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就实︱阮清华：中共是如何理解工业化的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三场引言人分别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国史：沈洁、瞿骏、唐小兵；党史与当代史：阮清华、徐进、刘彦文）。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阮清华：启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作为工具的“启蒙”

首先交作业。昨天散会的时候，杨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道作业，即思考一个问题：启蒙是否越启越蒙？

个人以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启蒙，很多时候是由政治改革者或革命者发动，即使是有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启蒙，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也转变成了革命者。那他们原本的目标就不在所谓开启民智，其目标也不是要在近代中国推行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等等这一套东西。而是要通过启发民众意识到他们当前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并且给大家一个美丽的许诺：一旦你们按照我们提供的方式起来反对现行政权，要求改革或者干脆起来革命，推翻现政府，未来是美好的：个人平等、自由，国家繁荣、富强等等。

但是，结果如何呢？康梁改革当然是失败了，孙中山革命从推翻政权的角度而言无疑是成功了，但民国并不能兑现革命党人此前诺言，因此只能二次革命，然后国民党起来推翻北洋、然后共产党起来推翻国民党。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地重复或者扩大此前的自由、民主、富强等美丽的诺言。但是，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可能按照原来革命时期许诺的那样去做。而很多民众已经被启发开了，因此他们在新政权时代就会要求兑现承诺，因而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共和国成立以后，实际上马上面临如何兑现革命时代的承诺的问题，共产党只能采用新的办法，那就是思想改造，将那些已经被启蒙或者是参与了启蒙的那一群人重新改造成符合新政权需要或者是至少表面上服从新政权意识形态的人。而不能改造或不愿被改造者，则被打入另册，成为敌人或者专政对象。因此，近代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压倒启蒙的问题，启蒙本身就是为革命服务的，或者说启蒙只是革命的工具。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启蒙只是一个工具，而且启蒙本身是有选择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可以换个角度看启蒙，把启蒙放到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背景中去理解。

二、共和国史研究中要注意概念的历史性

因为本场讨论的主题是共和国史的研究。下面谈一点关于共和国史研究的感受。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些年逐渐增多，而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上海就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单位在花大力气推动当代史的研究，而且参与这一课题开发和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共和国史的研究仍然只是起步阶段。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研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与民国史、晚清史贯通起来做比较研究，可能才会有一些进展。

比如昨天沈洁老师谈到要以工业化的维度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维度，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面向。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现代化这些概念？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工业化会带来城市化，工业化也应该带来现代化。但是这些概念到了共和国时期，或者说在共产党人的理念中，则可能具有非常不一样的含义。比如很多中共高层理解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就是生产机器化，就是大生产；而我们知道现代化其实除了物质生产中技术革新外，还与其他许多方面相关。另外，城市化这个概念，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解中，很多时候与工业化也是同义词，所以中共建国以后提出要把国民党时代的作为消费中心的城市改造成为生产基地。因此要把许多城市中不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所谓消费型人口大量遣送出城市，将城市建设成为工业生产基地。毛泽东才会说他要将一个帝王将相的北京城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城市，那就是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北京处处烟囱林立，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工业生产基地；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基地，上海市政府更是千方百计地把上百万的所谓消费型人口外迁。这些其实都是与正常的城市化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当时领导人的理念中，那就是他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那里，都可能有不一样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概念的历史性的问题。因此我们该如何去研究这些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放到当时乃至更前面的晚清、民国史的脉络里去理解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