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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每个人都要学点政治学,不然难以理解这个世界

澎湃新闻记者 徐明徽 实习生 江满琳
2015-12-16 16:01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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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什么?政治与每个人有着怎样的关系?

“说起政治,很多人首先容易想到意识形态宣传或宫廷政治。政治学容易被视为‘政治说教的技艺’或‘宫廷政治的指南’,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实际上,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政治。无论是否喜欢,政治总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包刚升说。继《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青年教师包刚升博士,今年11月又出版了新书《政治学通识》,致力于对政治学基本知识的普及。

这本由讲义整理而成的著作,用通俗的语言“接地气”地告诉读者政治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的重要性在哪、普通读者与政治是何种关系,以及怎样用政治学思维去思考身边的政治问题。

日前,包刚升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讨论了政治学通识普及的必要性,并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了对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国家治理与政治暴力等话题的看法。

政治学是开启理解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澎湃新闻:去年,你的学术专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系统地解释了历史上某些民主政体崩溃的因果机制,获得了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而你最近出版的《政治学通识》是一本政治学普及作品,你撰写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在中国,大众对于政治学的认识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包刚升:国家能否实现善治,往往跟该国社会科学的发达程度有关。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分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个国家公共部门能否实现善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累积的关于国家、权力、政体、制度、治理与公民权有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主要是由政治学这一学科来提供的。

众所周知,经济学知识在我们生活中已得到广泛的普及,而政治学知识不仅不如经济学那样深入人心,还容易遭到公众的误解。在许多从未接触过政治学的人看来,政治学不是等同于研究“宫廷政治”或“权力技艺”,就是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目前,现代政治常识在社会公众中的普及程度,恐怕仅仅相当于经济学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普及程度。因此,身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些普及现代政治学常识的工作。《政治学通识》是我在复旦大学开设的政治学基础课程讲义上整理而成的,希望能让读者在较短时间内掌握现代政治学常识,逐步养成系统的政治思考能力,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

2015年2月22日,乌克兰基辅,欧洲多国领导人及高官参加“尊严游行”,纪念乌克兰危机一周年。 东方IC 资料

澎湃新闻: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那么,政治学知识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帮助?

包刚升:政治学是开启理解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如果离开了政治学,世界就变得更难理解了。

比如,东欧国家乌克兰2013-2015年政治局势跌宕起伏。如何理解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呢?为什么乌克兰的国内政治会出现剧烈的动荡呢?要知道,在乌克兰爆发政治危机之前不久,中国还与该国领导人亚努科维奇签订了若干重要的协议。如果没有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的专门知识,我们就难以理解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也难以事先对该国可能的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

再比如,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但该国国内政局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中国政府以往与委内瑞拉国内某些政党合作更为密切,也有不少投资与金融借贷项目。但是,如果未来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发生某种转型,我们是否会面临相当的风险呢?委内瑞拉的局势也需要我们更多地从政治学视角去理解。

再举一例,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的说法,2013年秋季奥巴马总统甚至还不得不关闭了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政府被迫临时关门,一种可能是国会没有批准总统的年度预算,还有一种可能是国会没有批准总统的政府债务上限计划。那么,如何理解美国的财政悬崖呢?我看到国内很多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通常都会提到美国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和现状,特别是对相关的经济与财政数据进行解读。

当然,经济学视角是重要的,但完整地理解这一现象还需要政治学视角,特别是对政治制度的关注。英国公共债务的比重并不比美国低多少,为什么英国没有发生政府被迫临时关门的事件呢?这就需要考虑到英、美两国具体政治制度设计的不同。美国是总统制,行政权与立法权相互制衡,民主党人奥巴马是世界上最具权势的政治家,但每一项政府预算在国内处处受到国会的掣肘——特别是像现在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多数时,那就更是如此。

英国是议会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对合一,首相与内阁所在执政党通常也控制着国会下院的多数席位,所以首相的法案与预算更容易在国会无碍地通行。所以,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些知识,即使整天看国际新闻,或者到国外定居生活,可能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关键问题。

理解政治的两个重要维度

澎湃新闻:最近,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内非常火。福山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走向衰败,变成了一种“否决型统治”。也有人认为,作为“民主典范”的美国似乎面临着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僵化的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包刚升:理解政治通常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国家效能的维度,二是分权制衡的维度。前者更关注政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有没有效能,能否有效决策与有效执行,更多地强调政府要有能力做好事。后者更关注政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是否受到有效约束,是否遵循法治规则并能实现有效制衡,更多地强调要防止政府做坏事。实际上,这两者需要实现某种平衡。过分强调政府效能而忽视分权制衡的风险在于,政治权力有可能会失控。反过来,过分强调分权制衡而忽视政府效能的风险在于,政府可能无力采取有利的行动。

