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外来语”如何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

戴燕

2016-01-06 16: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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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大量西方研究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日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这套丛刊选印了近百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而且是1949年以来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尽管其中不乏观点过时、尤可商榷的内容,然而其作为中国学术史之一部分,亦不可忽视。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丛刊分卷序言。本篇为《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系列分序,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新青年》刊登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到白话文在民国初年被定为现代国语,中国的语言也就是“汉语”本身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汉语的这一现代转化过程中,“新文学”即白话文学、又或称国语文学的异军突起,又起到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现代的汉语和文学,从一开始就如双生子一样关系密切,不可切分。
当然,白话文与白话文学的兴起,原因不只一个,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漫长的从“边缘”变为“正统”的道路上,它们都受到过外来的语言和文学的刺激。这里面既包括有现代汉语对“外来语”的吸纳、新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模仿,也包括了引入欧美日的方法,对汉语和文学加以研究。这个研究,还不单单是针对现代的汉语和文学,也针对古代的汉语和文学。
伴随着汉语和文学自身的演变,而在语言学界及文学研究界发生的这些转变,其实是中国学术在各个领域实现其现代转型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一个基础。随着对东洋西洋从观念到方法、从文献到诠释的全面开放,大约在1930年前后,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出现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是当时中国学者在传统学问的基石上,吸收外国的方法、结论得到的,如王力所说,那时的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文学研究也莫不如此。所以,要想说明这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又如何形成,势必要对当时的国外汉学知其一二,尤其要对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汉学书籍有一点了解。
语言学方面,自《马氏文通》引入西方语法之后,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高本汉。从1927年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到1972年的《中国声韵学大纲》,他关于中国语言学的论著几乎都有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翻译出版。据说早年间,在他的音韵学论文尚未译成中文出版前,钱玄同就已经拿着其中几页,作上课的教材用。他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译者贺昌群也曾说:在语言音韵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学者,都是借高本汉之力。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文学方面,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日本汉学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最多。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日本汉学家普遍有很好的汉学功底,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又先于中国接受欧美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这两方面的结合,促使日本汉学界产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像児岛献吉郎、铃木虎雄、本田成之、青木正児、塩谷温、梅沢和轩等人的著作。这些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的论述,兼有东西之长,比较容易为中国学界理解和认同,因此,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艺术史、哲学史等学科领域,日本的研究范式一度相当流行。
说到外国汉学的影响,还不得不提及外国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在1930年代前后是又多又快,像成书于1932年的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1934年就有了中文译本,就是典型的一例。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学界对于及时掌握外国汉学动向,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可是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汉学论著的译者,在这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驿骑”角色。
在这里,也许不需要再去重复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这一黄金组合翻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故事,不需要说明高本汉论著的大多翻译者,如张世禄、贺昌群等,也都是很好的专业学者。就连最早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也是经胡适推荐,由当年声名鹊起的新锐陆侃如、卫聚贤合作翻译的。而在陆侃如看来,他们的译介,就说为了“东海西海互相印证”(译跋)。
值得一说的,倒是译过不少日本书籍、不限于汉学著作的孙俍工。孙俍工1924年赴日留学,他本来学的是德国文学,可是很快翻译了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文》、塩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児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通论》,兴趣完全转到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他在各书的译序中,谈到过对中国只有整理国故、保存国故的口号、成绩却不如日本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谈到过他要借翻译来使人看到在被我们自己抛荒的文学园地里,经别人代耕,而有怎样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也谈到过如本田成之对于孔子“别开途径”的理解,可为中国学者取法实多(《中国经学史》)。对中日学界当时情况的判断,大概是他译书的动机。据说他在1928年回国任教后,短短几年就编出几百万字的书来,其中像《文艺辞典》、《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国语法讲义》等,有人说都涉嫌抄袭日人(彭燕郊《那代人·关于孙俍工》)。这也大可说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学术,不光是汉学,何等优越。当然,他翻译铃木虎雄、塩谷温的著作,按赵景深的说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颇大”(《文坛忆旧·文人印象·孙俍工》)。
《中国近世戏曲史》,青木正児著,王古鲁译。
另外一位翻译日文书极其勤奋的是王古鲁。王古鲁1920年赴日读的本来是英文系,1926年回国后也教过英文,但是他翻译过的日本书籍,题材广泛而杂驳,涉及小说与经史之学、语言文学、民族和对外关系,既有论述,也不乏考据。由于他对日本学界的追踪,与他对中日关系的观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1931年翻译的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1934年编译的《傅斯年等编着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1936年编写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都在中国学界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在他翻译的文学论著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児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吴梅早已表扬过他在翻译中表现出的专业态度,即对青木正児引书“无不一一检校”,故“可为青木之诤友”(序)。1956年他写信给青木正児,又说此书不仅获得“我国各方面极为重视”,还作为“中文本”,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六种,入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戏曲”条目。说明译作本身成了经典。而这一次的翻译,大概也为他后来到日本搜集古本小说、戏曲,最后成为造诣颇深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做了很好的铺垫。
中国现代学术史也应该铭记这些译者的功劳。
《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系列书目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海外汉学,中国文学史,白话文运动,高本汉,王古鲁,孙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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