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雾霾严重的那些城市里，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改变？

“比起查询天气，我们更多地查询空气污染指数。”

“幸运的是，我们能负担得起家用空气净化器的费用。”

厚重的有毒烟雾如同一条毯子盖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上空，城市里的能见度不到1英里（约1.6公里）。

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在进入冬季后遭受了重度雾霾的频繁侵袭。12月初，北京启动了雾霾红色预警，这还是2013年设立空气质量颜色预警机制以来的第一次。本周，北京再度拉响红色警报，应急状态持续4天。家长们尽可能地让孩子留在家里而不是送他们去学校；老师们则将让在校学生待在教室内。在上海，一位母亲为孩子带上防护口罩。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及其中文网）发起了一项活动，邀请生活在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的城市的读者分享他们对于恶劣空气的看法、他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管理空气的经验。网站的小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多地的百余条回复，以下为部分精选答案。

尽可能地待在室内

Lina Farrow（37岁，广州，孩子分别为5岁和8个月）：我们所有的活动要视空气污染的情况来定，每天早晨查看空气污染指数已成常态，尤其在周末，这决定了我们这一天能做什么。

我很难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不能带他们出门一起骑车或在公园里踢踢足球。当污染指数略高但还没有到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只能带孩子去商场里的游乐区域玩，而没法做户外运动。

Terri Schwartzbeck（21岁，北京，孩子分别为6岁和10岁）：我们更注重利用“空气好的日子”带孩子出门玩或做些户外运动，因为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日子里要呆在室内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一定程度后，所有国际学校会做出限制，孩子们必须在教室内吃午饭和休息。学生们已学会根据两种不同的铃声进行判断（是否需要留在教室内）。

Sun Tian（14岁，北京）：我们班级三十多名同学一起筹钱买了两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教室里。当雾霾严重时，我们会避免走到室外。我们会确保门窗紧闭。如果我看到门或窗开着就会尽量把它们关上。

Sakshi Talwar（31岁，印度新德里）：2年前，我还能在早间骑自行车在周围转转，但现在这样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在室外感觉就像是在吸烟。

Michelle Chung（23岁，纽约，在北京长大）：以前我们经常乘坐公共交通，但现在我们会尽量避免接触室外空气。我们家里也不再开窗户。新鲜空气并不（像以前那样）来自室外，而是来自屋内的4台空气净化器。人们随意地在家附近的公园里散步或在大街上骑车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Dan Buckley（35岁，越南河内）：在室外我会戴上口罩，然而有些问题还是无法避免，比如头疼、喉咙不舒服、肺部疼痛等。即便尽量紧闭门窗，我们也无法将所有坏空气隔绝在家或办公室之外。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向同事和朋友推荐使用防护口罩或建议避免某些室外活动。

Presly Mellor（苏州）：我现在经常查看空气质量指数，以此决定当天是否需要出门。如果我必须出门工作，我就会咬紧牙关，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有空气净化器的工作环境中。

严重的健康和经济代价

Wu Yifan（22岁，南京）：我从郊区搬到城市后就患上了过敏性鼻炎，每当雾霾天时，我的鼻子就会非常难受，甚至无法呼吸。当看到这座城市被烟雾笼罩时我会感到非常沮丧。尽管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然而，作为一名插画家，我希望通过艺术作品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不是仅仅抱怨、试图忘记，或假装问题不存在。

Nishika D’Silva（22岁，印度孟买）：现在我每3到6周就会感冒咳嗽。我戴围巾以盖住我的鼻子和头发，并尽可能地选择有空调的出租车或“优步”车辆出行。使用人力交通出行已变得非常恐怖。

Nicole Schaefer-McDaniel（37岁，蒙古国乌兰巴托）：我对孩子们的健康问题感到担忧。许多孩子在冬天会患肺炎或有其他呼吸系统问题。我和我丈夫非常担心居住在蒙古包区域的人们，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烧煤取暖。

