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十三）〡内亚帝国：满蒙藏政治/信仰共同体

宗藩体制在理论上，是家族宗法制度在内政外交上的延伸。清对东亚邻国和一些域外国家，继承了明的宗藩（朝贡）制度，就是上一篇所谓的 “礼部‘外交’”。但与此平行的还有另外一套制度，用来管理内陆亚洲边疆（即今天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及西南地区）。其负责机构在设立之始叫“蒙古衙门”（1636），后改为“理藩院”（1638）。顺治年间，理藩院脱离礼部，成为专管外藩事务的独立部门。以理藩院实施对内亚的治理，是清不同于明的一大特点，也是今天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重要一步。

近几年，美国“新清史”学派突然受到国内关注，大有从学术议题变成公共话题的之势。“新清史”的主张，简单说，就是转换清史研究的中原视角，而采用满、蒙等语言史料，把清朝当作一个内亚帝国、而非一个汉化（Sinicized）的王朝来处理。“新清史”和“汉化论”最早的交锋，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罗有枝（Evelyn Rawski）和何炳棣关于“汉化”的争论。近年的趋势，则变成一方坚持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观，一方则严防（源于日本学界的）“满蒙（疆藏）非支那论”卷土重来。其实从逻辑上看，多少有些各说各话，因为罗有枝等并没有否定满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中原声教，何炳棣也不否认清廷缔造的是多族群帝国。如果把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那么两种研究清代中国的视角各有价值，如何炳棣所言，不必相互排斥。

另一个问题是，当对清朝性质的争论，过多集中在统治集团到底更崇奉以“国语骑射”为标志的“满洲之道”、还是以儒家声教为核心的“中原之道”时，另一层重要的国家建构过程，就容易被这种满汉二元对立所忽视。这就是：满洲政权借鉴、融入、改造蒙古的政治和信仰体系，将分裂的北疆和西域纳入新的国家共同体。这种建构策略被中国学者李勤璞称为“蒙古之道”。他认为满洲政权，尤其是前期，存在着有意“蒙古化”（Mongolization）的政策取向，这和同一政权采取的“满洲之道”和“中原之道”，既非常不同，又并行不悖。

由于现代中国直接继承清代国家，所以认识蒙古之道，对于我们理解清如何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和一统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及其问题，至关重要。

不用说，任何扩张和统治，都伴随权力博弈及军事征服，比如皇太极打败察哈尔的林丹汗，及康熙至乾隆年间与准噶尔蒙古的地缘争夺等。但仅仅靠暴力强压，并不会产生对新国家的认同。满洲政权另外一种重要的策略，是在政治体系和宗教信仰两方面把自己和蒙古“混一”。在这个前提下，再辅以军事、贸易、移民等方式巩固领土和人口，并用盟旗、札萨克、驻扎大臣等制度强化管理，固化各部领地，彻底改造原有的游牧方式，结束草原内部长期纷争的状态，并最终达致蒙古上层精英对大清的自觉认同。此外，正是出于塑造 “混一蒙古”的诉求，藏区和今天的新疆亦纳入帝国政治视野，华北与西域的联系空前强化。

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一种部众联盟国家。他死后，蒙古世界陷入分裂。经过长期内斗，元朝皇帝最终获得蒙古大汗之位，但对其他四大汗国没有实际统治权力。在元及其后的蒙古世界中，有实力的汗或大汗可以统合各个部众国家，而当强势人物去世、实力瓦解，这些并立的部众国家可以选择脱离、独立、或结成新的联盟。蒙古语中ulus（兀鲁斯）一词，即指的这样一种“国家”，各“国”之间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美国学者艾尔沃斯克格（Johan Elverskog）通过研究16至19世纪的蒙古史料，指出这种松散的政治体制（他称为“ulus/törö制度”）是蒙古政治的重要特色，蒙古部众最初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下，认知他们与满洲国家的关系。

