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再谈中国模式：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

【编者按】

如何用中国模式辐射影响力，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中国模式（修订版）》已于今年12月上市。

郑永年在修订版本的序言中称，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以下内容摘自《中国模式（修订版）》序言，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略有删减：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座房子。这里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座房子的诸多问题：这座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如此等等。但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座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期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也往往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

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目前，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