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区划故事：挥别桐城派无上荣光，首次靠近一座工业城市

1月4日晚间，安徽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安庆市枞阳县划归铜陵市管辖。近三十年的枞阳区划之争宣告终结。

依水而兴的枞阳，是一个从历史中走出的县城。

它身后，是昔日安徽省府安庆所拥有的悠久历史，以及“桐城派”文化散发的无上荣光。它面前，是长江经济带拉动的沿江城市发展，和一个叫做铜陵的安徽“新贵”。

向西还是向东？要文化还是抓经济？守着历史还是着眼当下？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一个县城能如此关切自己的命运。

纵然它有不到百万的人口、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务输出；纵然它已在时代的岸上搁浅多年，不再是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弄潮儿”，但它从不遗忘，也不停留，始终没有放弃话语权。

于是，在中国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之际，机遇再次选择来到枞阳面前。

桥

桥，一头连着江北，一头连着江南。江北这边是枞阳，江南那边是铜陵。

陈铭（化名）开车行驶在桥上，似乎想起什么，“枞阳划过来，过桥费是不是就不收了？”

桥的名字叫铜陵长江大桥，是往来枞阳、铜陵之间的必经之路。根据规定，7座以下小型客车每次过桥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如果往返，那就是40元。

陈铭的家乡在江北老洲镇，是枞阳22个乡镇中最靠东边的一个。它离安庆市区将近100公里，去铜陵却只需跨过一条长江。

小时候，陈铭就住在江边，天气好的时候，打开窗户能直接望到对岸。他最喜欢跟着父亲坐轮渡去铜陵，一张船票1元或2元，半个多小时就能抵达。

那曾是许多枞阳人几十年前的记忆。没有桥的年代，轮渡是他们往返长江两岸唯一的交通工具。

1998年6月出版的《安徽省志·交通志》显示，铜陵渡口建成于1971年12月，北岸码头设在枞阳北埂，南岸码头设在铜陵横港，1987年，该港口年客运量为37.8万人次。

上世纪90年代初，繁荣的长江水运遭遇强大对手。铜陵人要在江上建一座大桥，连接江南江北，在飞速发展的全省地市中占据一席之地。

“过去整个安徽境内没有一座长江大桥。”曾在铜陵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担任工程师的王国民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造桥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984年。听说原国家计委和交通部打算在安徽境内修建一纵一横两条公路主干线以及一座跨江大桥，几位铜陵市的老领导开始积极争取。

当时，铜陵并非唯一的建桥候选点。它的东北和西南分别是芜湖和安庆，两个同样在长江边、历史更为悠久的城市。

曾任铜陵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的卢成静撰文回忆，芜湖建桥的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上议事日程，安庆是座老城，规模比铜陵大得多，经济实力也强。

铜陵最后能脱颖而出，区位优势成了关键——它处于皖江（长江安徽境内段）中点，上游到安庆、下游到芜湖刚好都是100公里，上游到武汉和下游到上海距离也都是430公里。此外，考虑到皖南矿产资源和九华山、黄山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铜陵也是更佳选择。

1991年12月15日，铜陵长江大桥开工修建，1995年12月26日，大桥正式通车。它全长2592米，主跨径达432米，是当时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钢筋混凝土斜拉桥。

桥的建成，连接了铜陵和枞阳，也贯通了淮北、江淮和皖南之间的交通。

对于铜陵人来说，以前去合肥，先坐车到芜湖，再乘轮渡过江，一天时间都耗在路上。有了长江大桥，过桥再沿合铜公路北上，车程不过2个多小时。

桥也见证了长江两岸变迁。后来已升为铜陵长江大桥管理处主任工程师的王国民每周都要在桥上走几个来回。

他看着江上的船越来越少，桥上的车越来越多。刚开始过桥的人都是步行，后来变成骑车、开车。刚刚过去的2015年，大桥的机动车日通行量最高达超过2.8万辆。

他还记得20多年前江北还是一片农田，夜里黑漆漆一片。因为造桥需要，施工方还找安庆协调拉了一条供电专线，江边的老百姓家也是从那时陆续通上电。

如今，江北老百姓家也盖起楼房，小汽车不时地从堤坝上开过。

大学毕业后不久，陈铭把家安在了铜陵。他每周要从江南回江北看望父母。

20分钟的车程，过桥费从最早的10元涨到15元，再到如今的20元，一年下来至少要花三、四千元。

眼下枞阳划归铜陵，陈铭心里琢磨，以后大桥算市内交通了，过桥费是不是可以省了？

路

从铜陵过桥到达枞阳，经过的第一个镇就是老洲。

这是一个拥有7万多人的沿江小镇，水运是当地人的主要谋生手段。最近20余年，老洲成为承接皖江南北陆路、水路的交通重镇，也是枞阳22个乡镇中发展较好的一个。

因为1998年发洪水，陈铭的家从江北岸边搬到了镇上。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年镇上几乎没有变化，反倒是相邻的普济圩农场，面貌和从前大有不同。

