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十三)〡内亚帝国:满蒙藏政治/信仰共同体

宋念申

2015-12-02 18: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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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藩体制在理论上,是家族宗法制度在内政外交上的延伸。清对东亚邻国和一些域外国家,继承了明的宗藩(朝贡)制度,就是上一篇所谓的 “礼部‘外交’”。但与此平行的还有另外一套制度,用来管理内陆亚洲边疆(即今天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及西南地区)。其负责机构在设立之始叫“蒙古衙门”(1636),后改为“理藩院”(1638)。顺治年间,理藩院脱离礼部,成为专管外藩事务的独立部门。以理藩院实施对内亚的治理,是清不同于明的一大特点,也是今天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重要一步。
近几年,美国“新清史”学派突然受到国内关注,大有从学术议题变成公共话题的之势。“新清史”的主张,简单说,就是转换清史研究的中原视角,而采用满、蒙等语言史料,把清朝当作一个内亚帝国、而非一个汉化(Sinicized)的王朝来处理。“新清史”和“汉化论”最早的交锋,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罗有枝(Evelyn Rawski)和何炳棣关于“汉化”的争论。近年的趋势,则变成一方坚持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观,一方则严防(源于日本学界的)“满蒙(疆藏)非支那论”卷土重来。其实从逻辑上看,多少有些各说各话,因为罗有枝等并没有否定满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中原声教,何炳棣也不否认清廷缔造的是多族群帝国。如果把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那么两种研究清代中国的视角各有价值,如何炳棣所言,不必相互排斥。
另一个问题是,当对清朝性质的争论,过多集中在统治集团到底更崇奉以“国语骑射”为标志的“满洲之道”、还是以儒家声教为核心的“中原之道”时,另一层重要的国家建构过程,就容易被这种满汉二元对立所忽视。这就是:满洲政权借鉴、融入、改造蒙古的政治和信仰体系,将分裂的北疆和西域纳入新的国家共同体。这种建构策略被中国学者李勤璞称为“蒙古之道”。他认为满洲政权,尤其是前期,存在着有意“蒙古化”(Mongolization)的政策取向,这和同一政权采取的“满洲之道”和“中原之道”,既非常不同,又并行不悖。
由于现代中国直接继承清代国家,所以认识蒙古之道,对于我们理解清如何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和一统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及其问题,至关重要。
不用说,任何扩张和统治,都伴随权力博弈及军事征服,比如皇太极打败察哈尔的林丹汗,及康熙至乾隆年间与准噶尔蒙古的地缘争夺等。但仅仅靠暴力强压,并不会产生对新国家的认同。满洲政权另外一种重要的策略,是在政治体系和宗教信仰两方面把自己和蒙古“混一”。在这个前提下,再辅以军事、贸易、移民等方式巩固领土和人口,并用盟旗、札萨克、驻扎大臣等制度强化管理,固化各部领地,彻底改造原有的游牧方式,结束草原内部长期纷争的状态,并最终达致蒙古上层精英对大清的自觉认同。此外,正是出于塑造 “混一蒙古”的诉求,藏区和今天的新疆亦纳入帝国政治视野,华北与西域的联系空前强化。
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一种部众联盟国家。他死后,蒙古世界陷入分裂。经过长期内斗,元朝皇帝最终获得蒙古大汗之位,但对其他四大汗国没有实际统治权力。在元及其后的蒙古世界中,有实力的汗或大汗可以统合各个部众国家,而当强势人物去世、实力瓦解,这些并立的部众国家可以选择脱离、独立、或结成新的联盟。蒙古语中ulus(兀鲁斯)一词,即指的这样一种“国家”,各“国”之间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美国学者艾尔沃斯克格(Johan Elverskog)通过研究16至19世纪的蒙古史料,指出这种松散的政治体制(他称为“ulus/törö制度”)是蒙古政治的重要特色,蒙古部众最初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下,认知他们与满洲国家的关系。
满语中的“国家”(gurun,固伦)和ulus意涵一致。当科尔沁、喀喇沁等部脱离林丹汗投向满洲,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ulus和满洲ulus的联合。众多不满林丹汗的蒙古部众,欢迎满洲的崛起,也愿意和满洲结成新的国家以抗衡察哈尔,这完全符合草原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到皇太极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得到“传国玉玺”后,与满洲联盟的蒙古部众推皇太极为新的国家领袖,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皇太极以蒙古大汗的身份将各部编入体制,这才开始逐渐把蒙古各“国家/ulus”改编成大清国家(daicing ulus)辖下的行政单位或藩属,这一转变过程持续上百年。
