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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授怎么住?鲁迅买房胡适租房,清华优渥联大得抽签

黄强
2015-12-21 14: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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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强在《趣民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中,用衣、食、住、行、娱、情,六个关键词,串起民国人的生活故事。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其中谈及民国文人“住”的内容。

鲁迅北京置业

鲁迅从日本留学归来,先在家乡绍兴任职,1912 年5 月5 日移居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至1926 年8 月26 日离京南下,在北京共生活了15 年。

鲁迅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一共换过四个住所: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新街口八道湾,西四砖塔胡同,阜成门西三条。

1912 年鲁迅初到北京,住无定所,当时绍兴籍人士在北京办了一处绍兴会馆,可以免费提供住处,5 月6 日鲁迅搬到绍兴会馆居住,一住就是七年半。在绍兴会馆居住时,鲁迅先住在藤花馆,因为不堪喧闹,搬入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一所有三间屋相对独立的小院,因为曾有人在院中的槐树上吊死,大家忌讳,没有人居住,鲁迅喜欢小院的安静,就搬进了补树书屋。来院子里的人很少,鲁迅在屋子里抄录古碑。一天,章一萍来访,见鲁迅正在抄《六朝墓志》,便问他抄写的目的何在?鲁迅回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已。”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鲁迅初到北京,收入不高,又是单身,住在会馆免去了房租费用。后来因为绍兴的祖屋被出售,居住在祖屋的母亲无处栖身,要来北京与长子生活,母亲为鲁迅娶的媳妇朱安也要同来,二弟周作人已经成家。一大家人来北京安家,再在会馆居住多有不便。这时鲁迅工作稳定,1912年8月21日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二科科长,月薪起初216块,后调整至240块,280块。此外,鲁迅还在大学兼课,给报纸杂志撰稿,译书写书,有讲课费与稿酬收入,月入颇丰,于是鲁迅开始购房置业。

1919年,鲁迅开始张罗在北京购房,先后跑了报子街、铁匠胡同、广宁伯街、鲍家街、护国寺等处看屋,7月份选定了八道弯11号罗姓的房子,花费3500块。八道湾宅是一所大房子,有车门,有大门,前面正院是个四合院,不带廊子,也没有垂花门,是有三进的大四合院。有房屋28间,空地很大,可以容纳大家庭居住。当年年底全家人搬了进去,包括母亲鲁太夫人,鲁迅与夫人朱安,周作人全家,周建人全家,由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主持家政。

鲁迅北京八道湾11号故居南房原貌
八道湾住宅是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一进院有倒坐房九间,鲁迅的书房设在中间。他在这里创作了《阿Q 正传》《风波》《故乡》等名篇。鲁迅住在西厢房,正东东侧有一夹道,可通后院,后院有9间后罩房,周作人、周建人各用3 间,东边的3 间是客房。周作人的书房就在八道湾,原名苦雨斋,后改名为苦茶庵,是读书写作之处,偶尔也宴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

2009年,八道湾11号的南门(正门)

如今的八道湾胡同西口  

周家兄弟搬进八道湾之后,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胡适、沈伊默等许多文化名人频频造访此地。当年,鲁迅曾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这院子里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庭院寂静,高树蝉鸣。

《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著。该书试图将这个院落的命运与曾在其中生活的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述说。
购买八道湾住宅的房款3500块是分两次支付的。另外按照当时的购房规矩,支付中介费173块,税金180块,合计3855块,这尚不算宴请中介的费用。中介人一手托两家,对售房者与购房者负责。民国期间的房屋中介主要是个人经营,很少有以公司名义的。中介就是经纪人。按照当时的行情,中介费为房价的5% 。买主出三成,卖主出二成,所谓“成三破二”,全部佣金十份,买卖双方再各扣一份,给家中佣人或亲友,谓之“门里一份,门外一份”(参见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
八道湾的房屋原本没有自来水,鲁迅买下房屋后,从生活方便角度考虑,进行了自来水改造,并且对房屋进行了修缮。花费了近200 块。那时绝大多数居民还在饮用井水,用上自来水不容易。
尽管周氏兄弟月入颇丰,由于羽太信子不善家政,家庭生活竟入不敷出,以致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1923 年,鲁迅搬出八道湾另觅住处,而周作人一家则一直居住在八道湾。1923年8月2日,鲁迅迁居砖塔胡同61号。西四砖塔胡同61 号是鲁迅临时租的房子,作为过渡房,院子比较小,只有一进院,房屋破败不堪,与八道湾住宅不可比较。

砖塔胡同61号鲁迅居住过的房间原貌。

鲁迅对砖塔胡同61号的房屋很不满意,于是又继续四处看房。10月30日,在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中第21号门牌旧屋6间,议价800块成交,这笔房款是向许寿裳、齐宗颐两位各借了400块,数年之后才还清。800块虽然不到鲁迅三个月的薪水,由于支付八道湾房款,以及大家庭开支较大,鲁迅当时经济上是较为拮据的。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才陆续用薪水还清(参见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文献画传》)。

