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靳东对谈：他们觉得自己受欢迎是因为理想主义

【编者按】“看见李健四大高校健谈会”的最后一站于12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音乐人李健与演员靳东在对谈“看见青春”，在现场分享各自成长阶段的故事和感受。本文中对谈内容有删节。

年轻时候经历迷茫就好像站在十岔路口

李健：说心里话，我来之前也没具体想跟靳东聊什么？但是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在各自的领域上似乎没有交集，但我想恰恰有些共同的东西，让我们今天得以顺理成章坐在一起，毫无芥蒂、很自然地在同学们聊一聊自己的生活，交流一下彼此对很多事物的变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几个人如果读或相同一本书，或者是有一个相同的爱好，这表明他们已经彼此相连了。我想我跟靳东彼此相连的不仅仅有一本书，更有很多信念、很多对事情的看法，愿意在这里跟同学们分享，你们愿意吗？

不要光拍照片，好好听听。你们热切的眼神才是激励我们最佳的动力，希望你们能够多听，我们当然也愿意听你们的声音，当然首先是我们俩先聊聊一聊，在后台刚才简单说了几句，对彼此过往生活还不是特别了解，仅仅了解靳东比我小两岁，我们祖籍都是山东。靳东早年也学过吉他，热爱音乐，你有微信是吧？

靳东：我昨天跟李健说，这样，咱俩加一个微信，这样交流更方便。

李健：我没有微信，但是我常常上网看一下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东西，开玩笑，我上网经常会看一些汲取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靳东兄很少上网？

靳东：我几乎不怎么上网，对我来讲电脑就是收发邮件。

李健：发我还先进一点。我看过你的微博，比我少，一般逢年过节，重大事件才发，他还写繁体字，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开玩笑。有所坚持，有自己的爱好，这是特别可贵的事情。生活中，其实我们在各自领域里面，可以毫不保留地讲，应该说阅人无数，看过的人特别多。但是我们初次见面能够基本通过彼此的相貌，先把对方隐藏在后面的世界得以窥探得一清二楚。刚才靳东兄说相由心生，其实咱俩观点一样，刚才我没告诉你。其实一个人可以貌相，很多人的状态、心思、性格，基本写在脸上，这个是很难隐藏的。所以像我们这种堂堂正正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端正的人，否则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也不可能批准我们在这里。

靳东：首先我很羡慕李健兄，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虽然是演员，但基本上在当下这个社会里让我羡慕的人不多。因为当年我也一度想努力成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但事实上，我的首选是人大。不像李健兄，他的首选是清华。

李健：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我知道靳东，我今天不叫靳东老师，因为叫四个字比较麻烦。咱们今天在这里直呼其名，因为我知道靳东上中戏的时候，已经年龄比其他同学要大一些。之前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吗？

靳东：对，其实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一直很迷茫，我到了大学时期，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在我们那个纸箱子里头，找到了我在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写的一篇日记，写的是我每天就像在十字路口，我不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不是不敢去走，而是真的不知道该往哪走？那个时期是特别迷茫的，实际上比如像清华、北大、人大都不接收我，后来想想实在没有什么想做的，那个时候大概有6年的时间，我也尝试去唱歌，那个时候一天晚上唱四首歌只给8块钱。

李健：那好像是少点？

靳东：特别少，所以后来也去开过一个小酒吧，也去做过一个餐厅，甚至在那个特别特别穷的时候，想去做过一些造纸厂跟印刷厂的生意。

李健：早年其实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发现你的经历跟黄渤有点像。

靳东：黄渤颜值差了点，但愿他看见以后别来找我。

李健：他原来也唱，在这方面和你特别像，也是做很多其他事情。恰恰来自很多生活这种压力，跟自己这种冲突，才会日后对表演有一更深的体会，其实演戏就是在表达各种真实的情感，很多情感你都经历过，也是一笔财富。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些迷茫，像你说十字路口。我面对的岂止是十字路口？