普济圩农场建于1949年4月，此前由安徽省农垦局接管。2012年7月，该农场整建制划归铜陵。

3年时间过去，曾经的普济圩农场中学完成了翻新修建，农场区域内的白色单元楼拔地而起，路灯、绿化和健身设施也悉数出现。

陈铭开车行驶在路上，很轻易就能分辨出哪段是老洲，哪段是普济圩。老洲的路时常有颠簸，开到普济圩，马上感觉平坦许多。

从老洲镇沿着合铜公路向西，是肖正（化名）的家乡陈瑶湖镇。它同样位于枞阳东部，面积87.8平方公里，人口约5.1万。

肖正在合肥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原因之一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回到他要去的村子，下了高速还要再转三次车，最后一段必须坐城里已经几乎见不到的“马自达”（即电动三轮车）。

在肖正看来，家乡这些年发展缓慢的制约性因素，就是交通不便。

“全县只有1条高速和3条省道，国道还没有通。”他告诉澎湃新闻，1998年上高中，坐中巴车去学校就要花半天时间。

肖正的高中在枞阳西边的浮山镇，距离陈瑶湖镇大约50公里。除了合铜公路的10公里较为顺畅，剩下40公里大都是水泥路和石子路。因为颠簸和转弯过多，有的女同学还会晕车呕吐。

合铜公路（S103省道），这是对肖正乃至整个枞阳东部乡镇都有特殊意义的一条道路。

它北起合肥，南至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全长136公里，新建里程124公里，共耗资3.5亿元，初建时为二级汽车专用公路。

第一次看见它，肖正才11岁，公路建设尚正处于最后的决战阶段。“原来一条路可以修得那么宽！”虽然心中头一回对“大路”有了直观印象，但这条路给肖正家乡带来的变化，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变化始于1994年，金秋10月，合铜公路正式通车。

此前，从陈瑶湖等东部乡镇去铜陵，只能绕道老枞北路（枞阳至北埂渡口），经由轮渡过江。这一方式不仅运力有限，同时还绕着陈瑶湖走了一大圈，费时费力，客观上降低了东部乡镇居民前往铜陵的热情。

合铜公路及后来的合铜黄高速开通后，与铜陵长江大桥相连，像一根纽带，系起大江南北。

自那以后，枞阳东部乡镇与铜陵的往来日益频繁。两地交通的便利性，以及东部乡镇伴随经济实力同步增长的决策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枞阳东向铜陵的推动力量。

镇

合铜公路的出现，也直接扭转了枞阳县东西部经济格局。

在此之前，河湖密布的枞阳及桐城县域，交通主要倚赖于水运。位于全县西部的枞阳（即城关镇）、汤沟、义津等乡镇，是县内经济、交通和文化交流中心。

比如，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就是从汤沟走出，汤沟也曾为枞阳县治所在地；而枞阳镇，则为现今县城驻地。

至于义津镇，更是在清朝年间成为原桐城县的一个商贸重镇。

义津水系发达，位于菜子湖流域往来长江的通道上，也是桐城、庐江等地去往安徽原省府安庆的必经之地，属舟楫交通的理想场所。

在此条件下，义津商业老街曾一度繁荣，邻近的县和乡镇都要到此批发货物，就连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的客商，都会把货物运来交易。以至于后来，义津老街被称为“獭猫地”，说的是集市上鱼卖得快，跟被猫吃了一样又快又干净。

义津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因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义津也和枞阳其他各乡镇一样，商品的自由交换受到严格限制，商业贸易逐渐衰落。

这种情况大致持续到了1990年代，商品经济放开、改革开放大潮进一步搅动江淮大地。

所不同的是，因交通制约，义津等枞阳西部乡镇，未能及时赶上这股经济换档的势头，陈瑶湖、横埠、老洲等枞阳的东部乡镇却搭上了合铜公路这条“发展快车道”。

合铜公路的建成，使合肥至铜陵不用再绕道芜湖，行车里程减少近百公里。

就枞阳的区划调整而言，这条路的意义在于：它使得枞阳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县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与长江南岸的铜陵越来越密不可分，并最终融为一体。

