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中国女性学者流失严重

中国女性学者严重流失：象牙塔中无处不在的隐性性别歧视

上周，微信公号“知识分子”发布了一份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报告，从数据上印证了女性在学术职业发展中的流失远远比男性严重，而这一现象确实受到了学术圈中“性别歧视”的影响。

2015年11月27日，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BIOPIC（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教授汤富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董一格，以及《知识分子》编辑陈晓雪，共同在网上发起了一份《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问卷》。

问卷开放时间持续两周，该调查团队收到了超过1600份、来自至少40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有效回答。其中，受访者男女比例为42：58。

研究团队成员王立铭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的调查结论不是说女性就一定要做学术、科研。而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本来是想做学术科研的，但是因为性别歧视离开了科学界。”并且，“这个歧视是全方位的。有个人层面的，比如大学导师的态度；也有体制层面的，比如科研机构内部及国家政策的影响。”

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时代大部分受访者并未感知到男女不平衡，而到了学术金字塔的顶尖——教授阶段，男女失衡就被突显出来了。该团队还抽样调查了国内7所不同地域的大学中理、工、医、人文、社科等专业方向30多个不同院系的教职工性别比例，结果一致：各个专业均出现了“男性教授为主导”，其中“女教授”在理、工、医、人文、社科的比例分别仅有17%、10%、35%、22%和27%。

从学生到教授，女性研究者的流失情况为何比男性严重？这其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的存在？

在调查结果中，58%的女性受访者在学术活动中感受到性别歧视、65%的女性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有被歧视的感觉；而在男性受访者那里，67%的男性没有感觉到学术机构内存在性别问题，82%的男性不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歧视女性。

王立铭对此的解读是：“当大部分女性感觉自己受到歧视时，少部分男性有对应的感觉。这说明所谓‘歧视’不是明目张胆的。或许不是哪些明文规定，而是某些价值判断让女性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研究。”

研究试图发现学术机构内部的性别歧视具体源于哪些方面。结果，有36%的女学生认为性别歧视源于导师，34%的女学生认为性别歧视源于同学，28%的女学生认为科研政策有歧视。而到了女教授那，同样有36%受访者认为学术机构领导存在性别歧视。

而学术机构内部“体制化”性别歧视也有很多。比如，学术机构会设置针对学术工作者的定期考核和晋升，但在绝大多数国内学术机构里，这种考核和晋升都没有考虑到女性特别是生育期女性的特殊情况：不管是否刚刚生育，是否正在哺乳，该来的考核无法延期。

在问卷最后，该团队也设置了提问，让受访者回答希望如何解决学术界的性别歧视问题。王立铭指出：“有意思的是，相当比例的男女都支持解决这个问题，但也有微妙差别。多数男性觉得这个问题要靠社会解决，而不是科研机构内部。”

最有国际声望的中国学者和中国艺术家如何书写中国经验？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作为第一届活字文化论坛的嘉宾，在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书写的讨论。

据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报道，在戴锦华看来，汪晖和徐冰在国际上分别作为最有声望的中国学者和中国艺术家之一，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正是在如火如荼的1980年代的终结处。两位不仅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几次转折，同时也作为记录者参与了这些转折。而在这之后他们的言说不仅是站立在中国的言说，也是朝向世界的“中国言说”。

徐冰在讨论中提及自己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意识到的，来自社会主义传统的深层影响。“美国的当代艺术界很看重我的特殊背景，这个特殊背景毫无疑问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是变了形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而获取到的。”

曾经有一个外国记者问徐冰，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为什么会这样前卫和先锋。徐冰回答：“你们是博伊斯教的，我是毛泽东教的”（博伊斯，德国著名艺术家、社会雕塑家）。他当时开始意识到他们那代人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否认毛泽东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没法不受他的影响，我们说话的节奏和语气都跟背他的语录有关，还有人民日报社论的语气，通过我们的学习对我们发挥影响。”

他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去反思和发掘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使它们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徐冰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自身特殊的文化背景。最重要的是，你所携带的基因必须是有益的基因。“所谓有益的基因是对当代人类文明推进到现在的时刻，它中间所缺失的东西，或者说对这个文明发展阶段中对盲点的部分具有调节作用的那种东西。”

而汪晖则谈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存在的诸多“断裂”和“消失”。他认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事件和经验。“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和19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塑造了我们。”如果看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这两个事件在内的很多事件都使得历史的演进走到一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断裂，这意味着原有的经验突然无法再继续了，不得不需要寻找新的经验。