与此同时,满洲政权不但通过通婚,从血缘上强化与蒙古上层的联系,而且全盘接受对蒙古人有重要影响的藏传佛教,甚至直接和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接触,建立供施关系。从元代起,蒙古上层就开始崇奉藏传佛教,并对政教合一的藏区施加影响。“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名号都来自蒙古,分别是1578年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赐给索南嘉措(即第三世达赖喇嘛)和1645年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赐给罗桑却吉坚赞(即第四世班禅)的称号。藏传佛教几大派别之间相互竞争,并和不同的蒙古部众建立同盟,蒙藏相互介入对方内部的政治斗争。女真/满洲虽然早就接受藏传佛教影响,不过直到皇太极时代,才真正意识到,遥远的西藏,对居住在整个北方及西域的蒙古诸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宗教入手强化与蒙古的联盟/宗藩关系,是满洲政权找到的治理内亚的法宝。佛教对蒙古的重要性,其实明朝政府也意识到,并多次利用喇嘛作沟通中原与蒙古关系的使者。但明朝并没有像清那样,自上而下崇奉藏传佛教,建立与藏卫的供施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不但出于治理需要,更出于自身精神需求。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在盛京大兴土木建造藏传佛教寺庙,今天沈阳著名的皇寺和四塔四寺都是皇太极时代敇建的。入关后,清廷更是在北京、热河等各处建造寺院供奉高僧,佛教完全融入皇家和国家生活之中。
当然,这其中的政治考量也很明显。清帝虽名义上对藏传佛教几大派别都很重视,但实际有意提高格鲁派的地位,支持黄教领袖成为蒙藏僧众的精神导师。可以说,在本来派别分立的北疆和西域,独尊达赖喇嘛(前藏)、班禅额尔德尼(后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蒙)和章嘉呼图克图(内蒙)这四大格鲁派活佛,很大程度上拜大清的提携。从格鲁派角度看,当然也乐于和清帝结成同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五世达赖喇嘛于1652年访问顺治,以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于1779年会见乾隆,后来成为满藏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图局部
需要提及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有利于统治的各类宗教/价值体系都大力扶植。皇族在满人的堂子举行萨满仪式,在喇嘛庙礼佛,还积极参与儒教和道教活动,这格外体现清帝的多元角色:对于中原及东亚诸国,他是天子;对于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对于蒙古,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多元意识形态在清的混一,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磨合,相互容纳而不排斥;二是所有这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统合于对“天命”观念的崇奉。正因此,清治下的汉满蒙藏,不是马赛克似的各自为政,而是“承仰天命”之下的多元混合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1758年,经过70多年的战争,清帝国终于取得了对漠西(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胜利,消灭了最后一个敌对的游牧汗国,在此过程中控制了从漠北到天山南北麓的广大地域。1771年,同属卫拉特的土尔扈特部,由首领渥巴锡率领,脱离俄罗斯,在屡遭挫折后归降清朝。以此为标志,清帝国基本完成对蒙古草原的重新统一:这既有清的多元政策,也靠大部分蒙古部众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有学者认为, “蒙古”成为现代“民族”身份,实是在清代才有充分条件。
18世纪蒙古在清治下的统一,是在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实现的。打败准噶尔及土尔扈特东归,涉及全球史另一项重大事件,这就是俄罗斯的崛起和东扩。而欧亚大陆上两大帝国——清与俄罗斯——在内亚的相遇,给现代中国和东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内亚帝国,蒙古之道,满蒙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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