西部的义津镇和东部的陈瑶湖镇，可视为这种对比的两个标本。

因水运的衰落，义津的商业和经济也随之冷清，工业项目布点稀少，逐渐由一个商贸古镇沉淀为一处传统商业文化遗存：义津老街获批为安徽省级传统村落。

而东部的陈瑶湖镇，曾经或许只是散落数人的圩区炊野。但因为合铜公路枞阳段约三分之一贯通全镇南北，陈瑶湖也成为枞阳全县受益于合铜公路最多的乡镇。

交通的便利带来了工业项目的积聚。例如实现枞阳“中国驰名商标”零突破的安徽缘酒，就是让陈瑶湖镇引以为豪的标志性项目。

“合铜公路与合铜黄高速的开通，形成了沿线乡镇与枞阳其他乡镇发展态势的逆转，进而拉开发展距离。”曾在陈瑶湖工作7年的该镇原镇长、党委书记，现任枞阳县浮山镇党委书记章宪法告诉澎湃新闻。

在他看来，枞阳县东西部格局的变化，合铜公路即使不是全部的原因，却也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章宪法提到的合铜黄高速，即合肥经铜陵至黄山高速公路。该路于2007年9月全线通车，现为G3京台高速的一部分。

合铜黄高速与合铜公路走向基本平行，在枞阳境内设浮山、横埠两个出入口，但仍然不经过县城及义津等乡镇。这条高速目前是合肥乘汽车至铜陵的主要通道，合铜公路则是重要的次通道。

“枞阳划转后，庐江到铜陵这一段也要升级，与合肥至庐江段达到同一水平。”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告诉澎湃新闻，“我们已经有了实施合铜工业走廊战略的想法。将来，要在原基础上沿合铜公路、合铜黄高速布点一系列适合当地的工业园区和项目，连线成片。”

车

听说枞阳划归铜陵，出租车司机老何显得很麻木。他说消息传了20年，不看到政府文件、不到过桥费取消，是不会信的。

这是2015年12月29日，距离官方发布消息只剩一周时间。

这天上午，老何载了一个客人从铜陵市区去江北老洲镇，谈好的价格是120元。

“把往返40块钱的过桥费算进去了，而且我是空车回来。”老何说，从市区打车到枞阳东边几个乡镇，基本都要100元以上。他并不觉得要价高，毕竟，去枞阳相当于跨了地区，如果回程想载个客人，还有可能被枞阳的专线车司机找麻烦。

专线车是枞阳往返铜陵的长途客运，分布在枞阳县城和乡镇。以陈瑶湖镇为例，中巴车半小时一班，票价20元左右。生意好时，上座率可达8成。

这天下午5点多，陈瑶湖镇中心，去往铜陵的专线车迟迟没有出现。路边电动三轮车师傅老谢，和澎湃新闻记者攀谈起来。

老谢是当地人，年过60，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几年前，他把自家土地承包给别人，买了辆电动三轮车在镇上跑运输。

“一年大概挣2万元，比种地强。”老谢说，他最担心枞阳划到铜陵，交通配置一旦完善，自己的生意就会变淡。最糟糕的是，如果政府加强管理，他的车甚至无法上路。

老谢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铜陵官方智库提供给澎湃新闻的一份资料显示，枞阳划归铜陵后，要及时解决两地交通问题。

具体内容包括，提高枞阳到铜陵的交通便利化程度，参照芜湖、马鞍山两市的做法，谋划开通市区到桥北（即江北）的公交。在枞阳县老洲镇或普济圩农场附近选址建设公交换乘中心，实现市区与枞阳县现有公交体系的无缝对接。

上述资料还提到，取消枞阳、铜陵7座以下小客车以及公交车铜陵长江大桥收费，实行财政全额补贴。

“解决技术问题后，预计从元月8日凌晨就能正式实施。”1月4日晚，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向澎湃新闻作了确认。他同时透露，此前这一收费项目大约每年能给市里带来3000万的收入用于还贷及大桥维修保养等。现在大桥仍处在还贷期，实施免费政策后，这3000万的差额未来将由市级财政承担补齐。

