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就实︱李文杰:多注重近代制度史的研究

李文杰

2015-12-05 13:2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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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三场引言人分别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国史:沈洁、瞿骏、唐小兵;党史与当代史:阮清华、徐进、刘彦文)。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李文杰: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感触与困惑
我想先讲一下关于近代制度史的研究。前两天在思勉高研院听巴斯蒂教授讲“慈禧太后与晚清中国”,她提示了一个史实:“慈禧太后”不是规范的称呼,当时也并未使用过,正式称呼是“慈禧皇太后”。(在当时的正式文书中,有更繁琐的十六字徽号)我又想起了论文写作时,经常被老师纠正传统记日方式:每月上旬的日期须以日字结尾,即初一日、初八日,而初一、初八是不规范的。我还想起以前与友人聊天时,说起史学界叙述民国初年历史时,常用“总统”一词,而正确用法应该是“大总统”、“临时大总统”。类似的问题还有“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等等。近现代史同仁可能会对这些较真不以为然,而这反映出来的,也恰好是我们近代史与古代史领域一个大的不同:古代史可能会非常看重制度,看重正史的《志》书,而近现代史则更相信人物及其活动才是核心内容。其背后的思路可能是制度不重要,因为制度可以不必遵守,人的行为才更重要这一想法。故相对而言,对制度也就轻视一些,这也经常造成一些研究中的误解。例如我此前看过一个今人写的清代传记,开头就说传主父亲“官至光禄大夫”,暗示传主出自名门、仕途亨通。实际上,清代光禄大夫仅仅是散官名号,没有实际意义,常被用来赠给高级官员的先人。所以,光禄大夫很可能是“父以子贵”,而不能反证传主出身名门。
历史人物的活动,总是离不开相应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当时的制度,中国史尤其如此。因为传统儒家社会尤重秩序,秩序则经由礼法来规范。这些礼,有的化为成文的制度,有的则约定俗成,共同形成适用于当时的制度。看似繁文缛节的内容,实际是对一个人身份、角色的显示以及对他行为的规定与限制。古代如此,近现代同样如此。所以人的主观性活动对历史固然重要,但毕竟有形或无形地受制于脚下的舞台。舞台的搭建、改造,则有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自身的规律。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恰如其分地理解人物、事件的作用与局限。
这里以清代京城衙门上奏的制度为例。京中六部首长,即堂官,一般有满汉共六位(有时还有管部大学士),总理衙门则更多。他们在上奏讨论本部门分管的事务时,需联名合署。这是保证行政稳妥的手段。但全体署名,意味着共同担责,也就意味着奏摺内容要让所有堂官不至于反对,这必然扼杀奏摺中可能出现的新意和锋芒。当然,你也可以独自上奏,不过,突破上述不成文的联署制度,往往会换来上谕的斥责,甚至成为撤职的理由。由此,清代中央行政的很多特点,就被限制在这一框架之内。
近代史研究领域,以前是聚焦于几大事件与人物,近来则目光向后,且注重物质文化、下层社会,一直以来,制度史的研究是被忽略的。邓广铭先生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所谓钥匙,就是缺少它就进不了门的工具。近代史领域虽然因时代变局导致聚焦的问题有所转移,但制度史仍然应该有它相应的分量。实际上,在这一领域,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其中的实质内容都是模糊不清的,这也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大事的理解。例如,垂帘听政制度的具体步骤、前后的内容变化、在日常政务上发挥的作用、甚至慈禧太后能否在奏摺上进行朱批,这些都还有模糊的地带,那么,慈禧太后的权力问题,也就有进一步探寻的空间。
相应的,我想说一下对近代史料的困惑。史料主要是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文献,当然也就不存在新旧之分。这里的新旧,是相对我们得到的先后而言的。我们知道,清人读史考史做札记,是最基本的治学方法。民国学者已有摈弃正史不读,着重向经史典籍之外寻找材料的倾向,即“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罗志田教授语)学者们会更多地看重出土文献、歌谣、小说、戏曲等以前学者忽视的边缘史料。概括起来,就是推崇以新史料研究新问题,推崇“预流”。
近代史研究发展到今天,也有类似的现象,旧有的、早出的、整理好的史料,越来越不被人翻看。例如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集近代史大家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0种62册3000余万字(《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979年,丛刊又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此后又陆续出版续编系列:《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清末教案》、《太平天国》。此外,学界还先后整理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以及大量的近代人物全集。这些史料,多由一流史学家编辑,取材宏富,内容包括近代中外官方档案、个人文集、笔记等等,单从篇幅而言,远远超过二十四史与通鉴,应该说,这是培养近代史通识的基础史料。然而,这些史料因部头太大,且多数编选时间早,书前所述指导思想显得较为“老气”,越来越淡出我们的视线。随着人们对新问题的追寻、研究热点的转移,随着新出史料的不断增加,为了“预流”及研究的方便计,现在被利用最多的,主要有两种资料:一是易于获取的电子资源,尤其是可供全文检索的古籍、报刊数据库;二是研究者通过跑各类档案馆或经由其他途径独家搜集、而其他学者尚有一定难度看到的史料。但事实上,上面列举的“旧史料”,依然有他们作为通识线索的价值,甚至值得通读。史料并不能因为前人读过,我们就不再去读;历史理解不会因为前人有了而能进行简单的传递。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既存史料,我们应如何去处理和突破。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近代史,青年学者,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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