Panachayil Jacob Varughese（33岁，印度特里凡得琅）：我们购买了空气净化器，并已使用了数月。但我们也只是在卧室内使用，我们没能采购更多的空气净化器，因为它们非常昂贵，使我们在花钱购买时不得不三思。同时，我们也为整个家庭购买了一个特殊的医疗保险，如果我们将来产生某些严重的健康问题，这保险使得我们能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Surabhi Srivastava（26岁，印度新德里）：我现在每天都用围巾捂住鼻子和嘴，但这样做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慰藉，而非实际的防护作用。我想要买防护口罩或空气净化器，但它们非常昂贵。并且，它们或许在短时期内是有用的，但新德里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需要更全方位的、长期的解决方案。

Lise Wagnac（北京）：出于健康原因，我将很快从北京搬去浙江宁波。过去6个月，我一直住在北京，从我搬来的第一周起，我就感受到（雾霾的）效果。我有慢性胸痛和呼吸困难问题。在搬来北京之前，我从未意识到空气污染会产生如此影响。

以下为《纽约时报》中文网针对中国雾霾状况所做的读者调查。

北京启动红色预警，你怎么看？

Jon Cheng：红色预警应该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但雾霾不会消失，也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限制太多。

Ivan Yung：有进步，希望有效治好雾霾。

王之涣（43岁，河北唐山，国企职工）：北京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只能起到一个提醒、警示的作用，对改变这样的环境灾难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北京可以采取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应对雾霾、保护市民？

Colin Semmers-Cheng（北京）：必须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雾霾天在街上仍能看到太多不良习惯会导致空气污染雪上加霜。应该引进最先进的科技治理雾霾，北京不缺钱。

Peter Wang（河北唐山，铁路工人）：是的，北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应对雾霾。坦率地说，我感觉北京政府对空气质量差的状况很是着急，真心地希望北京的空气质量尽快地好起来。总不能整天戴着呼吸面罩吧。在这一点上，政府、各级官员、富人、普通百姓以及穷人的立场绝对是一致的。北京政府采取的措施已经很多，但还有些潜力可挖，然而我认为北京政府更应该注意保持这些措施的持续性，在平时就采取措施防止或减轻空气质量变差，而不是等雾霾来时再手忙脚乱地采取一些办法。

我认为北京政府采取的应对雾霾的措施已经很全面了，周边一些生产企业停产、限产，施工单位停止或采取防扬尘措施后再施工，私家车限号，增开公交车，中小学放假，弹性上班时间，停止或减少非必要的室外工作和活动，加强环保执法人员的巡视监督及处罚力度，医院呼吸科的医护人员减少休班休假等等，都是应对雾霾的很好的措施。

雾霾天，你外出戴口罩吗？

Jon Cheng：我当然戴口罩，为自己健康负责，希望早日结束这样的日子。

王之涣（43岁，唐山，国企职工）：这样的天气，出门如果不戴口罩，就等于是在吸毒！口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赵梦玲：（不戴口罩）可能练就了铜墙铁壁的过滤肺。

木心（山西介休）：雾霾天出门时发现大街上环卫工人极少带口罩，行人也很少带口罩，同事极少带口罩，家人也没有带口罩。如果你没有生病的话，就会下意识的忘记口罩。随大流，不做另类。

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Jon Cheng：雾霾天里我只能待在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完全不能出去散步，感觉压抑极了。我还要花钱买口罩和空气净化设备，更担心家人的健康，担心也许未来有一天会得肺癌。很多必须在露天环境作业的清洁工或者做小生的人太不容易了。生存和健康此时成了对立的东西，我不理解。

Peter Wang（河北唐山，铁路工人）：如果可以选择，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我会宅在家里，做做家务，看看书，看看电视，玩玩游戏，或睡个懒觉。

Weiyin Yu：我刚从中国广州出来，雾霾天气对人的身心都伤害很大，每天活在郁闷之中。

Connie Chen（台湾新北市）：台北市被大陆霾害影响最大，一早上车子的玻璃上就积了一层灰尘，就看出有多可怕。

Ivan Yung：有危即有机，正设想做些产品能够抗污拒尘。

木心（山西介休）：因为地下煤层开发，村里地表没有水了。也只剩几户老人家还在村里住着。家人在村里的山上种了上万棵20厘米高的小松树。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只想从自己身边动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