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劫杀疑案：律师指全案无直接物证，唯一证言前后相悖

刘样贵被从死刑改判死缓已有6年，他一直喊冤。

2006年，江西省贵溪市周坊镇长塘村一村民深夜在家中被害，法院认定在浙江打工回家不久的刘样贵为凶手。

不过，在被刑拘当天及前一天的两份有罪供述之后，刘样贵再未认罪，历次庭审中当庭否认犯罪事实，并称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出来的。终审被判死缓之后，他又在监狱中提出申诉。

案卷材料显示了该案的诸多疑点：被告人称受到刑讯逼供，仅有的两份有罪供述存在多处矛盾；作案现场未发现指纹等作案痕迹，判决书中提及作案现场有数枚28cm长血脚印，但未能说明系刘样贵所留；受害人的妻子（哑巴）直到案发6天后才通过照片指认系刘作案，但在公检法联合对其调查时，她却指认了其他人，相反的证言未出现在判决书中。

曾为刘样贵代理申诉的律师罗小泉日前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向江西省高检递交申诉材料后，受到重视，对方曾审查该案，但一年多后作出了该案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回复。

因“具体情况”改判死缓

2006年8月12日早晨，哑女王桂花在长塘村引起一阵骚乱。人们后来得知，他的丈夫刘长文前一晚被乱刀砍死在卧室中。

尸检报告显示，刘长文身上有多处刀伤，系头面部遭受外来暴力，锐器砍切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该案办案民警刘进祥在对江西省高院法官作的一份谈话记录中称，案发后，警方曾以仇杀为侦查方向调查同村另一男子，因其与死者的父亲有仇。直到有村民反映，同村的刘样贵有犯罪嫌疑。

案卷材料显示，警方称，当时有证人称王桂花曾做手势比画称，作案者是案发前一天白天在她家打麻将的四人之一，刘样贵也在其中。死者母亲反映，案发后，王桂花曾抱着小孩到刘样贵家窗口探望，后被刘母赶走。

案发6天后的8月17日，王桂花在哑语老师的翻译下对刘样贵的照片进行了指认。当天，刘样贵在警方对他的突审中作出了第一份有罪供述。8月18日，刘样贵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逮捕。

2007年2月，江西省鹰潭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样贵深夜持刀潜刘长文家中盗窃，被发现后，为抗拒抓捕将刘长文砍死后逃走，构成抢劫罪，判处死刑。

刘样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江西省高院重审认为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7年12月，鹰潭市中院第二次一审再次判决刘样贵死刑，对比两次一审判决书，其中所列证据并无不同。

刘样贵再次上诉，2009年，江西省高院第二次二审认定刘样贵系该案凶手，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其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据此改判刘样贵死缓。

对于何为“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决书并未解释说明。

矛盾的有罪供述

刘样贵的妻子郑雪娥记得，当年他和丈夫一起到浙江打工，后来丈夫提出希望和亲戚一起到沈阳做药材生意，为筹措本钱，丈夫回江西老家办理贷款，回家刚一个星期，就发生了命案。

案发6天后的8月17日，也正是刘样贵作出第一份有罪供述的那天，鹰潭警方将郑雪娥从浙江带回江西做笔录，反复问“你丈夫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而此前8月14日和15日两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刘样贵并未认罪，被问到回家的目的时，他亦称是为了去信用社贷款，并正在找担保人。

本案证据中，刘样贵只在被警方刑拘当天和第二天做出过两份有罪供述，以后再未认罪。而这两份仅相隔一天的供述，亦有多处矛盾之处。

比如，对于作案前拿刀的过程，第一次供述称在离家10米左右田埂的柴堆中拿出前几天藏好的柴刀，第二次供述又称刀是在“家里客厅楼梯下”拿的；对于作案时用于拉刘长文家电闸的木棍，第一次供述称在刘长文家厨房的猪栏旁拿起一根细木棍，第二次供述则又称木棍是在刘长文家屋侧树林里捡的。

对于有罪供述，刘样贵在其申诉状中称被警方刑讯逼供，“六个人围着打耳光，用飞机扣反扣两手，手扣中间用一根细木棍两人不断往上抬，后面两人踩住两脚的后跟”。

刘样贵称，有个平头的民警不停打电话，诱供他，才有了第一份有罪供述，而第二份是照着第一份照抄的。

刘样贵当时的辩护律师简润涛在辩护词中认为，第一份有罪供述是在8月14日和15日警方已进行过二次盘问40小时之后连续做出的，已超出了规定的继续盘期限。对于刘样贵反映的曾遭非法取证，检方也未举证排除。

综合判决书中所列证据，检方除提交讯问录像资料，再未有关于排除刑讯逼供的证据。终审判决中，检方认为刑讯逼供已经排除，法院亦认定证据合法有效。

哑女的“证言”

该案的直接证据中，除了刘样贵的两份有罪供述，只有唯一的目击证人王桂花的指认和证言。

案卷材料显示，2006年8月17日和9月1日，王桂花曾两次通过照片指认刘样贵为凶手，并做了证言笔录。因其是哑巴，警方安排了手语老师进行翻译。

经哑语老师翻译的证言称，案发当晚有月光，王桂花可以看清凶手，在对十张照片的指认中，王桂花指出了刘样贵。

刘样贵的有罪供述称，他用刀砍刘长文过程中，惊醒了同床的王桂花，逃走时没有理会她，因为知道她不会讲话。

刘样贵现在的申诉代理律师吴鹏彬指出，案发后刘样贵曾去刘长文家看热闹，此后也一直在村里，一个明知道被人看到的凶手仍然如此淡定，有违常理。“且在案发两天后，已有证言称王桂花曾用手比画四人打麻将，并作出其中一人用刀不断砍的动作，为何当时没有直接指认是刘样贵，而要在案发6天之后才指认？”

