪注当恢复到了正常情况。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曾经讨论过入閤之仪，翰林学士承旨王珪（1019-1085）说：“今閤门所载入閤仪者，止是唐常朝之仪，非为盛礼。”可见唐朝确有入閤之仪，并且在北宋时期仍然存在。

澎湃新闻：唐代长安有三大内，大明宫只是其中一个，关于唐代宫殿政治的研究，应当如何推进？

杜文玉：根据我研究大明宫的体会，宫廷政治的研究还是要从宫殿自身入手。唐朝的国家典制应当算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一个时期，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宫廷里面的每一个建筑都被当时制度赋予了特殊功能，从这里切入既可以了解唐代的国家典制，又可以了解唐代的政治制度及运行情况，此外还可以了解唐代宫廷建筑规划、布局的思想等等。我认为，唐代宫廷建筑应当有三套体系。第一套以皇帝为中心，比如大明宫中的三大殿，含元、宣政、紫宸，都是围绕着皇帝的，而且刚好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其他机构都分在两边。

另一套以太子为中心，在古代社会中，对储君看得很重，故而需要涉及一套制度。这一点在唐朝的前期比较明显，但后期就不行了，太子连东宫都不住，直接住到少阳院。唐朝前期太子东宫的机构基本上是朝廷机构的“缩小版”，朝廷有中书、门下两省，东宫就有左、右春坊；朝廷有尚书省，东宫就有詹事府；朝廷有十六卫、十二卫，东宫就有十率府。每当各种节庆，大臣给皇帝祝贺之外，还得向太子祝贺，有些太子还要监国、处理政事。这应当是唐朝政治的一条线索，但是在大明宫中体现得不清楚，因为大明宫建成后，唐高宗主要居住在洛阳，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到唐玄宗时又对太子的防范十分严密。

最后一套以皇后为中心，也就是女主。皇后的地位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要，历代经常出现皇后专权、太后专权，并不是偶然的，既有传统影响，也有制度因素。因此，大明宫中就有命妇院，命妇院中也设有朝堂，有各种殿，可见皇后地位的重要。比如圆仁记载，重大节日时，外命妇都要朝见皇后。在武则天当皇帝前，大臣也要朝见，这一规定反复多次。

按照这三条线索梳理，基本上不会对重要的建筑有所遗漏。总而言之，宫廷政治的研究要把握两条的脉络：一是宫殿职能的研究，包括太极宫、兴庆宫，我研究过的大明宫，也可以继续深入；二是宫殿方位的研究，这属于历史地理。只有把这两条基本的脉络抓住，其他的研究才能深入。至于研究方法，主要还是要依靠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办法。在西安的学者，更方便实地考察，能够找到大体的方位。只有这样，宫廷政治研究的空间才能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