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莫米利亚诺:20出头就出了三本书,28岁成为大学教授

安东尼·格拉夫敦

2016-01-11 18: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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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利亚诺
1952年2月19日,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了他就任古代史教授的就职演讲。他告诉听众:“约25年前,高尔街(Gower Street)的名字第一次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此前他正在读哈利雅特·卢因·格罗特(Harriet Lewin Grote)所写的关于她丈夫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传记。格罗特是一个银行家、自由派政治家、希腊史学家,大学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在她的笔下,格罗特在高尔街召开的学院董事会散会后,乘坐“车资一先令的出租马车”归来,筋疲力尽。莫米利亚诺接着解释,“以我自认对谜一般的伦敦地理相当不完备的了解来说,乔治·格罗特所在的高尔街的位置,就在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居住的贝克街(Baker Street)以及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居住的乔治街(George Street)旁边,靠近尤斯顿路(Euston Road)。从神话到现实的转变总是复杂的,然而,这次现实破天荒地不逊于神话。”
本论文集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一段话是典型的莫米利亚诺式的写作风格,文风雅致、征引广博,就本段而论,还有从开篇的轶事向赞誉新同行轻松且自信的转移。他们会逐渐认识到,作为学者的莫米利亚诺既能讨论公元前一千纪犹太和希腊历史写作的起源,也能以同样的洞见和权威讨论20世纪后期诠释型的社会科学。当他们读完时,他们会对希腊人与罗马人、荷兰的加尔文派与法国的本笃派、意大利法学家与德国教授们的学术历险和发现有新的理解,并且对那数百年中学术研究上的败笔——他们把原始资料削足适履地塞入其粗糙、褊狭的理论之中——获得新的认识。最终,他们会像莫米利亚诺论著的几代读者一样,发现他提供了一个用以探讨历史研究和写作传统的模式,而且是第一个这样的模式,其完备程度,是那些研究科学传统的学者们早已达到的。
莫米利亚诺那种收放自如的能力,那种轻松将人带入早已为人忘却的辩论——无论是关于希伯来语时态还是关于罗马讲述历史的叙事诗歌的迷宫——并且说明这些辩论为何有意义的能力,并非轻而易举,而是尽毕生之力赢得的,并遭遇过巨大的困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莫米利亚诺的确是一个奇才,尤其是一个特殊的意大利人。(他写道:“与多数意大利知识分子比较,克罗齐成长缓慢。他27岁时出版了自己具有原创性的著作《艺术普遍概念下的历史》。”)与克罗齐相反,莫米利亚诺在皮埃蒙特(Piedmonte)卡利奥(Carglio)的家里——他1908年在那里出生——就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在升学考试中,除数学外,他取得了让人目眩的成功。在都灵大学,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当时这座北方的城市孕育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罗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塞萨尔·帕韦塞(Cesare Pavese)、卡洛·迪奥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莱昂内·金斯伯格和娜塔莉娅·金斯伯格(Leoneand Natalia Ginzburg),数年后,还有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莫米利亚诺飞快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学者的地位。他阅读多种语言的作品,无所不包,从希腊人和罗马人、苏美尔人和犹太人的文献,到康德的哲学著作,他似乎都过目不忘。在成为伦敦大学的教授时,他能回忆起他25年前——那是1926年,当时他18岁——所读的乔治·格罗特的传记。他陈述的无疑是准确的事实,并且显示了他有口皆碑的记忆力。他很快开始了写作,刚20岁出头就已出版了三本书,每本涉及古代史的一个不同方面,并且发表了100余篇文章。莫米利亚诺追随他的古代史导师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Gaetanode Sanctis)去了罗马。他为《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Italiana)写了大量词条,那是一个法西斯党的项目,但负责协调历史条目的费代里科·沙博(Federico Chabod)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精明的学术才能的评判者。1936年,莫米利亚诺成为都灵大学古代史教授。那时他的著述已经具有国际影响。1934年,即他有关克劳狄的著作刚出版两年后,就少见地被译成了英语。