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旧时的门牌号依然挂在墙上。

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旧屋后,11月办理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次年一月开始翻建,5月25日迁入。西三条21号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宅,院子虽小,但是布置得雅致朴素。修缮之后,鲁迅种了不少花木,成为一处十分安静的小院。院内南北各有三间房,东西各有厢房两间,南房是会客室兼藏书房。在正堂的后面有一间10平方米的平顶小房是鲁迅的起居工作之所,鲁迅称之为“老虎尾巴”。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野草》《华盖集》等200多篇作品,因为当时一些文人抨击鲁迅为“学匪”“土匪”,鲁迅自嘲这所居处为“绿林书屋”。透过北窗的玻璃,“可以看见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在此住至1926年8月,如今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胡适租房

1917年胡适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作为海归派的代表人物,胡适的经济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有教授的薪水,还写文章拿稿酬,写书得稿费,除了一部分寄回老家,大部分留着自用。但是胡适刚到北京,没有买房,而是选择租房而居。

胡适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有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钟鼓寺14号、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米粮库4号、东厂胡同1 号。

起初租的房子比较简单,钟鼓寺的房子是普通四合院,寻常百姓家,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因为房子狭小,胡适另寻新居,恰巧,郭松龄的秘书长林长民陟山门的房子待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兵败被杀,林长民也受牵连被诛杀,胡适租下了景山大街陟山门6 号。此时房子宽敞了,也有了庭院,庭院内有长廊,院内还有机井。房子的陈设、沙发家具都是林家原有的,一并租下。

20 世纪20 年代末,胡适在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冯自由、张元济是他的邻居。这座小洋楼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胡适的寝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北房,弟子罗尔纲当时借宿在这里,成了罗尔纲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后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房搬迁到米粮库4 号,仍然是租赁的。这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楼前是一个大庭院,种植高大树木,并有花圃点缀其间。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厨房和锅炉间在洋楼的后面。小楼三层,一楼入门处是客人衣帽间,屋子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东面大厅是胡适的藏书室,胡适书房在大厅南面,一间长方形房。卧室在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寝室,另有几间是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女佣房在三楼。米粮库4 号房间多,胡适家里的几个人住不了,当时还有其他人在此住宿,胡适弟子罗尔纲,朋友徐悲鸿、徐志摩来北京,暂无居所时,也应邀住进了小洋楼。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人来编辑胡适著作,大厅过道的几间房间就成了编辑人员的工作间和寝室(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胡适在1930年—1937年的居宅米粮库四号院内。

按照胡适的经济收入,支付买房费用绰绰有余。他给商务印书馆刊物写文章,千字3~5块大洋,每月有几百圆稿费收入。刚回到北大任教时月薪一百零几圆,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月薪600圆,后来回北大当教授,月薪600圆。此外,他还在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兼董事,收入颇丰,但是胡适始终没有在北京和上海买房。除了生活开支之外,他的收入一则用于购书、买画、买敦煌卷子。二则资助年轻学生,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当年食住在胡适家;一些青年学子负笈海外,经费不够,胡适也资助他们。三则资助社会研究和野外调查。

教授的宿舍

民国时期高校里的教授很多是海归派,这些知识精英,学界名家,很多是住在学校宿舍的。

1925 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吴宓入住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1926年7月1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也住在工字厅。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也住在工字厅。

当年清华大学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 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厅、浴室、储藏间,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参见刘仰东,《去趟民国》)。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划归北京大学,燕南园、燕北园成为北大的教师宿舍,冯友兰等教授还住在那里。

陈寅恪在清华的故居之一照澜院8号

各个学校的条件不一样,中央大学的教师宿舍条件与清华相比,就差很多了,拥挤不堪。徐悲鸿来南京,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住在中央大学丹凤街宿舍,与其他三家,共用8间房。徐悲鸿夫妇与谢寿康住楼上,何兆清夫妇与曾昭伦住楼下。徐悲鸿算是待遇较好的,分了四间房子,蒋碧薇父母此时与他们同住,四间房也不够用。对于徐悲鸿来说,住的房间狭小不是大问题,没有独立宽敞的画室才感到郁闷(参见杨小苑、丁波、杨新华编著《南京名人故居史话》)。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宿舍建成,因为人多粥少,教授们由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抽中,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开荒种菜,自给自足。

校外租房

西南联大早期,学校教室、宿舍条件简陋,教师都在校外租房而居,在昆明市区,租赁租金不高的民房。1940年为了躲避空袭,教授们又从市区搬出,疏散到昆明郊区、乡下,文科教授集中在大普吉、小普吉。

疏散时,闻一多先与胞弟、联大外文系教授闻家驷居住在大普吉,两家合租老马店的一个阁楼,拥挤不堪。后来闻一多又搬迁到陈家营,全家8口人栖身于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院子的一隅,没有窗户,临时开了一个窗子,投射进一点阳光。因为房间太暗,孩子写作业只能挪到室外,借助自然光。

