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用25年考察88个家庭发现：阶层不平等，从童年开始

在美国，主流的论述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命运的主人，“阶级”一词几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美国梦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抱持的信念。然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跳芭蕾、踢足球、参加各项课外活动，有计划地安排生活，家长更多地担心他们的心理焦虑程度；与此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常待在家中消磨时光，他们的生长环境往往不那么稳定，家长们担心孩子遭枪击、挨打或参与违法活动。对此，研究者提出：家庭、教育的不平等，往往会导致不平等再生产，甚至扩大阶级差异。

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对这一现象早有洞察，早在其《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和家庭生活》（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一书中，她就从社会学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教育不平等这一过程是如何在家庭、教育机构和社会中不断地再生产：

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贫困家庭在教育孩子时拥有不同文化逻辑（例如中产阶级和较高收入的父母将子女看成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工程，教导孩子质疑权威，而工薪阶层的孩子有更多的自由玩耍时间，对成年人也更加尊敬顺从），家庭环境、背景和教育理念的差异导致孩子形成了不同的品质特征，因而中产阶级的教育方式更符合教育机构和社会的要求，他们的孩子也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权利，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将他们获得的教育传承给下一代；工薪阶层的子女则往往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可能取得自身的成功，为下一代获得较高的起点。

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和家庭生活》中，拉罗以小学中年级学童为对象（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深受父母的控制，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进行密集的田野研究。整个研究计划始于1990年，罗拉前后断断续续地采访了88个家庭，此书着重写了其中的12个家庭，包括：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贫困家庭、黑人、白人、混血、离异家庭。

拉罗分别从日常生活组织、语言的使用、家庭与机构的角度进行描述分析，比较不同家庭的做法。她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由成人安排各种活动，贫困家庭子女则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中产阶级父母借由谈话来培养孩子的协商技能并通过谈话进行管教，从未出现命令、斥责等，而语言在工人阶级与贫穷家庭中则没那么重要；至于家庭与机构，拉罗发现中产阶级的家长会积极介入子女的学校教育，对孩子对学校的吐槽高度重视，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教育方法则与学校规定的有所不同，例如在学校被欺负要以牙还牙等。

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所带来的教育结果自然是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逐渐形成了权利意识，他们的意志受到尊重，并且用良好的语言能力加以争取，而工人阶级与贫困家庭的子女常常会产生限制感，在物质生活，心理状态上都感到力不从心。

拉罗将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方式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将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教育称作“顺其自然的成长”（natural growth）。这两种教育方式都各有自己的利弊，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比如工薪阶层子女更快乐、更独立、抱怨少，与家庭成员更亲近，而在收入较高的家庭，子女更可能觉得无聊，期望父母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价值导向，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在学校和工作中取得成功，他们的下一代也会更加继续受益。阶级因素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对孩子的发展道路却非常重要。

不过也有迹象显示，不同阶级教育方式的鸿沟可能开始缩小了。最近《纽约时报》在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基础上发表了《童年里的阶级差异》（Class Differences in Child-Rearing Are on the Rise），在文章中一些学者指出，在过去十年里，虽然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但在读书给孩子听、去图书馆等一些养育方式上，社会经济差异却缩小了。这要归功于美国政府颁布的针对儿童的公共政策，包括公立学前教育项目和读书活动，这些政策有利于从童年初期开始应对差距，改变孩子的思想观念，在单一的家庭、学校教育下打开一个缺口，驱散浓重的气氛，增添进一些相对公平的社会公共教育，这一举动似乎能够减少下一代的不平等，至少也算是一种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