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研究为何无法跳出“门当户对”？

【作者按】

为使行文方便，本文使用“剩女”一词称呼大龄未婚女性，不代表本人认同这一带有侮辱性质的词汇。

自从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年版收录新词“剩女”以来，对这一现象的讨论极少有平息的时候。而长期关注剩女现象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杜先致（Sandy To），今年出版《中国剩女：职业女性的晚婚及其后果》(China’s Leftover Women: Late Marriage Among Professional Women and its Consequences)一书，从社会学角度贡献了探讨“剩女”现象的专项研究。

如何研究“剩女”？

根据百度百科词条，“剩女”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27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很多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的长相，但也有很多自身条件较差。多数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但杜先致在著作《中国剩女：职业女性的晚婚及其后果》首章中开宗明义地表示，她的研究对象是“单身的职业女性”，而将其他大龄未婚女性排除在外。

从第二章开始，杜先致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将讨论聚焦于有意向迈入婚姻殿堂的“剩女”群体。她指出，尽管这批女性已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工作的洗礼，其中不少人还拥有海外生活经历，但大都依旧秉持传统的婚姻观念，认为“身在中国，必须要结婚”，“没有婚姻家庭的人生不完整”，“被剩女的头衔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未考虑过不结婚”。

接下来，杜先致指出，“剩女”群体优越的硬件条件非但没能使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加分，反而成为觅得理想伴侣的一大障碍。任何一个经常浏览豆瓣小组和天涯娱乐八卦板块等大型社交网站的人都会对这两章中“A女难嫁A男”的故事耳熟能详。

后面的章节则为“剩女”们提供了几项“择偶战略”，例如寻找更认同性别平等观念的西方人为伴侣等，意在指点广大“黄金剩女”规避“渣男”。在第七章中，作者通过婚姻观、经济观、传统观等指标将“剩女”群体划分为“传统型”（Traditionalist）、“利益最大化型”（Maximizer）、“牺牲型”（Satisficer）和“突破传统型”（Innovator）四大类，呈现出各类型之间的相通及相异之处，由此指出这一群体并非铁板一块，而自有其丰富多姿的侧面，应是这部著作贡献最大之处。最后，作者再度强调了中国大龄未婚女性在择偶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但她同时指出，只要策略得当，她们亦能如愿觅得佳偶。

综观全书，杜先致努力探索杰出职业女性在择偶时频频陷入困境的原因，而她对“剩女”群体的分类也不乏启发性。然而笔者在阅读中时时感到，该著作在论点阐述、材料编排、写作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这些问题在洪理达的《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重新抬头》一书中也时常闪现，令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三高”女性为何无法跳出“门当户对”观念的束缚？

从章节排设来看，既然“剩女”群体的四种类型可谓分量最重的研究成果，并且颇具总领全书气象，理应在开篇勾画大龄未婚女性择偶窘境时“隆重推出”，以下各章节便可循序探讨不同类型的“剩女”在心态和价值观方面的重大差异，从而更为清晰和深刻地展示“剩女”群体中不为人知的侧面和细节。然而，从目前的成书来看，这项研究成果迟至倒数第二章才横空出世，既难以承接上文，也不具备收束全书的功能，同时也因在书中所处位置尴尬而匆匆收尾，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与写作结构上的缺憾相比，论点的阐述更成问题。如上文所述，杜先致在第二章中指出“三高”女性（指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职业女性）仍然普遍拥有传统婚姻观念，将结婚视作无可或缺的人生要件，为步入婚姻而甘愿放弃事业的女性亦大有人在。杜的观察诚然十分重要，但在展示这一现象后戛然而止，没能展开深入挖掘和探究。笔者非常感兴趣的是，为何大批职业女性仍然视婚姻家庭为终极归宿，而欠缺婚姻的人生便注定将以悲剧收场？她们所受的教育、职业训练乃至海外生活经历为何没能成功转化为一股对抗传统婚姻模式的力量？

杜先致不仅没有向她的采访对象提出这些问题，也未在著作中展现类似疑问，自然没能提供相应的探讨。但在笔者看来，“三高”女性的婚姻观念与传统婚姻观念之间即使不至大相径庭、火星四溅，也理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冲撞。而在今日中国社会的“剩女”群体中，两者间却往往呈现出“无缝对接”的形态，这种矛盾现象无疑值得认真思量。当然，杜在书中也展现了十几名宁可单身也不愿仓促结婚成家的女性形象，从日常生活和网络空间中亦经常能见到职业女性发出“宁缺毋滥，拒绝将就”的宣言。那么，这种新型婚姻观念如何萌芽乃至发展壮大？传统婚姻观如何抵御新婚姻观的步步紧逼，而新婚姻观又如何努力消解旧式婚姻观的偌大势力？新旧婚姻观的对立冲突对职业女性的择偶行为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遗憾的是，杜的著作一字不涉这些本可大做文章的议题，章节内容基本沦为受访者在择偶过程中遭遇的各色奇葩经历的简单罗列和叠加。