靳东：十岔路口。

李健：其实很正常，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后来上了中戏之后，感觉到有一些踏实感了吗？

靳东：事实上我完全不了解，也不清楚今天大学生的一个现状，不管是学习状态还是生活状态，还是什么状态。我在戏剧学院那四年我觉得是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的四年。那四年当中，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我觉得戏剧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是它会让你找到一个释放口，找到一个点，找到一个倾诉口，会把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所想表达的东西全部把它放在一个作品里。我想这个我们可能有异曲同工或者触类旁通、相似的地方。所以从那个时候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所有想表达、想说的，全部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

校园生活终归是与社会有一些隔绝的小范围

李健：你入学的时候跟其他同学相处得怎么样？

靳东：不太融洽，因为我上大一的时候已经23岁了，我曾经报考的简历，被无情地从戏剧学院的小窗口里扔出来，就告诉我俩字：超龄，下一个。

我知道在俄罗斯，前苏联的时候，他们在考导演系有一个要求要在27岁以后，你要对生活，对这些哪怕是人情，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这些你要有一个认知、了解，否则无从去搞艺术创作。其实对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艺术院校的招生标准，我也是持一个疑问的，就是都16、17岁，去从事艺术创作，事实上我不太苟同，不太相信他们有什么创作，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

李健：对，我高三的时候，对五花八门的戏根本不了解，无线电是做什么的，精密仪器是做什么的，一无所知。在大学校园里面对社会的那种感受，今天我也不太了解，今天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互联网的关系，同学们能够时时地跟社会发生关联，非常清楚、及时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包括靳东我想你们也是这样，相对可能跟社会还是有一些隔绝的，你所了解的生活基本上是校园生活。但这是好的事情，因为校园生活终归是小范围，不是一个真实的，对社会你所要诠释角色的生活。我们在清华里面，更多是那些简单不能再简单的事，无非就是考试等等。

靳东：学理工的怎么会去搞音乐？

李健：那是后话，其他同学在三四年级搞托福，当时是五年制，五年级会收到一些邀请，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挫败感，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毕业之后没有什么去处，他们都去美国了。学习最好的人都去美国了，中间读研究生，差一点的我们就被发配走了。

靳东：我以为你说差一点的都去唱歌了？

李健：当然也有，对。每年工作的名额浪费很多，根本没有人喜欢去工作，广东、北京等地根本没有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家乡。那时候很有挫败感，音乐其实从来就没成为我的理想，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怎么能成为一个职业，那是一道无解之题，这是不符合一个普通家庭对孩子的预想，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个话的意思。更不符合一个所谓家人的似有似无的清华毕业生的工作，也不太可能。所以怀着这种忐忑，这种并非很光明的一些心理状态就毕业了。去国家广电总局。

靳东：那你是我的顶头上司？

李健：曾经是，曾经发号一些施令。曾经在广电总局工作三年。

靳东：那个做什么？

李健：具体工作是发一点资料，记门条，打扫打扫办公室，office boy。似乎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要做相同的工作，无论你是哪个学校来的，都要表现积极一些，以一个别人能够接受的新人的身份，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对领导很佩服，不管真的假的，表现出来很佩服，做了这样的工作，其实那三年比较苦闷，我想你类似有过这样比较相对迷茫苦闷的时期？

靳东：对，因为这个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最大的悲哀，而且毕业之后你还要想方设法留在北京，混一个北京户口。

当年被所有人批评为傻的事情，今天看是唯一选择对的

李健：你混到北京户口了吗？

靳东：混到了。所以我们是山东省北京市朝阳区人士，当然我留在北京，更多是为了我父母……

所以那时候把所有精力和时间全都放在找工作了，哪个单位能接收我？所有衡量的标准在于你的人际关系，并不取决于你所拥有的能力本身，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现在还这样吗？