当时莫米利亚诺兴趣广泛,涉及从罗马帝国和希腊化时代犹太人的历史,到古代政治学说的发展。但在他的思考和研究中,历史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已经占据核心地位。自其研究开始,从修昔底德到约瑟弗斯的古代史学就吸引着他,他还阅读过大量有关古典学术的二手文献。作为一个年轻的教授,他开始把学术发展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价值的对象,并把它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他提出,这是复兴已陷入停滞的领域的最佳方式。要有效研究希腊化世界,就需要回到创造了希腊化概念的那些人的作品,首要的是19世纪德国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的著作。要重新思考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就需要重溯让国家与基督教会历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漫长过程。他有关这些主题的文章成为了经典,对其同行而言,既开辟了历史学术史领域,也指出了新的前进道路。
1962年莫米利亚诺在berkeley做讲座时提供的照片
莫米利亚诺所属的自豪的意大利犹太人家庭对这个民族国家心存感激,因为它已经打破了旧的犹太人隔离区,赋予犹太人——其中有他的许多亲戚——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充分权利。莫米利亚诺向法西斯宣过誓,因为国家公务员被要求那样做。而他的导师德·桑克提斯以及朋友莱昂内·金斯伯格都拒绝了。但他的处境还是越来越困难。1938年,种族法剥夺了他的教授职位。1939年,他离开意大利,在英国求得庇护,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很快为他提供了一小笔奖学金。在作为来自敌国的外国人被短暂拘禁但很快获释后,莫米利亚诺在牛津度过了他的战争年代。与多数德国流亡学者不同,他孩提时代不曾掌握英语。事实上,此前他不曾离开过祖国。他在学习英语口语时相当困难——他一直带着浓重的口音。更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学会了像塔西佗(Tacitus)般优雅和简明地用英文写作。新朋友们曾给予他帮助,突出的是伊索贝尔·亨德森(Isobel Henderson)和贝丽尔·斯莫利(Beryl Smalley)。弗里兹·萨克尔(Fritz Saxl)及瓦尔堡学院的其他成员也帮助过他。该学院在1930年代初从汉堡迁到伦敦,逃离了纳粹政权。他开始在英国期刊上发表海量论文,在《牛津古典辞典》第一版的出版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对莫米利亚诺来说,英国自由主义的文化与其对古典学术的强力支持极其重要。战后,哪怕就是在克罗齐邀请他出任设于那不勒斯的研究所的主任时,他仍决定不回意大利。在布里斯托尔任教数年后,他接任伦敦大学学院的古代史教授席位。正是在这里,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内容广泛的研讨班中令人生畏的领袖。每位访问者宣读论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似乎都在打盹,然后却会醒来提出最为深刻的问题。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尤其是英国国家图书馆,瓦尔堡学院图书馆以及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在那里,他把大堆大堆的书籍消化到小纸片上,上面是他的笔记,每一张卡片都有复写的副本。
被意大利驱逐与痛失双亲——他们死于纳粹集中营——改变了莫米利亚诺研究历史传统的理路。他继续研究古代的史学家,不过他失去了年轻时曾经有过的自信,当年他曾以这种自信逐段逐段地推测古代史家作品的发展历程。有一次他坦承,更多的时候是发现,他用经验之歌代替了天真之歌,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年轻时的理论,却没有采用更晚近作者的说法。但他继续研读文本,既包括那些保存完整的文本,也包括那些仅存残篇的文本,然而眼光和思想都是开放的。这里再版的《后流放时代犹太史学与希腊史学中的东方因素》这篇非凡的文章可谓典范。他从《圣经》的只言片语,以及令人尊敬的同行埃利亚斯·比克曼(Elias Bickermann)极其富有启发的著作中,神奇地再现了已经失传的波斯与近东历史写作的形态。
