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九世班禅的内地抗日历程

【编者按】1995年12月8日，经中央政府批准的转世灵童依照宗教仪轨，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即位，继承前世法统的位置。今天（2015年12月8日）是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1990年出生）坐床20周年吉日。

抚今追昔，历世班禅均有爱国爱教的传统，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的爱国爱教为世人熟知。但他的前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作为西藏僧俗人士中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政治人物却鲜为人知，其在1930年代日本侵华政治斗争格局中，义无反顾为国肩负多种重任与使命，甚至险被日本劫为人质，他的种种爱国行动被现存台湾地区的多个档案记载。

本文首次曝光这些泛黄的珍贵原始档案，它被夹在厚厚的档案材料中间，没有编目，该卷宗80年来首次被调阅。这些原始档案清晰地呈现了九世班禅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上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史实，再现九世班禅“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护国佑民功绩。

如果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视作抗日战争正式打响的话，到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圆寂之时，正好是他舍身为国的八年抗战。自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到1937年圆寂于青海玉树，他在内地护国弘法长达15年时间。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设身处地为国家做了大量具体有益的工作，三次南京护法，十数次蒙古各地宣化，三次北平弘法，这些重要史实随着时间的远去不被世人熟知，但台北收藏的一系列关于九世班禅的官方原始档案复原了九世班禅为国操劳，懂团结、会团结的一系列大智慧运作，尤其是他以举办各类宗教法会为爱国载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战争环境下传播爱国情怀，抚慰百姓战争创伤的尽责之路。

九世班禅救国新策：佛教与政治相结合

将佛教与政治有机结合，以此证明佛法的积极性和入世性，救佛教即是救国。这种顺应时代的救国思路载体即以诵经说法、报国救难为重要方式。

仁王护国法会——共立汉藏同心之愿。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忧患日深。一个多月后的11月16日，九世班禅主持仁王护国法会，这是中央政府正式推动建立的第一次护国法会，同时也是九世班禅第一次以国家级宗教领袖的身份在首都南京与广大信众见面。这次庄严的法会规格极高，国民政府五院系统就有三位院长参与，法会整整进行了100天。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法会无论是官方的重视程度还是民间的参与规模甚至时间长度均在民国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这次法会使内地民众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产生了巨大的增长。1932年8月24日，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给九世班禅写信，祈望借其金口一音，强于凡夫万众之演说，并盼望将法会共识翻译成蒙藏等民族文字，对边疆同胞广泛宣传。1932年10月3日他再次致信九世班禅，重新阐述法会共识——“确实信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相待以诚，相接以礼，表里如一，心口相应，团结一致，永远不渝”；“刻苦自励，克勤克俭，富者济人以财，智者济人以道，财不令藏于地，学不令私于身”；“进德修业，坚其意志，强其身体，修其言行，广其智识，力矫浮佻之时弊，作真实之功夫，养成耐劳苦守纪律之性行”；“在官者廉洁奉公，营业者诚实任事”；“上承先德，下启后人”；“愿世界各国政府人民……同弃凌暴之心，扶持弱小之民族……厚往薄来，协和共济”等。九世班禅以宗教领袖身份，入脑入心地抚慰处于日本侵略战争状态下的国人，使民众得到心灵慰藉。2011年海外期刊刊载《戴传贤的佛教民族主义》，称这次法会使九世班禅逐渐恢复他的前世在清帝国朝廷中所扮演的宗教国师的角色，九世班禅的宗教地位和声望迅速在全国得到公认。

面对自己迅速上升的威望，其在国难当头之际，却始终以救国立命，以救教立心，站在国家立场安抚民众，使九世班禅心中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归属时刻表现为一种自觉。 “七七事变”后，仁王护国法会再次举办，正在返藏路上的九世班禅立即在青海玉树积极响应并连日祈祷，祈祷前方抗战胜利。