这个消息值得很多人期待。

随着京福高铁和宁安高铁在铜陵交汇，铜陵到北京、上海的时间分别缩短至5个半小时和3小时16分，到合肥、南京的时间也只有半小时多和1个半小时。

对枞阳东部乡镇的居民来说，铜陵完全可以成为他们回家或出行的中转站。他们可以打车，也可以坐公交。但这，必然需要政府在公共交通上的完善配置。

澎湃新闻了解到，铜陵至今没有到江北的公交车。

前身为普济圩农场中学的铜陵第二十中学就位于江北。2012年7月，原属安徽省农垦局管理的普济圩农场整建制划归铜陵，农场下属的中学也随之归到市里并相应改名。

该校一位老师表示，她住在铜陵市区，上下班只能搭同事的顺风车，或者到路口坐专线车，票价10元一位。

有知情人士透露，公交车过不去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区划。市里原本是想开条公交线路到普济圩，但因为线路要经过当时还属于安庆的枞阳，属地管理让这个计划暂时搁浅。

如今区划不再成为阻碍，摆在交通部门面前的现实是：整个枞阳比铜陵还要大。从铜陵市区到枞阳最西端的枞阳县城，距离约90公里，开车大约一个半小时。

如何在如此大的范围覆盖公共交通？铜陵必须重启这道难题。

城

也许出乎预料，但情况确实如此——一个小小县城的区划调整，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

有铜陵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有关江北区划的问题，讨论了将近三十年。早些时候，枞阳东部乡镇和普济圩农场的有关领导还向省里表达过划归铜陵的意愿。

主动背后总有驱动。

枞阳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位于县域东部的老洲、陈瑶湖、横埠等5个乡镇离铜陵最近，去铜陵市区车程均在1小时以内。

对这些乡镇的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可能出生在铜陵的医院、周末去铜陵逛街看电影、毕业后选择在铜陵工作。

在年纪稍长的人们心里，铜陵满足了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和认知。

这座位于安徽省中南部的沿江城市，1956年建市，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

曾经兴盛的铜矿开发让这里早早成为一座移民城市。如果在夏夜的某个街边大排档，你可以听到东北口音、上海口音以及各种听起来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安徽话。

“铜陵的枞阳人起码有三分之一吧……”驾校教练何维（化名）在铜陵生活已经20多年。何维的家乡也在枞阳老洲镇。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出头的他从江北到江南，成为铜陵某国企的一名职工。

当时的铜陵，正朝气蓬勃、洋溢着一股改革之风。此前的1991年11月14日，在时任铜陵市长汪洋的力推下，一篇署名为龚声的4000多字长文《醒来，铜陵！》在《铜陵日报》发表。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文章散发的深度和力度，在整个铜陵引起强烈反响。

1992年1月4日，《经济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连续发表题为《醒来，不只是铜陵》的成组报道和4篇评论员文章，一夜之间将铜陵推向全国。

很快，铜陵的思想解放大讨论由理论转到实践，一场旨在彻底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旧体制的改革全面启动。

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何维，还无法对那场改革有太多体会。摆在他面前的实际是，如何在城乡壁垒分明的社会中，迅速站稳脚跟？

最终，一纸户口起了关键作用。何维回忆，他当时花了4500元“买了”一个铜陵的城市户口。有了城市户口，他才得以在企业顺利转正、享受城市职工社保待遇、甚至还赶上了最后一批福利分房。

何维的经历，也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俞德鹏在其著作《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一书中提到：城镇非农业户口买卖曾风行一时。1992年4月以来，全国多个省份都出现了以建设城镇集资为名，明码标价，公开或变相出卖城镇非农业户口的现象。多数地区一个“农转非”户口为4000－8000元，河南省多在10000－15000元。

有关部门统计，到1993年年底为止，全国大约有300万农民购买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城市政府收款约为250亿元。

不过，“买户口”之风很快被中央叫停。它留给枞阳人的记忆，就像一把改变命运的钥匙。

多位来自枞阳东部乡镇的居民坦言，四五千元在当时并非一般农村家庭能承受，但身边还是有不少人想办法去购买。距离近、厂矿多、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多的铜陵显然是不错的选择。

人

曾经“望城市户口兴叹”的枞阳人未必想到，20多年后，家门口的铜陵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样本”。

从均衡教育到公车改革，从试水社区综合管理体制到全面撤销街道办，先试先行的铜陵总是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1年11月，铜陵再次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开启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此次改革包括取消原来的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统称为铜陵市“居民户口”,在就业、教育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此外，对外来人口实施居住证制度，保障外来人口平等享有社会待遇和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同城同待遇。