杜先致著作中另一个论点阐释上的问题在于，她在导致大龄未婚职业女性“被剩下”的纷繁原因面前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始终没能挣脱受访者个人经历的绑缚，对访谈内容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提炼。在三、四两章中，杜不厌其烦地列举受访者因为“自身条件过于优秀”而被男方所拒的事例，俨然一部“渣男大全”。而在第六章中，杜又指出多名“剩女”受访者在调整或降低择偶条件和婚姻观念后顺利寻到如意郎君。这几个章节中传达出的讯息由此显得十分混乱。碌碌无为又不具备平等性别观念的男性是导致“剩女”群体不断壮大的主因？抑或是受访者本身的择偶观致使其遇人不淑？杜在著作中无力提供合理的解释。

再联系笔者先前提出的问题：为何“三高”女性依然无法跳出门当户对这一传统婚姻观念的束缚？为何“郎才（财）女貌”和“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在“剩女”群体中也占据支配地位？为何经济地位和家庭财产成为重中之重，而罗曼蒂克退居无关紧要的位置？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在2012年出版的《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一书中慨叹“爱、情、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失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谈情说爱的过程被舍弃了”。这一感慨固然是面向相亲市场而发，但在“剩女”群体的婚恋过程中，类似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而杜的著作同样未能涉及对上述现象的拷问和剖析。

“剩女”是个伪命题吗？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重要缺憾之外，杜的著作中还存在不少缺陷。

首先，作者虽然致力于描摹大龄未婚职业女性这一群体的整体状况，但就连该群体的大体人数、地域分布、年龄分布等基本信息都未能提供。

第二，许多研究和媒体报道早已指出，由于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剩男”群体人数之众远超“剩女”。由于“剩男”大多集中在低教育程度和低收入阶层，因此“剩男”问题相形之下显得更为严峻。此外，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未婚率在40岁左右趋近于0，并最终稳定在1%以下。换句话说，尽管“剩女”难嫁现象经过媒体和网络的热炒和放大后显得危机重重，但99%以上的职业女性都能在40岁前后如愿结婚成家。当然，在极大压力下被迫踏入“围城”的女性或许不在少数，但婚姻幸福与否已经超出了“剩女”研究的讨论范畴。这样来看，所谓“剩女”群体的存在是否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被过分夸大渲染的问题？研究这一群体的意义何在？作者在介绍研究框架时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第三，杜先致在讨论“剩女”群体择偶心态和行为时基本忽略了男性视角。虽然她在第三章中表示，也曾采访了大约10名男性，但仅因为部分受访者的观点“在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便决定将男性视角排除在研究之外。且不说排除的理由极为草率牵强，男性视角的缺失导致关于“剩女”现象的探讨有如跛足前行之人，随时有摔倒的风险。男性到底是如何看待“剩女”现象的？为何部分男性在“三高”女性面前望而却步？自身条件优越的男性会否更青睐在教育程度和职业素养等方面与自己更相匹配的女性？在男性完全失语的研究设计中，即便研究者勉力为这些疑问提供解答，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产物，何况这些问题从未进入作者视野。

第四，都市男女的择偶观和婚姻观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而大龄未婚职业女性的专项研究理应对此有所回应。但杜虽然也在著作中提及“门当户对”观念的变迁更新和“不婚”理念的扩散等，但总体上浅尝辄止，欠缺系统的观察和分析。

最后，本书的研究方法中也存在严重问题。虽然作者强调，采用从身边好友熟人开始“滚雪球”的方法抽取了50名来自不同年龄段、地域和职业的受访者，确保了样本的多样性。但且不说区区50名受访者构成的样本容量太小，显然无法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剩女”代言，个案的代表性也大可商榷。作者有意塑造“剩女”的群像，却缺乏足够的实证素材加以支撑，使群像面目模糊，东倒西歪。至于受访者叙述编排混乱零散，多有重复、对访谈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方法只字未提等问题，本文就不加赘述了。

笔者在七、八年前追看美剧《欲望都市》时，“剩女”、“恨嫁”尚是新鲜名词。如今，“剩女”现象俨然成为热点话题，也日渐得到学界的青睐和重视。然而，目前出版的“剩女”专著中仍然存在严重缺憾。我期待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和婚姻观更趋健康开明，也期待相关领域涌现更多杰出的学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