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稿本入藏上图，可纠正翁同龢日记“讳饰真像”一说

晚清有四大日记，分别为《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其中晚清重臣翁同龢的日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之一。1948年秋，为避战乱，这部日记手稿被翁氏后人翁万戈从上海带至美国。时隔68年，由于翁万戈的慷慨捐赠，这部日记稿本与《翁氏文献丛编》手稿一起被重新带回，于2015年12月19日晚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今天（12月21日），上海图书馆举行了“翁万戈捐赠‘翁氏文献’入藏仪式”。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晚清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先后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

这次回归的翁氏稿本中，最主要的是翁同龢日记稿本共计47册。日记起自清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7.7.31），止于清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6.27），即他逝世前七天，持续时间长达46年之久，为研究晚清极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材料。翁氏去世后，这部手稿一直由其后人珍藏。

据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介绍，早在2000年，上海图书馆曾出资购得翁万戈先生转让的宋刻孤本《集韵》等80种“翁氏藏书”，此番再次获赠翁万戈先生捐赠的翁氏日记、杂著手稿，使得翁同龢的“翁氏藏书”精华大部分入藏上海图书馆。据悉，此次捐赠事件也是自2007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古籍工作会议以后，要求大家努力做好海外中国珍稀历史文献回归工作以来我们国家最大、最重要的一笔文献捐赠。

据翁万戈的侄子翁以钧介绍，“翁氏藏书”从其祖上翁心存开始，延续至今，分为两支：一支为翁心存长子翁同书这一系，该部分“翁氏藏书”大部分已于1950年入藏国立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支即翁同龢这一系，此前加上此次受赠的翁氏日记及《翁氏文献丛编》手稿，翁同龢这一支精华藏书现已大部分入藏上海图书馆。

海外中国珍稀文献翁氏日记手稿等入藏上图

据悉，此次曾有多家国内公藏机构希望入藏“翁氏文献”，然上海图书馆与翁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5年前。2000年3月24日，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图书馆获得翁万戈先生转让的宋刻孤本《集韵》等80种“翁氏藏书”，成为当年轰动海内外的文化事件，双方也由此建立了良好互信。

2015年6月3日，翁万戈先生委托其侄翁以钧先生来上海图书馆，首次向馆领导表达了愿意在中国大陆著名图书馆或公藏机构中选择一家，无偿地捐赠翁氏日记等稿本的意向。上海图书馆领导迅速决定，全力争取，立即组织馆内古籍专家进行商研，就对“翁氏文献”的理解、上图所藏“翁氏藏品”的保护情况和整理研究成果、上图对所藏古籍整理研究开发与心得、对翁万戈有意捐赠的这批翁氏日记稿本的入藏计划等方面向翁万戈提交了书面答复。

在综合比较和权衡之后，翁万戈慎重地决定把这个收藏机会交给上海图书馆。8月底，翁以钧与上图副馆长周德明、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在广州会面，确定翁氏日记等稿本的最终归属地就是上海图书馆。10月22日，上海图书馆方面收到翁万戈先生的正式邀请函。12月15日，黄显功及古籍专家陈先行、郭立暄等与翁以钧一同赴美。12月17日，已98岁高龄的翁万戈先生及其后辈在其美国东部的寓所举办了简朴的捐赠仪式，将翁氏日记等稿本郑重地交付上海图书馆。12月19日，这批珍贵文献从海外回归，正式入藏于上海图书馆。

翁万戈先生因年事已高，且远在美国，此次捐赠委托其侄子翁以钧全程联系接洽。据翁以钧在上图入藏仪式上回忆，“他（翁万戈）此前对我谈及此事，说这批文献是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这批“翁氏文献”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后，翁以钧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翁万戈报告此事，“他说，我这一夜没好好睡，听了你的电话，可以放心了。”翁以钧说。

据黄显功介绍，这次再度入藏一批“翁氏文献”，上图将加紧开展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与馆藏古籍中涉及到翁氏文献一道，逐步开展翁氏专题收藏，举办翁氏文献专题研究，并将于2016年向公众推出馆藏“翁氏藏品”特展。

此前出版翁同龢日记多有删节

1925 年，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依据这一部翁氏日记手稿影印出版，取名《翁文恭公日记》。出于各种考虑，在影印过程中，主持者对某些局部作了遮盖处理，致使印本多处存在重要删节，并非全貌。虽然删节的部分于全书所占比例极小，但对于研究者全面细致地评论翁氏一生功过是非而言，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此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先后出过两种整理标点本，这两种标点本大致均以1925年影印本为底本。由于未得到原稿本参对，影印本局部删节的内容，两种标点本也同样未有体现。2012年，翁万戈又推出了新的标点本，由中西书局出版。这个标点本根据家藏日记原稿，细心校订，补足了1925年影印本删节的内容，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

在张元济先生影印这部日记手稿时，曾与当时日记的收藏者翁氏四世孙之憙先生反复商榷，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他们有选择地将数处遮去不印。关于这一点，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先生曾作过分类对比，认为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日记所述之当事人在影印时去世未久，直系后裔均尚健在。为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将日记中之微辞略作删节。如光绪七年正月初六日，稿本记录了翁同龢评价李鸿章、刘铭传的文字，显示对二人印象极为不佳。考虑到人事关系，影印者删去了这段文字，共计三十六字。

第二类是影印者出于对翁同龢的景仰与尊崇， 对于那些有损于翁氏形象的文字予以遮盖删节。如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初十日，稿本记录了一段道听途说的传闻，大意是说当年日本人到上海，“英夷畏之如神”，翁氏引为快事。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稿本记录了翁氏与郭嵩焘论洋务的一段文字，日记原稿中被删去一段文字，说明翁同龢在那个时期，仍属于顽固派营垒，尚与郭氏思想格格不入。

翁同龢是对晚清中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与戊戌维新关系的了解并不全面。清末从康有为开始就对翁氏早期活动评价不够准确。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翁同龢很早就站在变法的立场上，一开始即促进改革。如果把翁氏日记原稿中被删去的文字重新审读，便可知那种认识与实际不符。其实，翁氏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甲午战争前，他属于典型的守旧派官僚。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走向更张旧制的道路，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拔擢维新派人士。这一转变，才是历史的原貌。

可纠正翁同龢日记“讳饰真像”一说

《翁文恭公日记》影印出版之后不久，一些细心的学者便发现日记的内容有错乱之处， 因此推断翁氏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被牵连，曾动手对日记进行过改缮。

对照日记原稿可发现，日记有几处地方确有贴改或割补，其原因正与翁氏戊戌罢归后尤虑触讳相关。这些改动痕迹，在影印本中不易发现，只有与原稿仔细斟比对照之后，才能清楚看出。

对于翁氏日记是否曾经删改以及删改程度如何，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孔祥吉先生曾专程到翁万戈先生寓所，将稿本与影印本逐页比对后发现，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中的记述，经翁同龢自己挖改者只有五处，对整个日记的价值影响并不大。换言之，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的记述基本上应该是可信的。因此，学术界关于翁同龢日记“讳饰真像”，“有关戊戌变法的记载是不真实的”等说法过于片面与笼统，也有违事实。这种流行的说法夸大了翁氏生前对自己日记的改删，应予纠正。

据出席仪式的相关古籍专家介绍，翁氏日记手稿与《翁氏文献丛编》手稿学术意义重大，首先它是手稿文物，而非一般意义的出版物，具有无可复制性；其二，内容具有独到之处，以往已经出版的翁氏日记多有删节处，而翁氏日记手稿可见翁同龢日记全貌。随着学者对这批文献的使用，越发显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