促使铜陵率先迈出这一步的原因是吸引人才的需要。

2013年，铜陵市城乡一体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钟和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吸引外来人口落户是铜陵户籍改革的初衷，这确实对铜陵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对应的，是江北的枞阳已成为安徽省的劳务输出大县。据《安庆日报》报道，2008年，该县有24万人从事劳务输出，年创劳务收入20亿元以上。从上述数据看，全县超过1/5的人口都在外地。

老家在枞阳县陈瑶湖镇的郑瑶很久没回去了。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合肥工作，亲戚朋友中，年轻一点的几乎都在外地。

“村里没什么人了，就剩老人和小孩。”在郑瑶印象中，外出打工是家乡的传统。种地收入少，就业也没什么机会，大家纷纷涌向江浙沪、北上广。

这次枞阳划归铜陵，郑瑶坦言，论经济实力，划过去更好，但并没有觉得和自己有太大关系。她暂时也不会考虑去铜陵就业，“就算‘用工荒’，但岗位也未必合适”。

无论留下还是外出，枞阳人无时无刻不在衡量家乡的机遇成本。

在枞阳西面，是昔日的安徽省省府安庆。和全国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它拥有辉煌的过去和璀璨的文化。枞阳划走前，安庆全市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在安徽省仅次于六安，户籍总人口620万人，位居全省第六。

然而，无上的荣光属于过去，安庆的“大”，不等于安庆的“强”。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芜湖GDP总量首超安庆，位居全省第二。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芜湖GDP年均增幅达到15.9%，而安庆则仅为12.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被芜湖赶超的这一年，安庆GDP增速更是跌到了谷底，成全省倒数第二。

相比之下，枞阳东面，长江对岸的铜陵则发展得颇为顺利。

2013年铜陵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5年来，全市生产总值由2007年的279亿元增加到610亿元，财政收入由50亿元增加到127亿元，分别增加1.2倍和1.5倍。

作为安徽省人口最少的城市，铜陵各项经济指标人均值也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前列。

以2014年为例，铜陵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市实现人均生产总值（GDP）97192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34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05元。以上三组数据，分别是安庆的3.3倍、1.3倍和1.8倍。

文

铜陵的崛起让一些枞阳人看着“心痒痒”。

有低保户说，枞阳农村每人每月的标准是200元，铜陵城乡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479元。

有中学老师说，年收入加起来是4万元出头，铜陵市里和他资历相仿的中学老师每年的收入是6万元。

乡镇干部们对自己的收入讳莫如深，但也承认铜陵同等级别的公务员，整体待遇要比枞阳高一些。

对于枞阳的现状，宋国权不是没有预估。

他告诉澎湃新闻，区划调整后，马上要着手的就是让枞阳人的各项待遇标准向铜陵看齐。

这其中，包括医保、养老、低保、五保供养等9项民生类支出。考虑到枞阳县财政的承受能力，市政府正在研究，初步考虑主要由市里承担。铜陵市为此要拿出8000万－9000万。

至于公务员收入，宋国权解释，公务员工资是全省统一规定的。地市间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津补贴以及年终考核奖金各有不同。此外，不同地区的乡镇，工作经费也有区别，届时枞阳也会有相应调整。

但也有一部分铜陵人对枞阳划归铜陵并不“感冒”。

一部分铜陵人认为，枞阳划过来，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一定细究，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小孩升学竞争更激烈，市区房价有所提高。但这些推测的实际影响会有多大，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在枞阳人看来，东部乡镇居民对枞阳划归铜陵的支持力度大于西部。一些此前长期在安庆深耕、已经积累一定资源和人脉的人士可能需要转移重点。当然，前提是他未来的发展与铜陵有密切关联。

明确反对把枞阳划到铜陵的，主要是一些对安庆历史文化有着高度认同感的人士。

一位在广州工作的枞阳籍人士向澎湃新闻坦言，“在外面说安庆，大家基本都还知道；说铜陵，很多人都没听过。”

这种心声，一定程度上源自外界对安庆与铜陵在历史文化方面的认知差异：前者建城已近800年，还曾在178年时间里作为安徽省府；而后者，到2016年为止其建市史仅60年。