福山很清楚,近代以来,从洛克的“两权分立”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西方世界存在着较强的分权制衡传统,这种传统也影响到后来的美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这套体制更强调的是分权制衡,而不是政府效能。福山甚至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沦为某种“否决型体制”——简单地说,从行政到立法到司法的过度分权制衡,使得美国的行政部门已经难以有效行动。福山在他2014年的新书中说,美国这套“否决型统治”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先假定政府容易做坏事,然后设计各种制衡机制去限制政府作为,最后果然发现政府无所作为。

那么,福山的这种观点能否成立呢?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能得出美国政府效能低下的结论。就是在10年前,福山在题为《国家构建》的小册子中还认为,美国的特点是国家职能的范围很小,但在这个较小的范围内,国家能力或政府效能非常之强。简单说,10年前的福山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加上强政府”的模式。那么,仅仅10年之后,美国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吗?恐怕不太会。

还有学者认为,美国整个体制有可能陷入严重的危机。我觉得,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到目前为止,与全球的其他国家或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经济上和制度上依然是比较有活力的,各种创新活动还非常活跃。目前,全球资本市场上各个主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对美国经济的前景比对欧盟经济的前景要更为乐观。这也可以从最近两年除人民币以外的全球主要货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化中看出端倪——美元大幅升值的背后是相对良好的经济潜力和前景预期。

如果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去探讨,我倾向性地认为,西方世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遭遇所谓整体上的“民主治理危机”,但是确实他们面临着不少挑战。

西方民主世界面临的挑战

澎湃新闻:你这里的“西方世界”范围是指什么?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又是指哪些?

包刚升:这里主要指欧盟和北美,当然可以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这些国家加入到这一阵营中,后者既包括地理上的、也包括文化上和政治经济模式上的西方世界。

具体来说,今天西方民主世界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西方世界在福利、财政、公债与增长动力上面临的问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时代的“市场导向型经济”逐步转向了后来的“福利导向型经济”,大量的制度和政策是围绕着福利和再分配展开的。那么,问题随之浮现:一个高福利的社会能否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足以维持这种高福利模式?如果经济增长乏力,而人们又有很高的福利与再分配要求,财政与公债问题就会浮出水面。今天,从美国到欧盟的大量国家在财政和公债问题上已经陷于某种困境。西方世界能否通过政治经济模式的自我调整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是一个实质性的挑战。

其实,在这一轮主权债务危机中,西方世界有两个地区表现非常优异。一个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90年代曾经历过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后来的重大调整,如今澳大利亚公债占GDP的比重在西方世界是比较低的,也比中国要低很多。另一个是北欧国家。北欧尽管是高福利社会的典范,但他们能够恰当地处理了主权债务问题。最近几年,北欧国家强化市场型改革的导向也是明显的。这就意味着,至少这些发达国家有能力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来解决或缓解福利、财政与公债方面的难题。当然,部分西方国家目前的境况并不乐观,但澳洲与北欧国家的做法至少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借鉴。

除了经济与财政问题,另一问题是西方世界的人口趋势变化与族群—宗教亚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澎湃新闻:是的,但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2015年下半年的欧洲似乎并不太平,从移民问题到人道主义危机,再到11月份巴黎遭遇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这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为近现代世界贡献了自由、民主与法治的欧洲,现在会受困于人口问题与亚文化多元主义吗?

包刚升:对欧美社会来说,人口的趋势与族群—宗教的亚文化多元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过去的理解,西欧和北美国家曾经是一个个国内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人们的政治文化和基本信念是相似的,对“自由民主法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都存有普遍的认同。

但是,今天欧美社会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人口结构中多族群、多宗教的成分在急剧增加。比如,20世纪以来,由于黑人、西班牙语人口、穆斯林人口更高的出生率,加上移民等因素,美国人口中欧洲白人后代的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

按照人口统计资料,今天美国、加拿大、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位于7%到15%这一档。考虑到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欧洲白人,如果维持目前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的出生率不变,未来半个世纪中,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人口学上通常把27年视为一代人的时间,所以半个世纪只是两代人的时间,两代人会改变很多。

这的确会带来很多新问题。一是观念与政治文化问题。当人口结构充分多样化之后,是不是所有主要的社会群体都对“自由民主法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都有基本的认同?这关系到西方世界目前体制的稳定性。另一个是很多国家内部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可能会引发更多冲突。有研究认为,那些内部的族群、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程度很高的社会,更容易导致社会与政治冲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到,在一个亚文化多元化主义分裂严重的社会,维系一种自治的、民主的多头政体的压力会更大。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美国的做法是用公民身份认同来超越族群—宗教身份认同。美国从法律到具体制度都规定,每一个人——无论其族群、宗教、语言、肤色标签怎样——都应该以公民身份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迄今为止,美国的做法总体上还算比较成功。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下一步会不会面临新的挑战?这仍然是一个未定之数。

过去,英美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总体秉承自由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尊重多样性,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可以很大、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彼此身处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并能在享有同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交往与合作。但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能接受某种信仰差异的存在,要强迫其他群体顺服他们自己的信仰,会不会对英美自由主义原则上的整个政治生态构成一种威胁呢?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是要固守原有的民族文化及限制移民等。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完美的答案。正是这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不断地挑战着人类思维的上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5年10月19日中午12点30分,爱琴海,载着难民的橡皮艇即将靠岸。 澎湃新闻记者 陈荣辉 资料

澎湃新闻:欧盟还存在着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可能吗?今年的难民危机以及极端主义的挑战不禁让人忧虑欧盟是否会走回头路?