汪晖经历了从中学出来到工厂然后参加高考。他感觉今天观察到的工厂和社会中的横向性的关系，是在逐渐消失的。所以，我们现在高度地依赖家庭，因为如果再没有家庭的话，一个人的社会性就会被压缩到非常低的程度。他同意过去的单位里也有很多的不好，但它的社会化程度是相对很高的。“我们常说过去的人际关系不好，批评它包含了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甚至有暴力性，但是今天我们的整个人际关系却渗透了某种商品关系——而人的平等一定是要以社会化为前提的。”

汪晖认为，我们总是享受着变迁带给我们的好处而很难意识到消失了的东西。他强调在我们的历史思考中，有必要将那些消失了的空间作为对于当下状况的透视点。

汪晖还提到我们的思考经过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崇洋媚外”的阶段，或者说是以西方为方法的阶段：把西方作为我们的方法，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西方的透视之下来看的。第二个阶段，他觉得至今都还很流行，就是以一种对抗性的态度，事事归结到自己的传统，强调我们跟西方很不同，强调自己的差异和特殊。

而在汪晖看来，我们对于自身历史的理解里应当要包含普遍性的东西。“人们解释自己的同时也在解释世界，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方法的诞生。”

关于抗战，李零不吐不快

《读书》杂志的微信公号上周发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文章《关于抗战，我不吐不快》，引发关注。

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来应该普天同庆。但李零发现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界上，各国有各国的庆祝法，人类的感情并不相通。

他举例，说起“二战”，美国想起的是珍珠港，日本想起的是广岛、长崎，西方只纪念犹太大屠杀和诺曼底登陆，苏联死了多少人，中国死了多少人，没人关心。“不只不关心，中俄两国的纪念活动，西方还坚决抵制。有位德国汉学家甚至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们德国可以向犹太人忏悔，但中国不配让日本忏悔。”

原来，李零的家乡武乡，就是著名的抗战圣地，1933年那里就有了共产党，阎锡山称“四大赤县”之一。他的父母都参加过抗战，整整八年。

作者接着展示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他认为，抗战是“二战”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国际谈抗战。那么何谓“国际秩序”？李零认为，欧洲自罗马帝国解体后，四分五裂，干戈相寻，那里的现代国家是战争的产物。战胜国强迫战败国割地赔款，解除武装，缔结不平等条约，理所当然，这就叫“国际秩序”，这就叫“和平”。与此相关，他提及“一战”胜利后，中国就曾作为“战胜国”，何等屈辱，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而“二战”胜利前，三巨头拿中国做交易，把一切商量好，让蒋介石签字，而蒋只能吞下苦果。

在这种霸权下，李零发现谁挑战“国际秩序”谁倒霉。“二战”后为了冷战大业，西方不再制裁德国。德国也愿赌服输，不再挑战“国际秩序”，认定当老二，紧跟美国，与法国修好，向犹太人道歉，“民主国家不再战”，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苏联。“二战”后，反犹属于非法，仇俄却很时髦。

反观中国的抗战历史，李零认为东北义勇军在东北抗战，八路军在华北抗战，新四军在华南抗战，“他们在国军丢掉的地方，坚持敌后抗战，在中国最危险的地方，用最弱小的力量，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怎么就不叫抗战了？凭什么只有国军溃退千里的正面战场才叫抗战？”他还提到援华问题，尽管应该感谢飞虎队，但并非只有美国援华。“1937至1941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在哪里？当时真正援华，只有苏联派出的航空队，他们有200多官兵血洒长空。1945年，美国负责海上，而陆上出兵，消灭关东军，也是苏军。”

至于冷战后的秩序，李零认为凡是发了财的国家都是发的冷战财，凡是跟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揭不开锅。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一面倒。美国及其盟友乘机发动了一连串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最近一场则是叙利亚战争。

在他看来，先挑动内乱或内战，再“人道主义干涉”，是其惯用手法，终于导致大批难民从战乱地区涌入欧洲，爆发地地道道的人道主义危机。反恐是美国发明，但恐怖主义的根子却是美国。“‘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美国及其盟友一手资助、武装和训练，原本是为了对付苏联的阿富汗战争，结果却成为反美武装。最近的‘伊斯兰国’是谁扶植，也是有目共睹。”

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笔锋一转，又回到他家乡一名普通的抗战老兵。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口气打了十五年仗，立过多次战功的英雄，1958年选择回乡当农民。

李零由此心生感慨：吃粮，当兵，在很多农民看来，祖祖辈辈，再普通不过。不打仗，回家种地，多好，事情就这么简单。但他们干出的事却惊天动地。“想起他，我就会想起我的家乡，想起许许多多像照片上的他，同样年轻，不幸死在战场上的人，想起这场普通人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