华罗庚一家也搬到了陈家营,搬进了闻一多居住的房间,华罗庚一家6口人,加上闻一多一家8口人,挤在一起。闻家住东头,华家住西头,中间拉起一块布做隔断。

郊外、乡下租赁的房子,条件简陋,甚至可以说破烂不堪,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点着油灯,闻一多伏在摇摇欲坠的矮小破桌子上,心无旁骛写着上古神话源流的论文;华罗庚骑在门槛上,用一张大凳子做桌子,如饥似渴地演算着数学公式。

昆明龙泉镇朱自清、闻一多 旧居

因为房小人多,后来,华罗庚一家搬了出去,他租不起正规的房屋,只能在西郊大普吉租用了一间牛圈,华罗庚一家住在牛圈上面的木棚里。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了他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朱自清家在东北郊约泉镇龙头街,王力一家住在东南郊的呈贡县,杨武之(杨振宁父亲)全家住在西北郊龙院村惠家大院,李广田住在呈贡县城北面,费孝通在呈贡县城南老城墙村安了家。其他教授分散在海源寺、大河埂等处,距离西南联大都比较远,少则七八公里,多则十几公里,最远的呈贡县则有20 公里。西南联大的教授大多是穷教授,每天到学校都是步行,路上就要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疲惫不堪。只有杨武之教授骑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破旧自行车,周培源教授买了一匹马,骑马到学校。

遇到雨季,路上行走很艰难,因为道路泥泞,很多人都在路上摔倒过,华罗庚有一次摔倒进田沟里,眼镜断成两截,身体受伤。

栖身国难房

1936 年,张恨水来南京,投资4000 圆办《南京人报》,报纸没有赢利,而家里的人口却近30口,经济负担很重。南京沦陷后第四天,《南京人报》停刊。张恨水举家回老家安徽潜山避难。随后,张恨水拎着一个柳条箱,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

1938 年7 月张恨水来到重庆。半年后妻子周南带着孩子也来到重庆,居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草房里。

重庆的房子,因为战乱,炸去了十之五六,原本在重庆住鸽子笼的人,都纷纷地抢着下了乡。乡下本没有现成的房子,好在有的是空地,于是下乡的人,就以极少的价钱,圈一块空地,盖起国难房来居住。这种国难房,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砌,当了屋子的墙,将活木架着梁柱,把篾片扎里,在山上割些野草,盖着屋顶。七歪八倒,在野田里撑立起来,这就是避难之家了。当时张恨水也有这样一所茅屋。茅屋不是张恨水亲手盖的,也不是租的,而是朋友送的。原来张恨水住在一幢瓦房里,有两间房,相当干净。房东发国难财,把他们撵了出去,要卖那房子。这房子后面有十间茅屋,卖出了四间,六间租给了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房东是张恨水的朋友,让他搬了进去,议定自修自住,不取房租。张恨水觉得六间屋子太大,自己一家住三间就够了,就将另外三间给了一位穷教授居住。

重庆巴南 · 南泉的张恨水故居

房屋虽然简陋,居住的环境却有田园的野趣。窗子外是走廊,走廊下是道干涸的山溪,上面架有木桥,直通走廊,木桥那头,是丛竹子。竹子后面,是赶集的石板路,石板路后面是大山。居住的茅屋是用竹片夹泥的墙,屋顶上的草,即是山上所生的茅草,只要轻轻拍一下墙壁,整个房屋就会微微颤动。张恨水把房屋取名为“待漏斋”。一到雨季,室内到处漏水,只好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拿出来,放在漏水的地方接水,待漏斋真的名副其实。

如此窘况,让人想起当年诗圣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茅屋被秋风吹走几层茅草的困窘。一个是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一个是20 世纪30 年代的名作家,竟然有共同的境遇。抗战8 年,张恨水一家居住在重庆。在这8 年里,张恨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裳;抽的是重庆最廉价的劣质的神童牌香烟,后来连劣质烟也抽不起了,干脆戒了烟;夜里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

面对居室的破漏,生活的贫困,张恨水倒是泰然处之。简陋与困窘,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种乐观与豁达。“所居在一深谷中,面山而为窗。窗下列短案,笔砚图书,杂乱堆案上。”(《山窗小品• 短案》)“窗前有小廊,面溪而立。顾非山洪陡发,溪中终年不见水,名为溪,实非溪也。溪岸在茅檐下,有花草数十株。隔岸则为人家菜圃,立竹一丛。”(《山窗小品• 涸溪》)“涸溪对岸有竹一丛,正临吾窗。竹上为斜坡,下为溪沿,丰草环绕前后,差免玩童砍伐。”(《山窗小品• 竹与鸡》)

《趣民国》

作者:黄强        

定价:38.00元

页数:312页

开本:32开

装帧:平装,双封面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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