时轮金刚法会——为国家民族前途计。南京法会的巨大成功给予九世班禅充足的信心，坚定了其将法会看成为国为教服务的中心舞台。借助这次法会的影响力，1932年10月9日，九世班禅在北平以为世间带来和平为主题，在雍和宫太和殿举办时轮金刚法会，各界人士无不推崇备至，《东方杂志》第29卷第5号记下了其中的细节：班禅祈祷和平，中央及张学良各助二万资金。这次公开法会塑造了藏传佛教高僧九世班禅护持国政的形象，并以深奥的教义为基础开展政治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严重，为中华历史所未曾有。在众多佛教信众的支持下，九世班禅多次以时轮金刚法会为救国方式，在杭州、西宁等地举行法会，取得巨大成功。

1934年4月26日，九世班禅圆满完成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法会上的使命，中国佛教界最高领导人太虚接受班禅的灌顶，使九世班禅在内地的宗教影响力达到巅峰状态，随后应江浙信众及南北各省官方与民间团体之请，建时轮金刚法会于杭州，祈祷世界和平，谨祝国民康乐。28日九世班禅主持时轮金刚法会，来会受结缘灌顶者逾万人。远道跋涉而至者，北逾蒙古，南逾广东，西极西藏……慕道之外，别无所求，足令康、藏、青、蒙万里人民欢乐。

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对法会的积极效果做了准确的预估：“敬一人而千万人悦，乃古来安国之道”。九世班禅被推上国家宗教舞台的中央，使其产生对中国各族信仰佛教人民的传播力、影响力，以便为安定大后方，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凝聚共识，最终实现巩固边疆、巩固国防的目的。1934年6月9日《上海探班班禅大师慈鉴》一文中描述了杭州法会的成功：“佛门之光，国家之庆。且结此善缘，于西藏将来建设，或不无小补。”

1935年9月1日，九世班禅返藏途中在青海西宁塔尔寺建时轮法会，为灾难深重的国家祈福，同时汇去5000银元，托赈委会代为施给灾民，可以想见九世班禅爱国爱民之意愿，实乃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九世班禅熔铸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的优质互动，最终得到中央政府的完全支持。

药师七佛法会——现代国家理念通过宗教遵行。1933年1月14日，二度到京的九世班禅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主持护国济民弘法利生药师七佛法会。此次法会增加两条新的共识：一条是愿全国同胞汉满蒙回藏以及回疆乃至西南诸省山间民族，共存天下为公之大心，同发团结国族之大愿……以忠信笃敬律言行，则互信以固……事事行于方便，同心同德，并育并行，复兴富强安乐之中华，有志竟成；一条是愿大慈大悲药师世尊，运无缘慈，施无畏法，悯念众生，普垂加被，使人人觉悟，共发至诚，忏既往之夙业，种当来之善果，一切烦恼灾障，消除无余……千秋万世……中华巩固。

九世班禅非常认可并积极推广十二遵行，遵行中包括服务社会、尊重女性、普设医院、广施药品、立法施政、改良刑政、政重民生等现代国家理念，他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令佛教弟子遵行值得思考。

1934年6月3日，也就是九世班禅在内地生活的第11个年头，在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安排下，上海举行规模空前的欢迎九世班禅的大会，九世班禅发表《蒙藏为中国重要国防》的演讲，告知“蒙古和西藏是中国西北最前线的国防……班禅为恢复汉藏感情……迄今十有一年，期以五族早日团结……政府对余亦可谓仁至义尽，初则授以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继则特任西陲宣化使，近又选任国府委员，这都是五族平等维护宗教的表现。”

我们很难想象30万人在广场聆听九世班禅的演讲是一种怎样的氛围，这种权威传播使内地民众迅速而又清楚地明了内地与西藏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代国学大师、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西方出版其成名作《中国人》中写道：“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处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戴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 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内地活动的强力介入使九世班禅名声大震。

践行职责十五年：靠宗教力量与中央形成互动中的双赢

九世班禅于1892年在西藏扎什伦布寺受戒，1902年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邀九世班禅一同逃亡印度，遭受九世班禅拒绝，裂隙由此开始。1912年九世班禅支持驻藏钟颖川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义勇军”作战，矛盾已难以调和。