李健：一样。其实在我看来很正常，因为社会需要第二轮的筛选跟淘汰，理论上来讲，社会上不需要那么多歌手和演员，它需要一个社会自然的淘汰法则，我想靳东一定知道，当年毕业的时候，后来过不了几年，很多人改行了。我曾经跟我一届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全班只有两个人在从事表演工作，其他人去的都是西单商场、工会，看似荒诞，但其实是非常普通和自然的。

靳东：我们学校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李健：一样，但并不意味着你中戏毕业一定要演戏，我从清华电子系毕业也一定要搞IT，其实并不是这样，它需要个人命运的安排，这似乎是有些消极的话，每个人都要听从命运的安排，每个人或多或少参与进去，这更多是来自于社会的筛选，这种筛选既是被动也是主动，它有对你信心、人格、内心，各种忍耐的一个考验，也有我刚才说那种命运的一个安派，有一些私有，隐隐约约看似是机会的东西，在等待着你，看你能不能抓住它，得以去实施。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一个看似不定，但又隐约暗示着某些肯定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你毕业之后，马上又拍戏了吗？

靳东：没有。我毕业之后，事实上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所能看到对方的东西一样。我更多是希望去表达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也许在那个年龄段所想表达的东西，未必是被大众所能接受的，但是愤青，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在那个阶段特别，现在好像也还有点，所以也没有特别工作。你刚才那么说，我觉得逐渐有些认同，一个自然的淘汰法则。

李健：那你那个时候毕业26、27岁？

靳东：对。

李健：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颜值开始露锋芒的时候，不应该机会太少。

靳东：对，因为我不太喜欢，到今天我也没搞明白，吊一个威亚，后面搁一个绿布，飞来飞去。下来之后，我也不知道台词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今天看的，当年被所有人批评为傻的事情，我今天看是我唯一选择对的事情，力所能及，我宁愿去演一个话剧，宁愿选择一个花了60多天只能赚3万块钱的电影。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当你面临一个眼前的东西，还是你去坚持你内心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挺难做的选择。

李健：你说的是2000年的事情？

靳东：对。

李健：看来演员赚钱还是比我们容易。

靳东：这就是一个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区别。

李健：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演员可能更有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对如何去真正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做自己的表达。歌手可能会相对容易一点，因为我们原创歌手，自己写，如果写得足够好听，差不太多，公司就觉得可以成为专辑的歌或者主打歌，但是有时候也需要运气，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不能成为主打歌曲，只能放在唱片的第几首歌。就像传奇一样，只能放在第九首歌。我想你们是比较困难的，演戏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工作。

靳东：我一直把影视比喻成足球比赛，不同的演员，就像戏剧学院招生一样，会招不同类型的演员，演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我们一直以来被放在一个前锋的位置上，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但你身后，你的中卫、后卫、守门员，如果一场球进了6个，后面失掉7个，那这整个是失败的。

年轻的时候做一些委屈自己的事情，也无可厚非

靳东：还有一个我在上大学特别好玩的事，当年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女演员，导演选择我的时候，说靳东我在舞台上看过你的话剧特别棒，形象特别好，专业也特别好，OK，说谈谈价钱。我只是想要有作品，多少钱无所谓。后来他问靳东你多高，我就说了一下我多高。然后我就被灭掉了，那个导演很认真地告诉我，你特别好，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太高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那个女演员个子有点矮，这样两个人没法搭在一起。所以在你想去做专业本身这条路上，很多人不关心你的专业怎么样，就是搭配等等，他会让一个做专业创作的人，考虑更多专业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

李健：但是后来当你有一天强大了，比如说今天，你的什么都可以了，你再高点都没问题。

靳东：所以我后来改变了，当每个人问我的时候，靳东你多高，我通常都会告诉他，您需要多高？

李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被选择来选择去，其实都是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和强大，没有人的强大是与生俱来的，是像一个植物一样慢慢培养，刚才靳东的比喻非常好，说像足球比赛一样，当然对于足球我不太懂，看的也很少，足球也相去甚远，有中国足球国外足球，看足球的状态观众也不太一样。

