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就实︱李文杰：多注重近代制度史的研究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三场引言人分别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国史：沈洁、瞿骏、唐小兵；党史与当代史：阮清华、徐进、刘彦文）。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李文杰：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感触与困惑

我想先讲一下关于近代制度史的研究。前两天在思勉高研院听巴斯蒂教授讲“慈禧太后与晚清中国”，她提示了一个史实：“慈禧太后”不是规范的称呼，当时也并未使用过，正式称呼是“慈禧皇太后”。（在当时的正式文书中，有更繁琐的十六字徽号）我又想起了论文写作时，经常被老师纠正传统记日方式：每月上旬的日期须以日字结尾，即初一日、初八日，而初一、初八是不规范的。我还想起以前与友人聊天时，说起史学界叙述民国初年历史时，常用“总统”一词，而正确用法应该是“大总统”、“临时大总统”。类似的问题还有“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等等。近现代史同仁可能会对这些较真不以为然，而这反映出来的，也恰好是我们近代史与古代史领域一个大的不同：古代史可能会非常看重制度，看重正史的《志》书，而近现代史则更相信人物及其活动才是核心内容。其背后的思路可能是制度不重要，因为制度可以不必遵守，人的行为才更重要这一想法。故相对而言，对制度也就轻视一些，这也经常造成一些研究中的误解。例如我此前看过一个今人写的清代传记，开头就说传主父亲“官至光禄大夫”，暗示传主出自名门、仕途亨通。实际上，清代光禄大夫仅仅是散官名号，没有实际意义，常被用来赠给高级官员的先人。所以，光禄大夫很可能是“父以子贵”，而不能反证传主出身名门。

历史人物的活动，总是离不开相应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当时的制度，中国史尤其如此。因为传统儒家社会尤重秩序，秩序则经由礼法来规范。这些礼，有的化为成文的制度，有的则约定俗成，共同形成适用于当时的制度。看似繁文缛节的内容，实际是对一个人身份、角色的显示以及对他行为的规定与限制。古代如此，近现代同样如此。所以人的主观性活动对历史固然重要，但毕竟有形或无形地受制于脚下的舞台。舞台的搭建、改造，则有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自身的规律。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恰如其分地理解人物、事件的作用与局限。

这里以清代京城衙门上奏的制度为例。京中六部首长，即堂官，一般有满汉共六位（有时还有管部大学士），总理衙门则更多。他们在上奏讨论本部门分管的事务时，需联名合署。这是保证行政稳妥的手段。但全体署名，意味着共同担责，也就意味着奏摺内容要让所有堂官不至于反对，这必然扼杀奏摺中可能出现的新意和锋芒。当然，你也可以独自上奏，不过，突破上述不成文的联署制度，往往会换来上谕的斥责，甚至成为撤职的理由。由此，清代中央行政的很多特点，就被限制在这一框架之内。

近代史研究领域，以前是聚焦于几大事件与人物，近来则目光向后，且注重物质文化、下层社会，一直以来，制度史的研究是被忽略的。邓广铭先生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所谓钥匙，就是缺少它就进不了门的工具。近代史领域虽然因时代变局导致聚焦的问题有所转移，但制度史仍然应该有它相应的分量。实际上，在这一领域，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其中的实质内容都是模糊不清的，这也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大事的理解。例如，垂帘听政制度的具体步骤、前后的内容变化、在日常政务上发挥的作用、甚至慈禧太后能否在奏摺上进行朱批，这些都还有模糊的地带，那么，慈禧太后的权力问题，也就有进一步探寻的空间。

相应的，我想说一下对近代史料的困惑。史料主要是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文献，当然也就不存在新旧之分。这里的新旧，是相对我们得到的先后而言的。我们知道，清人读史考史做札记，是最基本的治学方法。民国学者已有摈弃正史不读，着重向经史典籍之外寻找材料的倾向，即“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罗志田教授语）学者们会更多地看重出土文献、歌谣、小说、戏曲等以前学者忽视的边缘史料。概括起来，就是推崇以新史料研究新问题，推崇“预流”。

近代史研究发展到今天，也有类似的现象，旧有的、早出的、整理好的史料，越来越不被人翻看。例如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集近代史大家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0种62册3000余万字（《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979年，丛刊又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此后又陆续出版续编系列：《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清末教案》、《太平天国》。此外，学界还先后整理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以及大量的近代人物全集。这些史料，多由一流史学家编辑，取材宏富，内容包括近代中外官方档案、个人文集、笔记等等，单从篇幅而言，远远超过二十四史与通鉴，应该说，这是培养近代史通识的基础史料。然而，这些史料因部头太大，且多数编选时间早，书前所述指导思想显得较为“老气”，越来越淡出我们的视线。随着人们对新问题的追寻、研究热点的转移，随着新出史料的不断增加，为了“预流”及研究的方便计，现在被利用最多的，主要有两种资料：一是易于获取的电子资源，尤其是可供全文检索的古籍、报刊数据库；二是研究者通过跑各类档案馆或经由其他途径独家搜集、而其他学者尚有一定难度看到的史料。但事实上，上面列举的“旧史料”，依然有他们作为通识线索的价值，甚至值得通读。史料并不能因为前人读过，我们就不再去读；历史理解不会因为前人有了而能进行简单的传递。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既存史料，我们应如何去处理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