包刚升:欧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回到两、三百年前,我们会发现,当时欧洲国家与社会的多样性是非常巨大的。那个时候,今天的多数欧洲国家尚未形成,各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与民主进程也很不相同。地缘政治与宗教纷争,往往成为不同欧洲政治体彼此冲突乃至交战的重要原因。如

果回到一百年前,我们会发现,今天欧盟的主要国家尚处在一场极其严酷的战争之中。倘若地球版图上只有欧洲,那么欧盟就构成了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历史上彼此差异巨大,互相之间既有冲突与战争,又有交往与合作。欧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融合,互相接近,直到欧共体和后来欧盟的诞生。所以,欧盟大概是人类社会对一个伟大尝试——能不能在彼此差异较大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塑造一个更加“大同”的超国家秩序,我想欧盟展现了一种可能性。

虽然今天的欧盟遇到很多严肃的挑战,但是如果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用50年或100年时间来考察的话,欧盟大概是人类最先实现的某种超国家政府的地区,内部也较其他各大洲实现更加一致化的制度安排。如果人类只是欧盟国家,那么德国哲学家康德18世纪所设想的“永久和平的时代”已经在欧洲到来了。欧盟内部尽管还存在诸种问题,甚至会面临诸种关键制度上的倒退,但我们已经无法设想欧盟主要国家之间还会发生战争。这可能是比较长远的对人类政治前景的想象。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巴黎巴塔克兰剧院附近发生枪击案。 视觉中国 资料

人类暴力的持续消退最终依赖于“自由的拓展”

澎湃新闻:从很多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到巴黎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政治暴力问题如今受到很多关注。基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暴力”呢?暴力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常态、成为我们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暴力能够从人类生活中消退吗?

包刚升:暴力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人类从未摆脱暴力的阴影。过去国内的政治学教科书或政治学通识读物通常较少讨论这一问题,我则在《政治学通识》中用一个独立章节来探讨“革命、暴力与内战”等诸问题。

但我并不认为暴力盛行会是下一个时代或世界新秩序的常态。人类是健忘的,容易高估当下的事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而可能忽视历史上的重要趋势。100年前的人类在干什么?当时的人类尚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今天,少数国家还饱受内战、国内武装冲突的困扰,包括美国、法国和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还时时可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但是这些冲突的规模和100年前的那场战争是完全不可比拟的。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以来人类每一年由于暴力事件导致的人员死亡数量进行统计的话,那么就会看到“一战”和“二战”是两个高峰,20世纪下半叶以来每年因暴力死亡的人数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内部分地区固然呈现局部武装冲突加剧的势头,但并未呈现暴力现象持续增加的趋势。当然,由于地缘政治冲突或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未来人类政治生活中暴力现象是否会呈现大幅度增加,至少目前还很难预测,或者说并没有这样明显的趋势。

其实,过去两三百年中,人类政治生活中关于暴力的底线一直在抬高,日常政治的“去暴力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势——至少首先是政治文明程度较高国家的主要趋势。尽管今天不同国家在政治和暴力等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某些基本的共识也在得到深化。比如,“法治”和“人权”在20世纪下半叶已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即使是像伊朗这样的神权体制国家,宪法条款中同样强调自由和平等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

我的观点是,长远来看,人类暴力的持续消退最终依赖于“自由的拓展”。这里的自由既是就国内秩序而言,又是就国际秩序而言的。从国内秩序来看,不同的观点与信仰都能获得基本的尊重,基本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内政治秩序的构建更多地依赖于合法的程序,人们能够在这种合法程序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威形成一种内心的认同和自愿的服从——所有这些都是国内自由秩序的一部分,也有助于消减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潜在暴力。

从国际秩序来看,康德在《永久和平论》这篇重要的文献中预见了人类某种长远的前景:如果国内秩序能稳固地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国与国之间又能通过互为有利的方式进行合作,那么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诱惑就会大大降低。这才是人类理想国际新秩序的前景。只是今天看来,要想实现这一前景的路途还非常遥远。

当然,人类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完美的乌托邦。人类可能永远无法解决暴力问题,只能减少暴力而无法消除暴力。在政治领域,一种“完美的永久均衡状态”或许只是一种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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