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枞阳在内的安庆，近现代以来产生了太多在各领域有重大影响力的知名人物，“随便举一个就能让铜陵‘哑口无言’”。而发端于枞阳、桐城两地的桐城派文化，更是让全国各地为数不少的枞阳知识界人士有着发自内心的骄傲。

历史上，枞阳和桐城曾共为一县，一直到建国初期两县才分立。与清王朝相伴始终、对中国古典学术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桐城派，也一直为两县所共有。

在枞阳县政府官网上，著名的“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和姚鼐，均或依出生地、或依祖籍地被视作枞阳历史名人；原桐城籍学界泰斗方以智、吴汝纶等，与现枞阳地域的浮山、会宫等地也属同气连枝。于是乎，在当地民间，便有了“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的说法。

时代发展到今天，尽管桐城派的辉煌早已走入历史，非专业人士所知不多，但200多年的浸润犹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认知，仍然在不少方面影响着枞阳人的为人处世。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教育上。

外界很难想象，这个劳务输出大县，拥有超高的陪读比例。在该县最好的高中浮山中学周边，民宅几乎全部被租用，房客正是学生及其家长。

“学校有宿舍，但基本都是空的，超过90%的学生都在外面租住。”浮山中学一位教师告诉澎湃新闻，大部分家长没有能力指导功课，也就是做做饭洗洗衣服。但即便如此，他们宁愿放弃打工收入也要来陪读。

脉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数百年来，桐城派的祖训在枞阳世代传承。

在这里，读书改变命运仍是大多家庭秉持的理念。家长对孩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考上大学，进城工作，实现一代好过一代的家族根脉传承。

而在一部分枞阳人看来，这样的历史传承和现实生活，才是他们的“脉”。它既包括文化认同上的“文脉”，也内嵌了家族传承上的“根脉”。如果枞阳划到“没文化”的铜陵，作为精神家园的“桐城派”文化也将被割裂。

这样的看法也有人不认同。

铜陵市博物馆副馆长刘宝林坦言，从近现代看，铜陵的知名度是不及安庆，但如果往前推，“铜文化”在铜陵的延续也有3500多年历史。

“大诗人李白写下‘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可以说是中国‘工业文学’的起源。”在他看来，各地文化有不同类型，安庆的农耕文化突出一点，铜陵的工业文化更明显一些。两种文化并不冲突，反而可以互相磨合、融合，从而带动文化创新。

现任枞阳县浮山镇党委书记章宪法是历史老师出身，对家乡文化有多年研究。

他指出，在安庆，枞阳是个很特殊的地区——它处于该市的最东端，虽然长期隶属安庆，但又和该市其他各县区有明显不同。

“枞阳的历史，一直就是跨江发展的历史。”章宪法认为，枞阳“近吴越而远荆楚”，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以及民间社交圈，都明显地偏重于向南、向东。改革开放后，枞阳外出、经商的很多，几乎集中江浙沪地区，仍然沿袭着向东、向南的传统，并非一时的偶然现象。

章宪法同时表示，枞阳不仅与安庆诸县差异较大，即便和曾经同为一县的桐城相比，差别也很明显。

西周时，枞阳为宗国，桐城为桐国，汉代将两地合一设置为枞阳县，以“枞阳”为县名先于“桐城”。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是恢复了枞阳的汉邑故名——枞阳县，将当时的县城地区保留为桐城县。

对于这一决策，章宪法的理解是主要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是长期的历史气候变化，两地的水域相连日见淡去，形成地理分割；二是传统航运时代为现代交通所替代，两地联系越来越不便，各种交流圈几乎断裂，无法统一治理。

“清光绪末年及民国年间，即两次出现枞阳乡绅联名请愿，要求两地分治的民间呼声。”他认为，如果枞阳和桐城当初可以分开置县，此次枞阳划归铜陵也应看作一次正常的区划调整。

毕竟，“桐城文派”历史影响巨大，但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它是一种“文学流派”，不存在地域方面的局限。认为枞阳划归铜陵可能存在文化上的割裂，多半出于外界的想象，或一知半解，或望文生义。

铜陵教育界一位原籍枞阳的教师也向澎湃新闻指出，拿“桐城派”说事反对枞阳区划调整的人大都已不在当地发展。

他们的这种认识，不排除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辨识度较高的地域文化标签，以获得某种带有优越感的历史文化认同，却较少考虑当地百姓的实际物质利益。

“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就是自己远离家乡了，却还让别人困守在那里，以满足他们不正常的‘思乡病’。”上述教师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