12年后，由于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征税持有不同的意见，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九世班禅毅然决然地于1924年经新疆、甘肃出走内地，促使内地官员对西藏问题高度关注的热潮。

此时的九世班禅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面对为数众多的蒙古、青海、西康及内地信佛人士的精神追随，因此拥护中央之心更加坚定。九世班禅首抵内地后，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九世班禅出走内地述略》中明确分析其忠心为国的思想源流，并在全国各族人民面前展示了一个爱国高僧的形象。

这种背景的铺垫，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甫一成立，九世班禅的宗教角色在最初就被转换成一个带有政治性的世俗角色。这种角色定位的隐喻，是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对藏行使管理权力，维护几近中断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官方交往，遏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独立倾向，九世班禅由此上升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人物。在此前提下，中央念其内向心诚，为了加强沟通与交往，除了任命九世班禅为青海地方重要官员之外，还批准其设立驻南京、北平办事处以加强联系。这种善意态度，实现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为一名藏传佛教高僧特准设立办事处，开创了与中央政府进行密切沟通新尝试的先河。

对九世班禅而言，更多的政治待遇接踵而来。1928年10月25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除填发任状并迅速公布此项任命外，11月2日亟令青海省政府遵照，九世班禅顺利在西宁宣誓就职，自此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重要官员。1929年2月20日，在首都南京租赁的奇望街十三号为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将福佑寺永远拨作班禅驻北平办事处地址。自此，国民政府时期九世班禅办事机构比北京政府时期更为健全。

1931年4月11日，九世班禅受张学良邀请抵达沈阳，鲜为人知的是德王随同班禅抵达。这次一路随同，德王开始盘算自己的计划，他于1979年6月在《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披露：“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信仰中心，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在戴传贤次年的一封信中有所披露：“大师一日不回寺常住，达赖大师一日不与藏中僧俗四众同心协力，领导四众，建设西藏，化导群生，保障国土，则佛教将不可救”。这种观点实则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上升到佛教是否可救的层面。这种言辞得到了九世班禅的慨然相许。因此可以说是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与中央关系做出了政治上与宗教上的评价，是第一次明确九世班禅必须返回西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领导信众，更是第一次明确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直接批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随后国民政府主席团特邀九世班禅及蒙古、西藏代表列席国民大会。

九世班禅于1931年、1932年、1934年共三次莅临首都南京，目的是为宣传中央德意、维护边疆稳定尽心竭力。国民政府所做之事有：一是请政府首脑出面接见或宴请，商洽藏事解决方案，以示中央诚意与高度重视；二是以国家名义册封九世班禅为国师并举行隆重授典礼；三是详尽修正待遇班禅具体办法；四是将九世班禅办事机构列为国民政府机构组成，拨发经费，给密电码；五是九世班禅筹建宣化使公署得到批准；六是九世班禅出行由国民政府统筹礼遇安排并承担全部费用。

一系列的政治优待可见国民政府期冀九世班禅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定位。民国期刊《海潮音》十四卷第一期记载了九世班禅册封国师宣誓礼的经过：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以及各报社记者数百人的见证下，九世班禅公开宣誓，誓词为“自奉中央命后，即诚意宣传德意，冀以宗教实力，効命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末刧。”以此昭示了九世班禅用宗教的力量为中央服务的决心。

九世班禅一生到南京三次。最后一次到南京是1934年，这一年中国出现罕见大旱，九世班禅不忘利用自己佛教领袖的身份，在首都南京赴四城门，赴玄武湖，作法祈雨。回想九世班禅为国所做的一件又一件法事，戴传贤1938年8月在四川甘孜致祭九世班禅时颂其“大哉国师，善教善化，润育万物，和风时雨”；颂其“西起雪藏，东迄龙江，闻名皈敬，普渡慈航”；颂其“九建时轮，三晋京师，护国护教，等念等慈”。其赞美之词，致敬之意，溢于言表。