说句心里话，这个行业里面说坚持都能说、都会讲，真正要是做起来，还是很需要一些意志力和自我强大的。比如说靳东，当别人都告诉你这是看似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你可能不是很热爱这个角色的时候，真正会有难处。因为我还在不太红的时候，有一些需要去的演出和宣传，是不是都是要硬着头皮去，其实都需要考量。

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甚至做一些委屈自己的事情，也无可厚非，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人民可以为崇高的理想而卑微地活着，我觉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人在这个社会如何得以生存，并不一定是要顺自己的心意，永远地任性，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可能这句话更具有普遍意义，只不过当你有条件去甄选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自己更想选择的东西。当然这种委曲求全是有一个底线的，是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太屈辱的那种，这个是度的一个把握。

靳东：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这个交流，我觉得应该准确讲，你是比我乐观的人。

李健：因为我比你大两岁，两年以后你就会感受得到。

靳东：实事求是地讲，我这几年也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沉重和悲观，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曹禺先生也曾经讲，你想读懂我的剧本，首先你要读懂我的苦闷。我觉得我有一个亲身的感受，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我看到过的绝大多数，80%甚至90%以上的剧本上都是悲剧，就像今天很多大学生也在学校搞戏剧社，中国人很喜欢把国外的作家或者中国的作家，分成四大悲剧四大喜剧，如果就按照这个来讲，今天存活在市场上的绝大多数还是悲剧。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悲剧一直存在远远大于喜剧的原因，应该就是生活的苦闷本身大于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在想，我什么都没有，唯一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学到的知识、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今天是乐观多一些还是悲观多一些？

李健：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其实我有的作品，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过去是伤感、阴郁的这种。你得去寻找乐观在里面，其实这种所谓悲剧也好，那种伤感的东西，它就很容易存活得更久远，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快乐，这两个字，乐都是快的，早就定义好了，大部分时间是那种谈不上苦闷，谈不上快乐，平平的状态。

快乐总是瞬间的，稍纵即逝的，古人造字就已经告诉你这个意义了，很快的乐，其实是很一样的。我们喜欢的作品，应该也是一样。当然悲剧也好，喜剧也好，我相信也有高级的喜剧，所谓的喜剧并不是通常人们讲的搞笑的、贺岁的、恶搞的一些戏，早年香港电影里的那种，当然偶尔恶搞也无可厚非，当然这种对艺术追求的伤感，还是一个趋向。

今天讲娱乐，娱乐并不是特别贬义的词在我看来，也有很高级的一面，也有这种刻意的。但是如何把自己的作品融入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还能够有一些引领，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愿意投其所好，不愿意去迎合市场，但是我们又不想自己的作品完全无人问津，默默无闻，这对作品本身也不够公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既有可看性，又能传达一些我们希望传达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是被别人重复过的，但是我们更愿意通过这样的作品再强调一遍，因为所有的道理古人已经讲了无数遍了，其实今天无非就是重复，换一种理由。

大器晚成的人能受关注和喜欢，印证了被唤起的对理想主义的渴望

靳东：你们今天的理想是什么？没有理想？

李健：他们这么羞涩就应该有理想我觉得，今天来之前，新华社采访我们，说今天采访的主题大概是理想主义的回归，其实我们不拒绝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相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似乎别人觉得有些不合时宜的四个字，我们愿意提及，也愿意把自己归为有些理想主义色彩，我觉得我们认可。各种思潮，八十年代的那些，梳理一下当代文学思潮史，比如说八十年代初的美术上的，诗歌的苏醒，崔健横空出世，到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再后来的结构主义，我觉得结构主义之后我们就开始调侃了，经历了2000年之后接下来十年经济迅猛的发展，人们，包括我自己都有迷茫的时候，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时候会摇摆，我想靳东你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同感。