莫米利亚诺这时专论近代史学的作品甚至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具创见。1930年代,他是德国思想的热情学习者,大体接受了传统的看法:批判的学术始自18世纪后期的德国大学。当莫米利亚诺选择以讨论乔治·格罗特的方式向伦敦大学学院的新同事自我介绍时,无论他的表达是多么轻松,都表明了一种严肃的看法:格罗特写出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古希腊史,为绕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符咒,格罗特把智者派——他们曾遭到此二人的鄙视——界定为第一批教授公共演说与公民自由技艺的老师。用莫米利亚诺的话说:但并不“他热爱雅典,怀着浪漫的怀旧情调,而把它看成一个为了优良生活而形成的国家。在智者和苏格拉底所给予的教育与近代大学所给予的教育之间,他看到了相似性。”通过创作这部自由主义的历史——那是他只能在自由主义的英国而非任何其他地区完成的——格罗特而非德国人改变了对古代希腊政治与思想的研究。
莫米利亚诺注意到,德国的教授们“听说格罗特是一个银行家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们承认了他的观点的力量以及他尊重史料的深度。在随后的50年即德国学术的伟大时代,格罗特启发了所有研究希腊的史学家,无论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这位银行家向语文学家指出了他们当如何实践自己的技艺,而他们也同样钦佩他。这个故事让一件事情清晰起来,“欧洲人在19世纪一度是文明的”,民族间的争斗并未让德国人对外国人作品的价值视而不见——如同一个世纪后他们所做的一样。德国在历史方法上的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对德国内部发展的反应,而是对一个较当今更好时代的世界主义的回应。回到过去不仅仅是为了阐明现在,它提供了一条路径,以对抗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分割造成的知识分子的褊狭。
作为一个年轻人,莫米利亚诺将他虽非全部但是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对18世纪及其前后的历史传统的考察。可是,在英国,人们对史学史的看法不同。莫米利亚诺开始更为清晰地看到前近代史学的丰富性。曾经生活在极权国家的经历启发他研究塔西佗和近代早期学者,尤其是查斯图斯·利普西乌斯(Justus Lipsius),他们通过塔西佗这位罗马历史学家来理解他们自身作为暴君臣民的状况。与瓦尔堡学院同事们——他们把文艺复兴时期复兴古典古代的努力作为近代学术的发端——的合作,让他对近代早期的古物研究者发生了兴趣。他争辩说,这些人实际上发明了进入近代史学方法的绝大多数技术手段。瓦尔堡学院的开架书库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而波德利安图书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近代早期的学者们设计了它并徜徉其间,用他们的书信和工作材料填满这座图书馆。莫米利亚诺很快就被近代早期学者们的著述深深地迷住了,它们上起维科的历史理论,下到马比荣和蒙福孔的古文书学论著。
莫米利亚诺逐渐发展出有关西方史学史的综合图景。他现在相信,它由多种传统构成,大部分创立于古典古代,但在后来的数千年中不断得到更新和应用。他分辨出了历史学家的一个民族志传统,他们受希罗多德启发而对外国的风俗与仪式感兴趣;一个政治传统,他们受修昔底德启发而对政治家的决策过程、军事上的成败着迷;一个受塔西佗启发的批判暴政的传统;一个受波利比乌斯和李维启发的民族传统,他们致力于理解创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过程;一个受狄凯亚库斯(Dicaearchus)和瓦罗启发产生的博古传统,他们的兴趣是法律、宗教仪式与风俗;还有受优西比乌斯启发产生的大量教会史著述。这些传统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特殊的形态与具体的用途,经常会相互冲突。例如,希罗多德受到自修昔底德以来的政治史学家的鄙薄,被当作一个仅仅会逗趣和撒谎的人。但新世界的发现让希罗多德重新获得了声誉,其有关埃及和斯基泰的民族志,为描绘新世界的奇异事物提供了强有力的模式。在1961—1962年于伯克利举行的萨瑟(Sather)古典学讲座中,莫米利亚诺曾初步阐释过他的这些发现。虽然他从不曾修订它们,以令他满意的方式出版,但他以文章形式刊发了影响很大的概要,而且讲座本身对诸如卡尔·索斯克(Carl Schorske)和J.H.罗(J.H.Rowe)等伯克利的重要学者产生了强烈影响。