此外，律师简润涛也在辩护词中提到，即使当庭作证，王桂花亦未能明确作出指认。

庭审记录显示，第一次一审开庭时，王桂花出庭作证称当晚看清了凶手，但当法官问她是否能当庭指认时，手语老师翻译称：“她的情绪有点激动，无法辨认。”最后，法官要求王桂花将凶手指给法庭看。庭审笔录记录了一个动作：王桂花边说边用手指向被告人所站的方位。

2008年3月，该案第二次二审期间，江西省高院、省检察院及省公安厅联合对此案的证据调查核实，并在此安排哑语老师询问王桂花。相关记录显示，此次王桂花没有指认刘样贵的照片，相反，她带着办案人员到邻村指认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参与此次询问的哑语教师作出情况说明称，此次王桂花表示，案发当晚，一个蒙面男子拿着手电进入她家卧室，用刀劫财行凶。

不过，此次调查并未显示在终审判决中。

2007年4月，警方曾委托相关机构对王桂花作精神鉴定，结论是，王桂花虽为聋哑人，但精神活动正常，有作证能力。

“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律师表示，综合历次判决书，控方提交的证据中没有凶器、指纹等直接物证，对案发现场发现的数枚28cm长的血脚却表述模糊，未能直接证明系刘样贵所留。

根据刘样贵的有罪供述，作案当夜，他先用一根木棍将刘长文家的电闸断开，然后从刘长文隔壁一座空房子的二楼阳台翻入刘长文家二楼阳台，扒开窗户进入，摸索着墙壁下到一楼，左手拉开刘长文卧室的纱窗门，进门后踢到地上的一个纸箱，刘长文被惊醒后拉住了他的裤子，情急之中他用带着的柴刀砍了刘长文，之后逃走。

刘样贵现在的申诉代理律师吴鹏彬认为，有罪供述交待的整个作案过程中，本应有大量痕迹和物证，比如指纹、木棍和纸箱，但这些在判决书所列证据中均未提及。

对于凶器柴刀，刘样贵供述称案发后将刀扔在了路边，为寻找柴刀，警方还张贴了寻物启事奖励1000元寻找，但始终未能找到。

在与省高院法官的谈话记录中，办案人员刘进祥称，现场勘查“没有取得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刘样贵在申诉书中称，检方询问他时，曾提到在作案现场发现了指纹，警方也对他进行了指纹提取，但这些证据从未出具。

现场勘验报告也显示，死者家二楼阳台之间的水泥隔离栏杆上有踩踏痕迹，死者右侧及中心现场通往厨房的过道有多枚血脚印，鞋印长28cm，花纹一致，为同一人所留。

澎湃新闻翻阅该案历次判决，对于血脚印，第一次一审判决书所列证据中有两项证据相关，一项是在刘样贵家提取两双鞋子，一双黑色皮鞋（14.5公分，疑为笔误），一双灰色休闲鞋；一项仅提到“丈量鞋子的照片（鞋长为28cm）”。但此后的判决书则仅提到发现血脚印，未提及任何鉴定或其他证据证明血脚印是刘样贵所留，对于在刘样贵家曾提取到鞋子也再未提及。

针对血脚印，吴鹏彬曾找到专家鉴定并出具了鉴定意见书。专家推算，28cm鞋长按中国鞋码标准应为44码左右，推算身高约为175—178cm。

刘样贵则在其申诉状中称，28cm血脚印是本案最明显的错误之一，他身高1.68米，鞋长25cm即40码。

此外，刘样贵在有罪供述中称，作案后他用布和旧蚊帐包着作案时穿的衣服和鞋子烧掉了。他对燃烧残留物进行的指认笔录也列入了该案的证据。

指认笔录显示，刘样贵指认的地点是“村水泥马路边的左侧”。刘样贵的四叔刘家胜称，这条路通往镇上，路两边是稻田，当时是收割稻子的季节，“车来车往，如果不想让人知道，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烧？”

“不符合抗诉条件”

2009年终审被改判死缓之后，刘样贵进入景德镇监狱服刑，他始终无法排解心中的冤屈，通过写日记总结案件的疑点，记录自己的牢狱生活。多年来，这样的日记写满了六七个笔记本。

2012年5月，他在一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时光已去，不能重来。这个道理我懂，但依然要追究下去。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伸冤，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还有着良知和正义”。

2013年，刘样贵似乎看到了希望。他在一份材料中记录，当年7月，江西省检察院委托景德镇检察院对他的案子进行复查，他一度被告知会有乐观的结果，但到了2015年，他的希望又破灭了。

刘样贵以前代理申诉的律师罗小泉称，2013年底，他向江西省高检递交了刘样贵的申诉材料，对方非常重视且进行了调查，但一年多后却又回复称该案不符合抗诉条件。

罗小泉称，江西省高检口头向他解释，经审查，历次判决书均提到但未作明确解释的“28cm血脚印”为笔误，而哑女经精神鉴定有作证能力，她的指认是有效的。

今年5月6日江西省高检对刘样贵作出的答复函称：“经我院刑事申诉部门审查认为，该案不符合抗诉条件”。

案发前，刘样贵有一个六口之家，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两个儿子由爷爷奶奶照顾。如今，刘样贵的父母在他被判刑后相继去世，妻子一人在外打工接济孩子的生活，14岁的小儿子被送到外婆家照顾，刚满19周岁的大儿子因先天脑瘫双腿残疾，一个人守在原来的房子里。

刘样贵的大儿子刘沪康对澎湃新闻说：“我以前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爸妈，有弟弟，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很孤独，但从来没跟人说过，因为他们不会相信我，觉得我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