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教师批“落伍语文教材”:几无当代作家作品,更别说韩寒

赵成昌/中青报

2015-12-14 10: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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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学生在阅读人教社七年级语文教材。 东方IC 资料
今日(12月14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刊文《一线教师呼吁:落伍的语文教材尽快脱胎换骨》,作者为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教师赵成昌,以下为全文:
记得我还是2003年参加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材使用培训的,时至今日已经有10多年了。在这套教材的使用过程中,作为一线教师,总体感觉教材规划不错,但也遇到不少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我相信有关部门和专家可能也在酝酿进行新一轮的教材改革。是的,这套教材确实落伍了,亟待焕发青春。
现结合教学实际,谈一谈我的一些浅薄认识和主张,希望新一轮教材编写的同志能够集思广益,破旧立新,最好能够脱胎换骨,让我们的教材更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以全新的面貌,赢得广大师生的喜爱。
关于选文的定位
一线老师都知道,喜欢上语文课的学生很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教材方面来说,我以为课文激发不了学生学习兴趣是个重要因素。教材是学生语文学习的范本,是语文的基础,如果学生连范本都没有兴趣学,连语文基础都不想要,那还奢谈什么语文学习?这必将成为语文教学的噩梦!
看看现在的教科书,虽然经过了历次的修订,但依然存在选材落后、内容陈旧等问题。
恕我直言,目前语文教材存在两大明显缺陷:
其一,过于超脱现实。翻开教材,似乎就翻开历史,回到过去。人教版五册必修教材,入选作品,除了古文就是近现代的作家作品,当代作家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学生所普遍推崇的韩寒、郭敬明等同辈青年作家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仅仅在必修1选了两则短新闻:一篇是《别了,“不列颠尼亚”》,报道香港回归的;一篇是《飞向太空的航程》,报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还安排为“略读”。是不是没有好的当代作品可选?显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空前繁荣,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比比皆是。而教科书却对此不闻不问,拒之门外。
其二,远离学生生活。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生活丰富多彩,而且都很现实。而作为课本,就没有顾及这一点,依然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板着脸孔说教。课文所反映的都是成人化的思想、成人化的生活、成人化的纠结,学生不容易理解,还很难适应。唯有一篇课文反映的是与现代学生差不多大小的一群人物的生活,那就是《包身工》,可包身工们的生活他们完全陌生。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缺陷,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教材的定位。教材不是教师读的书,而是学生学的课本;教师只不过借此当作教学的工具,指导学生读书罢了。因此,教材的受众对象跟教师的教学对象,应该是统一的,定位的主体应该是学生。
作为一线教师,我曾经在高中不同年级做过问卷调查,总结现在的学生最喜爱读的三类作品:一是生活励志类,如《读者》《意林》;二是故事想象类,如《故事会》《少年文艺》;三是青春鉴赏类,如《少男少女》《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最叫我震惊的是,没有一个学生选身边的课本!这难道还不令我们反思吗?
关于课本的文言文
针对教科书中的文言文,教育界曾有过一段存废的大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想选边站。就现行人教版教材而言,单就必修1至必修5,总共有9个单元编选的是古文(包括古诗词),占所选编课文的近一半。仅从分量上就不难看出,编选者对中国古典文化是何等的重视。这无可厚非。不过,就我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这其中也不乏一些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泥古现象过于明显。今天我们学习古文,是拘泥于古文,还是师古而不泥古?显然后者才是正确的选择。不拘泥于古文的道理非常简单,由于历史的原因,传承下来的文章,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作为教科书,理应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批判地接受,或直接修正过来。然而,教科书在这方面似乎少有作为,常常照搬照抄。
典型的要数古文中的错别字,教科书一律以“通假字”泰然处之。这就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不少困惑和麻烦。比如默写的时候,让学生写通假字好呢,还是写错别字好?判卷的时候,开明的老师两个都算对,而僵化的老师非要学生按课文错别字写,否则就得不到分。这就造成一种反常现象:今天的学生纠正古人的错字不行,一定要跟着古人写错别字!比如杜甫《蜀相》里的一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其中的“烦”明显是“繁”的错写。课文只注释说:频烦,犹“频繁”,多次的意思。教材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改正过来呢?
反过来,一些文言中不该解释的地方,教科书却不厌其烦,妄加注释,甚至画蛇添足,曲解其意,让人无所适从。比如韩愈《师说》中有一句:“或师焉,或不焉”,本来这句话很好理解:有的从师,有的不从师。可是教科书在注释中,把“不”注音为fǒu,表明通“否”,意思还是“不”。有这个必要吗?
教材文言文编写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过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当前中学生们的学习状况:高中一入学,文理加起来就有十几门功课,几乎每门课都有配套资料和作业,加上应试压力,学生负担十分沉重。所以国家及一些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给学生减负。
语文情况又如何呢?除了作业,还有配套读本,并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五册必修书,要求在不到一个半学年内完成,基本每学期要学完两本书。而每本书里的古文,有一半以上要求背诵,古诗词更不用说了,仅必修3第三单元4篇古文就有3篇古文要求背诵——也就是说,每隔两三天就要背诵一篇课文。
这些要求是不是有点过高?过高的要求,肯定就不切实际。如果每门课都有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那这些还仅仅10多岁的孩子又怎么能够受得了?因此,我建议教材编写者们应该多站在学生角度考虑一下问题,这样的教材可能更人性化些,学生也就可能不再望而生畏。
关于教材处置的题外话
这个话题不涉及教材的编写,而是关注教材的使用问题。想起这个话题,完全是一次偶然机会。
2013年,我以校刊主编的身份,到香港做一次十分有益的文化参访。在金文泰中学观摩一堂汉语教学课的时候,我意外发现学生用的课本都很旧,里面有两人甚至多人的笔迹。一打听,才知道这些课本都是别人使用过的——学校专门有课本买卖市场,学哥学姐们把不用的课本拿来打折卖,学弟学妹们如果需要就跑来“贪便宜”。
我问不少买课本的学生:“为什么不买新的?”他们的回答都很坦然自信:“这样很好呀,既省钱又结交朋友!”我又问卖课本的学生:“为什么要卖它?”他们的回答也都很坦然自信:“这样很好呀,既能够废物利用,又能够攒钱零花!”后来得到校方进一步的阐释:“买卖课本是学生的自由。香港课本虽然很贵(一般都几百港元一本),但他们都不是因为缺这几个钱。我们鼓励他们买卖,家长也鼓励他们买卖,主要是想增强他们的市场意识,锻炼他们的社交能力。”
而在内地,一般都是统编教材统一订购,学生几乎没有买卖的可能。这不仅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还容易造成极大的浪费。每学期,学生都要花上一笔不菲的钱买各种教材,而这些教材几乎就是一次性的使用价值,要么找地方储藏,要么就当作废纸卖掉。难怪,年年高考一过就出现很多学校学生集体撕书的乱象。
所以我想,香港中学生买卖课本的事应该给我们有所启发。内地中小学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可以作些“微调”,改“统一订购”为“自由订购”,同时开辟一个课本买卖市场,让学生废物利用,根据需要灵活买卖课本!这样,既能够解决一些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又能够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精神,还能够锻炼他们生活和社交能力,何乐而不为?
(作者为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程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语文课,语文教材,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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