莫米利亚诺对更遥远时期新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他离开了晚近和当代的学术。他从不曾停止彻底搜寻瓦尔堡学院的新书书架,在晚年,也不曾停止仔细检阅芝加哥神学院合作书店前台的新书。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把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术作为他大部分著述的对象。他有关格罗特的讲座,成为后来形式逐渐大体趋同的一系列文章的典范:那就是,莫米利亚诺通过人物传略把过去各国不同传统学者的著述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这种传记性论文的基础是深入的学问,有些包括对未刊材料的爬梳,但写得极其雅致,因而成为莫米利亚诺一种典型的论文形式。他非常灵活地利用这种形式,以同样的深刻和激情,考察18世纪和19世纪近代学术的奠基者们以及他自己的同时代人,但对他们生平的关注,较他们的方法和实践更少些。当他的文集以具有反讽意味的谦和书名《古典学学术史研究论集》于1955年出版时,其成就之广博突然变得明晰了。在《泰晤士报文艺增刊》上,年轻的古史学家彼得·格林(Peter Green)发出了欢呼,将之描述为“三种语言论文的集成,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古典的和人文主义者般的博学,对史学史的判断,以及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都同样优雅的表达”。
莫米利亚诺甚至尝试进入意大利与其他地区的同行小心避开的领域:种族主义理论在纳粹之前和纳粹统治下腐蚀古代世界研究、尤其是犹太研究的方式。这里再版的有关时间与古代史学的文章,意在揭露19世纪创造的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神话,以从根本上阐明《圣经》与古典历史的性质。在其他没有再版于此的文章中,莫米利亚诺证明,现代学术史的一个功能,就是揭露20世纪史学屈从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堕落。遗憾的是,莫米利亚诺从不曾公开反省他本人在法西斯党中的经历,以及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极权社会中生活与工作的过程。但他启发了诸如弗尔克尔·洛泽曼(Volker Loeseman)和苏珊尼·马钱德(Suzanne Marchand)等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详尽重现了纳粹对古典学术的所作所为。
自1950年代到他1987年去世,莫米利亚诺继续在这个独特的领域从事研究。他不曾写过任何大书,但的确发表了一些富有启发的小书。如年轻时一样,他仍然强调,他不是作为一个现代世界或现代学术的专家,而是作为古史学家写作,寻求帮助以解决古典资料提出的问题。回到18世纪的荷兰人雅各布·佩利佐尼乌斯那里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他能揭示罗马叙事诗歌真正的本质;回到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雅各布·贝奈斯那里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他提供了如何把希腊人、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模式。换句话说,莫米利亚诺一直强调的是,他从不宣称自己为现代史的史学家。
然而,莫米利亚诺的论文及其极富学术性的深刻书评打动读者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局限,不如说是它们在空间、时间与主题上庞大的跨度。莫米利亚诺创造了某种独特的东西:从古代到现代历史传统的全景图,它出自一个优秀的点彩派画家之手,画的是《杰克岛的星期天下午》而非《雅典学派》。莫米利亚诺的多卷《论集》是20世纪历史写作中最为独特、最具原创性的成果之一。尽管他一再谦让,他仍不愧为一个深刻且富有开创性的学者,不仅在古代世界领域,而且在现代世界有关古代以色列、希腊和罗马研究的领域。莫米利亚诺亲自挑选了汇集在此处的论文。在它们之中,读者会找到这位人文主义大师作品可能最好的介绍:他是一个极富人情味而且博学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传统。
(本文摘自《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意]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史学史,学者,古典学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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