满语中的“国家”（gurun，固伦）和ulus意涵一致。当科尔沁、喀喇沁等部脱离林丹汗投向满洲，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ulus和满洲ulus的联合。众多不满林丹汗的蒙古部众，欢迎满洲的崛起，也愿意和满洲结成新的国家以抗衡察哈尔，这完全符合草原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到皇太极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得到“传国玉玺”后，与满洲联盟的蒙古部众推皇太极为新的国家领袖，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皇太极以蒙古大汗的身份将各部编入体制，这才开始逐渐把蒙古各“国家/ulus”改编成大清国家（daicing ulus）辖下的行政单位或藩属，这一转变过程持续上百年。

与此同时，满洲政权不但通过通婚，从血缘上强化与蒙古上层的联系，而且全盘接受对蒙古人有重要影响的藏传佛教，甚至直接和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接触，建立供施关系。从元代起，蒙古上层就开始崇奉藏传佛教，并对政教合一的藏区施加影响。“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名号都来自蒙古，分别是1578年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赐给索南嘉措（即第三世达赖喇嘛）和1645年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赐给罗桑却吉坚赞（即第四世班禅）的称号。藏传佛教几大派别之间相互竞争，并和不同的蒙古部众建立同盟，蒙藏相互介入对方内部的政治斗争。女真/满洲虽然早就接受藏传佛教影响，不过直到皇太极时代，才真正意识到，遥远的西藏，对居住在整个北方及西域的蒙古诸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宗教入手强化与蒙古的联盟/宗藩关系，是满洲政权找到的治理内亚的法宝。佛教对蒙古的重要性，其实明朝政府也意识到，并多次利用喇嘛作沟通中原与蒙古关系的使者。但明朝并没有像清那样，自上而下崇奉藏传佛教，建立与藏卫的供施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不但出于治理需要，更出于自身精神需求。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在盛京大兴土木建造藏传佛教寺庙，今天沈阳著名的皇寺和四塔四寺都是皇太极时代敇建的。入关后，清廷更是在北京、热河等各处建造寺院供奉高僧，佛教完全融入皇家和国家生活之中。

当然，这其中的政治考量也很明显。清帝虽名义上对藏传佛教几大派别都很重视，但实际有意提高格鲁派的地位，支持黄教领袖成为蒙藏僧众的精神导师。可以说，在本来派别分立的北疆和西域，独尊达赖喇嘛（前藏）、班禅额尔德尼（后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蒙）和章嘉呼图克图（内蒙）这四大格鲁派活佛，很大程度上拜大清的提携。从格鲁派角度看，当然也乐于和清帝结成同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五世达赖喇嘛于1652年访问顺治，以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于1779年会见乾隆，后来成为满藏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图局部

需要提及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有利于统治的各类宗教/价值体系都大力扶植。皇族在满人的堂子举行萨满仪式，在喇嘛庙礼佛，还积极参与儒教和道教活动，这格外体现清帝的多元角色：对于中原及东亚诸国，他是天子；对于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对于蒙古，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多元意识形态在清的混一，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磨合，相互容纳而不排斥；二是所有这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统合于对“天命”观念的崇奉。正因此，清治下的汉满蒙藏，不是马赛克似的各自为政，而是“承仰天命”之下的多元混合。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1758年，经过70多年的战争，清帝国终于取得了对漠西（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胜利，消灭了最后一个敌对的游牧汗国，在此过程中控制了从漠北到天山南北麓的广大地域。1771年，同属卫拉特的土尔扈特部，由首领渥巴锡率领，脱离俄罗斯，在屡遭挫折后归降清朝。以此为标志，清帝国基本完成对蒙古草原的重新统一：这既有清的多元政策，也靠大部分蒙古部众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有学者认为， “蒙古”成为现代“民族”身份，实是在清代才有充分条件。

18世纪蒙古在清治下的统一，是在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实现的。打败准噶尔及土尔扈特东归，涉及全球史另一项重大事件，这就是俄罗斯的崛起和东扩。而欧亚大陆上两大帝国——清与俄罗斯——在内亚的相遇，给现代中国和东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