今天我觉得我也好，靳东也好，其他一些对作品很认真，有些所谓的大器晚成的一些人，能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这证明两点，欣赏口味的多样性，多样性印证了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第二点，印证了人们心目中已经被唤起的对理想主义的渴望。可能诸位还没有意识到，但恰恰今天这样一个潮流、这样一个氛围，已经是一个理想主义，因为坚持、喜欢向上的东西、有所排斥、有所拒绝，这样的一波人今天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受到更多人认可，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理想主义。

靳东：没错。当我第一次接到李健兄的邀请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虽然现在我也没有得到一个很言简意赅就能形容出来的答案，但我觉得起码是积极的、健康的，甚至于刚才像我说的一样，我可能跟李健兄的区别是，他更乐观。当然事实上我也很乐观，但是我一直在想，其实今天我，由于我的出现，或者我们两个共同一起，跟大家聊点什么，那这个也就像我每拍一部戏，或者选择一部戏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这个剧本、这个戏本身你究竟应该讲什么，呈现什么，想表达什么？我觉得，对于今天，就像刚才李健兄说的一样，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被今天的老老少少接受，或者还不错，我相信不仅仅是某一首歌挺好听，或者我演的某一部戏还挺好看，我想更多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理想和坚持全部放在作品里了。

李健：包括对人的态度，包括对歌迷、影迷的这种态度。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用自己最真实、最想表达的方式对待他们，并不一定要刻意去讨好自己的听众，我们希望引导，也不希望做得有多么热烈，比如一出机场好几千人去迎接你，看似很吓人，营造出一个巨星的价值，其实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现不要影响公共秩序，也不要因为那些很多年轻、比较小的（粉丝），伤到人身安全，那么晚接机影响学业，不太希望这样。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做法，给他们一些好的启发，我想这是我们喜欢的状态。我们也不喜欢脑残粉这个词语，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非常有智慧。

每个歌手、每个演员，都有属于自己很自然的个性。恰恰是因为自然，我想才得以更多人接受和喜欢。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能有些观点跟大家会有出入，但这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在你们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吗？你们都戴眼镜了今天，都看得非常清清楚楚。这个时代是骗不了人的，每个人的状态都是真实写在自己的脸上。

你们比我们大约小那么二十岁吧，差不多吧。上网其实比我们多，了解的信息肯定很多方面超过我们，所以当然知道哪些演员什么样子，他们是很有自己的辨别度。我今天坐在这里并不是特别讨好你们，夸你们，只不过你们这一代人有特别大的共性。我们有时候特别低估了一些特别年轻的观众、听众，其实他们有自己的辨别，很有自己的意见。恰恰是有了他们，有了我们，我们共同成长，恰恰缺一不可，有了今天这么一个，他们今天弄了一个挺体面的椅子，这个茶杯，他们说这是“老干部会面”。

靳东：我觉得还缺两块手巾，这还要放个那个什么。

李健：这个老干部级别可不低，这个是部长以上的才有。他们给我看过新闻联播里的椅子，差不太多，而且这个花还是真花，通常有一些一般用一个假花就算了。

任何行业都冒险，并不比从事音乐、演艺行业更稳妥

靳东：我这些年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我要先搞清楚这个孩子他本身的兴趣，真正的兴趣在哪？我觉得兴趣是第一原始动力，不管是学理还是学文，最终你成为了音乐家、戏剧家乃至于其他的。今天的人好像还是更多地被社会的这整个所绑架。

李健：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特别难的难题，他的兴趣在这，但是他又不足以成为一个职业，但是他又是信心百倍，执迷不悟，加上来自家长和远方亲切不切实际的问候和鼓励，他会一根筋走到头，这种人非常多，比如在各种好声音也好，各种快男、超女，类似这样的节目，你说你对他是鼓励吗？其实很多人不是这块料，你很难去说他，有时候我们作为评委，作为旁观者是于心不忍的，全家都好像支持他去做这个事情，这似乎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你给他合格、批准，但从艺术来讲不过关，不给他又碍于人情，其实是非常难的。

