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办分离”说得热火朝天，但为啥有地方足协不愿脱钩？

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该方案提出，改革足球管理体制，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在外界看来，当中国足协内部进行人事改革后，各地方足协也会“亦步亦趋”进行“脱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2月17日，在昆明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内部讨论中，有代表表示，地方足协不应完全参照中国足协的标准进行“脱钩”改革。

那么，地方足协为什么不愿“脱钩”？他们又在“怕”些什么？

怕没钱，失去拨款后经费成问题？

《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出炉后，广州足协于8月率先公布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宣布将与政府部门“脱钩”。这被看作是打响了地方足协改革的“第一枪”。

但在本届昆明足代会上，这样的做法却没有得到一些地方足协代表的认同。

“原来按计划是地方足协改革参照中国足协改革的方式来，但有人认为，各地区情况不一样，不能完全按那个标准。”参与了该话题讨论的中国足协执委汪大昭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在持不同意见的地方足协代表眼中，经费问题是他们最大的担忧之一。

因为如果按照改革方案，足协“脱钩”后将不再作为政府预算单位，那么许多地方足协的“收入”将大打折扣。

事实上，在本次足代会期间，新疆、大连、青岛和山东足协都表示“足改”中出现了经费问题。

“许多地方足协既无固定资产亦无市场运营条件，如强行实施改革，将在人员安置、经费开支等方面出现许多难以逾越的问题。”大连市足协就在工作报告中如此写明。

“每年体育局给我们多少钱？让我们委托经营管理，有哪些清单项目，每一项要多少钱？”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曾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财”就是关键问题。

而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也对《人民日报》表示自收自支的路不好走，“最难的时候也有3个月发不出工资”。可想而知对于足球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脱钩”几乎就等同于“断粮”。

经过12月17日的内部讨论后，足协成员也在18日的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建议，表示应该“多关注地方足协发展，尽量解决‘脱钩’后足协的经费来源问题。”

怕没权，失去政府身份后谁理你？

对于地方足协来说，失去拨款会导致经费难以为继，而失去政府部门这个身份，则可能会让日常工作都难以顺利开展。

其实，这样的担忧早已出现。

早在今年3月，国务院刚刚发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之时，资深足球记者赵震就在凤凰网撰写了评论：“未来足协不再具有行政级别，意味着与各级政府机构打交道时不再有行政上的优势与便利”。

“甚至在方案出台当晚，就有地方足协的人忧心，‘如果真是这样，以后就是与地方进行安保洽谈都可能得不到照顾了’。”

对于这个问题，足协执委汪大昭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发展足球需要调动极大的资源，比如修建球场，开展校园足球等等，往往需要和许多部门打交道。“脱钩”成为民间社团之后的足协，工作难度的确会增大不少。

而对于那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这样的情况还将更为严重。

“有些经济不太发达地区，或者足球基础不是那么好的地方，本来足协所能做的事情就不多，脱离行政部门之后就更少了”，汪大昭说。

“有些足球落后地区的足协，最大的工作就是在体育局带领下打青运会、全运会，以后全归足协管，如果打不出成绩，恐怕就真的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怕放手，行政部门还得继续“送一程”？

对于地方足协改革中遇到的难题，中国足协不是没有预料到。

今年8月足协召开的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蔡振华就表示，“各地体育行政部门不能在‘脱钩’后对足协不闻不问。要支持足协开展正常业务活动，协调各级行政部门支持配合。”

而在各地足协的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也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在进行。

在广州足协开展改革的同时，广州市政府就宣布将投资规划高标准的足球训练基地，委托市足协管理和无偿使用。

广州市副市长王东曾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政府将加大全市足球发展资金的投入，在市足协开展足球产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符合上级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而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则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体育部门要让足协有资源，可以用财政、体彩来搭建平台。”

正如蔡振华所说，作为地方足协主管单位，各地体育行政部门要坚持“扶上马、送一程”。不过在足协副主席李毓毅看来，足协也不能永远在体育部门的“推动”下工作。

本次会议期间，李毓毅就强调要破除地方足协行政化的思维，靠自身能动性推动足球发展，而不是等着找政府部门要资源。

“大部分长期从事足球工作的同志，脑海里就是你给我钱，我来做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这个观念始终存在。这个观念如果不破，真正的突破很难产生。过去有句话叫‘有作为就有地位’，现在可以调整一下，叫有作为就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