九世班禅及随行人员

屡屡赴险境：只为将中央诚意传至日控区民众

面对急于建立自治政府的蒙古王公群体，1931年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内蒙古的控制，拟颁布《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却遭到蒙古地区领导人德王反对。九世班禅从中斡旋，德王回忆道：“由班禅出名宴请我们，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们聚餐，并劝我们合作。”德王却没有被说服。由此可知九世班禅在内蒙宣化之路难以一帆风顺，九世班禅对德王拒绝之后所处环境开始变化。但由于九世班禅深受蒙古各旗王公的顶礼和供养，各旗王公集资在苏尼特右旗给他修建了一所大寺。

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蒙古族为藏传佛教领袖所修建的唯一大寺。有着如此广泛的信众基础，1933年2月4日，正式就任西陲宣化使之职的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请示宣化方针后前往蒙疆宣化。一周后，九世班禅离开北平前往绥远，转往内蒙古百灵庙德王的控制区域。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尽可能扩大安抚民心的范围，并在戴传贤的鼓励下更加勤劳为国，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接近日本人势力的锡林郭勒盟进行宣化。九世班禅在锡林郭勒盟传法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西行到贝子庙和阿巴噶等旗宣化，不问炎暑，奔波往返。

九世班禅十分感念中央诚意，因而凡事均设身处地为国家着想、为国家服务。在北京嵩祝寺，德王明确拒绝九世班禅劝说其接受国民政府《蒙古各盟部组织法》后，双方开始互为警惕。1933年当蒙古高原进入秋季，内蒙王公前往百灵庙开会组织内蒙自治运动会议，九世班禅也被邀请在会议举行期间举办时轮金刚法会。

德王的用意是九世班禅的莅会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蒙古民众到百灵庙参加法会，以提升蒙古自治运动的动力。但德王显然低估了九世班禅的政治智慧，九世班禅知悉此情后第一时间发出一封对国家来讲至为重要的密电：“在西乌珠穆沁宣化期间，闻内蒙各王公往百灵庙开联席会议，顷据德王谈及，议决案中，有组织内蒙自治政府，以谋团结自救一节，除由班禅开导，务求不违反中央意旨外，特电密呈，即请政府速筹办法为祷。”在向中央政府报告前，九世班禅还依靠自己的影响力竭力使德王不违反中央政府的原则。

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戴传贤接此密电后，大吃一惊，立即写下“此事关系甚巨”的批示，第一时间将此密电转呈蒋介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患既深，边事若无良策，恐进退两失”的意见，同时开始担忧九世班禅在内蒙的政治处境。这封重要密电由九世班禅最早电告了中央政府，其他渠道均没有如此迅速，最高领导人对九世班禅反对国家分裂的立场非常感动。九世班禅的作用被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前任代办卫理敏锐地捕捉到，他在《西藏及其邻居》一书中写道：“中央政府努力保持蒙古王公们的支持获得成功，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九世班禅在他的同教中游历的影响。”

在重大风浪中经受考验的九世班禅与中央完全实现了互信，自此，中央政府萌生说服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并对其返藏定能取得更大的作用充满信心，毕竟返回西藏也是九世班禅的最大心愿。

九世班禅返藏是国家政治宗教上的一件大事，最高层介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考试院、蒙藏委员会，还是南京宪兵部都通力合作，人员、经费、枪支都悉数解决，由此亦可见中央政府对九世班禅返藏所能取得政治成果的期待。

九世班禅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交往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译事》一文中写道：在内地宣化十数年的九世班禅与汉、蒙古等民族的佛教界人士有密切交往，对促进各民族间宗教和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万世富强之前提：边政处理妥当定可消弭边患

1930年，九世班禅首次莅临首都，弘法济众。1931年，九世班禅率领众多弟子第一次前往南京，在宝华山开展宗教活动，这次活动的结果是“皈依者颇众”， “京师始知有密法正宗”。

在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戴传贤将上海战况通报九世班禅，九世班禅即一面电令驻京办事处立捐巨款，救济伤兵难民，同时更作布施，令各地广作祈祷佛心无二。九世班禅捐献的巨款，使社会各界对其爱国行为甚为感动。