靳东：所以为了这个，我从来不去当评委。

李健：但总有一天你会被请到的。我看过美国的其他节目，一样，这个社会最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做一把吉他，大家知道吉他最珍贵的就是来自巴西的玫瑰木，这是一把很贵的琴，相同的玫瑰木比它好的还很多，只不过还没有做成琴。很多事情是很难界定的，你无非就是做这一个努力，作为一个冒险的选择。其实任何行业都冒险，你以为你成为公务员，就一劳永逸了吗？如今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在某些程度来讲，不比从事歌手、从事艺术，更稳妥。其实你如果有这样一个状态，选择什么都行，说心里话，这个职业可能不足以让你过得游刃有余，但是它满足了你某些方面心理的一个渴望，就你怎么取舍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没有太多资格和意义去当人生导师，只不过我跟靳东分享一下彼此多年以前的一些经验。

李健：我觉得靳东兄是一个特别愿意反思、想问题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诱惑，我常常说四十不惑，怎么可能没有不惑的事情。古人天天看那么点事情，没有计算机和外界的事情，其实说心里话，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复杂得多，不过是一个常态，很多事情没有答案。

靳东：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改成四十而立，五十不惑，六十知天。今天虽然可能这个世界更复杂了，或者新鲜事物更多了，但是今天的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我说的对吗？我相信你们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了手机或者电脑，在那做一个低头族，不要否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古人比较贫穷，种完地，娶妻、生子，但是他思考的时长比较长。我觉得大家可以放下手机多思考思考。

李健：对，其实四十而立，我还保持这个观点。如果一个没有背景的人靠自己努力，在你四十岁的时候，能够做到一个在物质上相对比较充分，有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四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标准的一个，三十不太可能，因为三十没有任何话语权，没有机会等待你，因为这个社会目前为止，把握权利和把握主导经济的人，都是比你年龄长得很多，你不太可能。四十不惑其实很健康。

靳东：刚刚一支花的年龄才开始，我还不到一支花。

李健：你还不到四十岁。其实四十岁左右是一个非常好的年龄，因为体力基本没有消退，你的状态看上去也很年轻，基本没有太多衰老的痕迹，你拥有了一些话语权，拥有更多的机会。其实这里面是非常美好的，我三十岁、二十岁的时候，天天挣扎，很多郁郁寡欢的事情，在这里没法赘述，非常多。

靳东：我觉得难得的，我们这样一代人经历了这种挣扎，还没有留下这种天天在抱怨，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

李健：因为抱怨是无济于事的。

靳东：我说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我的理解，我在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被我的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说靳东你天天调皮、打架、偷人家的笔等等，他说你们这一代人是中国的夹生代，我说不懂，他说夹生米总吃过吧。你们这一代人被60后认为你们是叛逆的，但80后的人当时都已经出生了，你们会被80后的人认为是老帮菜，马上就会进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状态。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们这样一代人，在今天的社会结构当中，我们承载了什么样的责任？比如今天不可否认地被推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年龄段，那么你们呢？你们未来会在你们的时代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段位上，所以我都在想，再过个三五年，我自己拍一个电影就叫《夹生代》。

李健：我对夹生这个其实很有认可，其实说白了就是改革开放经历着的一个阶段，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已重建的一个过程，很多原来认可的观点，又被自己推翻，又开始逐渐去建立自己新的观点。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对问题的看法，对事件的认可，都来自于自我学习，根本没有人教你任何东西。恰恰我们这样一波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靠自己的悟性，靠自己的思考琢磨，形成了自己一套跟社会相处的方法，这种想法是自己悟出的，行之有效的，所以今天还没拿出来命题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简单说了两句。

注：本文中对谈内容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