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麦当劳成为流浪汉的“家”，温暖干燥还有剩菜

“穿上你的鞋！穿上你的鞋！”“这里不是你家，赶紧起来！”清晨，丁新峰（音译）在清洁工的叫喊声中醒来。

《纽约时报》写道，当丁新峰睁开双眼，时已破晓，这一夜，他在北京市中心一家24小时的麦当劳店中度过。

丁新峰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桌上吃剩的食物，还有装饰的餐厅标语。其中一条用英文写道：“每天早上起来，对今日将要发生的美好心怀期待。”

丁新峰并不懂英文，但他说喜欢这张桌子，充满暖意，桌子位于麦当劳的一角，多年来，他把这里称作家。

在诸如北京、香港、东京这些地方，每个夜晚，都有一群并不显眼的人，他们被城市的庇护中心拒之门外，被家人嘲笑，这群倒霉透顶的人渴望找到一座灯塔，可以提供温暖、干燥的场所供他们睡眠，而这座灯塔，来自美国企业——麦当劳。

文章称，白天，人们在麦当劳中举办生日派对、书友会，而当餐厅里的音乐戛然而止，楼梯被拖干，这里成了生活最底层人们的天堂，他们抓起吃剩的汉堡包和薯条，抢占最适宜睡觉的位置。

文章称，这群人有个特殊的称号，叫做“麦当劳难民”，他们总会在太阳升起时消失，推开店门，走进拥挤的人群，些人会在离开前掏出一把塑料梳子整理梳妆。

2015年11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在门外呼啸，丁新峰的麦当劳“家”中挤进了学生、拿着象棋的退休老人，还有红着眼睛的街头巡警。他开始围绕着这群人，寻求施舍。

“我们祖上从明代起，便以乞讨为生，”他说，“我是家族的第十九代人，在我死后，中国就没有乞丐了。”

一个男人给了他张报纸，一个女人给了50美分，一个年轻女孩给了他薯条。

丁新峰随后回到座位上，打开报纸，开始研究彩票模型。

文章称，其他餐馆可能会将他们踢出去，麦当劳却对丁新峰这样的流浪汉给予了普遍的拥抱。中国大陆有2200家麦当劳连锁店，超过一半都是24小时营业。

在中国，麦当劳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塑造社区形象，建造明亮时尚的餐厅，调整菜单适应当地口味。除了汉堡和薯条，北京的麦当劳还销售芋头派和豆奶炸面包。很多餐馆也成为社区机构，象征地位、清洁，是学生党、商务会议和休闲聊天的聚集地。

麦当劳中国区发言人瑞你那（Regina Hui）表示：“麦当劳欢迎大家随时访问我们的餐馆。”不过，这样的欢迎程度也视每个经销商而定，“我们肯定是敞开怀抱的地方，但不会把这样的欢迎定为政策。”位于芝加哥橡树溪总部的发言人贝卡·哈里（Becca Hary）在邮件中写道。

这样的留宿曾成为麦当劳长期面临的问题。2014年，一家纽约的麦当劳公司不得不叫警察赶走一位韩国顾客，这名顾客将麦当劳餐厅变成了社交俱乐部，他们在里面花的时间与消费远不成正比。去年，一家英国的麦当劳拒绝了一位衣着脏乱的顾客，认为他是流浪汉。

在香港，一家麦当劳的经理史蒂夫（Stevix Ho）表示，他不得不面对一群海洛因成瘾和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踢出去,”他说。“我们只能请他们离开。”

很多流浪汉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面临缺乏庇护场所和露宿街头可能受到的凌辱。

57岁的义亨明（Yip Hin-ming）40年前到香港，2015年4月，经历了20多年作画为生的日子后，他不得不因为职业造成的肩部酸痛而改行。“我再也没有能力了。”他说道。他打包了一个牙刷和卫生纸，然后到九龙的一家麦当劳餐厅，找了一个画满洋葱和西红柿的安静地点。有一天，他获悉一个在对城麦当劳的女流浪汉死了，当时她弯着腰驼着背，披着一件灰色大衣，在桌子边坐了24个小时，没有人注意到她。

“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而当我们死时也没有人关心我们，” 义亨明说，“我们就像隐形人。”

63岁的陈伟坤（Chan Wai-Kwan）已经在麦当劳生活了3年，从每天晚上的6点到凌晨6点，他说香港已经失去了人性。

“如果我死了，你会告诉我的家人对吗？”他向义亨明问道，“你确定如果我死了，他们会知道吗？”

义亨明点了点头，但是看起来很沮丧。

“我家人并不知晓我在这的生活，我也不想告诉他们，”他说道：“这样太痛苦了。”

“他们可以找工作，但是太懒了。”一位北京麦当劳的员工表示，“他们之所以被赶走是因为，身上散发的味道会赶走乘客。”

丁新峰在麦当劳里被视为讨厌的人，他习惯在麦当劳店里大声讲话，对社会的不文明现象指指点点。

不过他也工作，大多数情况，他会在早上8点离开麦当劳，去各大垃圾桶里搜集铜铁，再卖给一个朋友，晚餐时间返回麦当劳店里，等待顾客吃剩的炸薯条和奶昔。

“这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方式，”他说，“我也没有其他出路。”他自嘲说要卖掉自己的眼球，搬到美国，他听说那里的流浪汉生活得更好，接下来可以继续钻研彩票，尽管他算出中奖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

但他说，这都没关系，“我赤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将赤裸地离开。”他说，“当我死时，也没有什么能带走的。”

（樊诗芸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