九世班禅以为边政如处置得宜，不仅能消弭边患，且足以为国家民族立万世富强之基。是什么令九世班禅矢志要在促进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上努力？关键还是在一个人，就是前文所说的戴传贤。他在1932年4月27日发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中，不惜为九世班禅的大事小情奔走呼号：

去年政府允拨发班禅无线发电机一架，收音机二架，手握上等油印机二架，及各种材料，兄临行时，已切实手令文官处赶办……乃至今班禅尚未领到。国家对于远人，一字都不可失信，只此数件，能值几何，务必迅即如数拨发……

至于班禅公费，更非设法补给不可，口惠无实，徒长人之失望，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计，显乎不宜漫置也。

从上述文电的发出日期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政局是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正在迁都洛阳的非常时期，蒋介石的工作极其忙碌。即便如此，戴传贤依然不惜上书最高领导人解决似乎并不是紧迫的问题。当戴传贤经过缜密运作、完成此事后，即电告九世班禅一切办妥，字里行间丝毫没有透露此事曾经遇到的困难。获知实情后的九世班禅自然会心存感激，并由此更加倾心内向，积极宣化。

不仅如此，戴传贤还在政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始终关心九世班禅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崇信藏传佛教的戴传贤来说，值得称颂的是其并没有因为九世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而将其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从以下四个具体活动中可以看出戴传贤在生活上始终将九世班禅看成是一个正常人，正常人则自然会有生病及不适：

一是“班禅二十六日患感冒，戴传贤二十七日延中西医为班诊视”。

二是当九世“班禅牙病，戴传贤派院医为察病痛，陪班赴中央医院，用X光诊视，二十分钟，拍就照片数张，由章拯亚牙医诊察，病在牙缝及牙肉之两旁，尚未及牙根，故拔牙手术，现非必须，以日洗牙肉两旁之脓为要。”可见戴传贤对九世班禅身体的高度重视及关切之情。

三是当九世班禅奔波在蒙古各地勤勉宣化之际，戴传贤写下“兹送上青色养目避风眼镜一副，此镜将来旅行塞外各地，可以遮灰遮雪遮日光，养目力，此系托力克药片玻璃，较普通遮灰眼镜为佳。请留之备用。”可见双方结为金兰法侣感情之真挚。

四是当九世班禅到达内蒙宣化后，戴传贤念念不忘其身体状况，并“送上真四川野连粉六包，此系贤从四川亲友带来之真正野连，清热解毒，功效最大，对于风火眼红，服之必然有效，且我等西省人，在南方受暑发热时，服此最好，即无眼病，当此大暑，每日稍服亦佳也。请每日服三包，每次一包，不可过多。如有效时，可再嘱人来取也。”作为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如此之细心服务，不难想见九世班禅在如此体贴入微的关照下，为国服务之心怎能不日益坚定。

戴传贤如此精心布局班禅之事和西藏之事，正按其设想逐项落实，但是当年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藏文遗嘱曰：“……吾将去矣，师兄班禅在中央有力，应速请彼回，维持政教。前藏后藏僧民等，应听班禅之教诲，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恼。”

除了派遣政府高级官员前往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班禅返藏在中央政府看来绝不应该仅仅作为宗教领袖返回西藏，似乎更使其明确承担使命必达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计划。于是1934年1月20日，九世班禅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理由是“自达赖去世，班禅额尔德尼实为西藏唯一之领袖。这次特由北方前来参加，大会为表推崇，期与藏族共同奋斗起见，特选任为国府委员。”

这次大会后，九世班禅开始按照计划由上海前往北平，并经绥远前往青海，为返藏作准备。在前往北平前，《泰晤士报》在1934年9月14日报道了上海为九世班禅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九世班禅公开宣称他最主要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内地人愿意去西藏进行文化交流，同时希望有更多的西藏年轻人能到内地接受教育学习。

九世班禅（右）与国民政府官员

（本文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博士，宗教心理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