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我们的文化不再任性

五月的中原，满眼苍翠。我们在洛河边的巩义市参观访问。两天中的所见所思，恰好与我在《文化不是任性》一书中所欲表达的观念非常接近。因此我就把在巩义一个会议上的发言略作整理发挥，以为本书诸文作一概括。

巩义市的文化遗产，以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和杜甫故里最为重要亦且知名。三者又分别与财富、权力与文化三者紧密相关，其中隐含着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的问题。

“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当地巨商康应魁家族的统称，“康百万庄园”是集家居、经营、生产于一体的大型传统庄园。在40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康氏家族前后12代人在“康百万庄园”生活。康家发迹始于贩盐业，其顶峰是清中叶的康应魁，此人目光敏锐，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时，他主动服务于官府，取得所有与布匹有关的军需品订单，“尽忠发财”长达十年之久。在其鼎盛时期，康家亦农、亦商、亦官，富甲豫、陕、晋三省，土地达18万亩，被称为“活财神”。正像古中国所有的巨富之家一样，康家的富贵尽显于“康百万庄园”：背依邙山，面对洛水，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有钱可以任性，“康百万”的任性造就了一处真正的文化遗产：其整体结构所洋溢的壮观气势，其主宅区所蕴含的等级制度，其栈房区所体现的精细管理，其作坊区所反映的多样产业，其33个庭院、571间房所拥有的牌坊、雕刻、园林、书画、楹联等传统艺术，均达到北中国民间工艺/文化的极致，因此被当地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在弘扬地方文化、开发古典遗产的今天，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巩义市最重要的文化景观。

与“康百万”有钱有文化不同，刘镇华庄园则是权力的衍生物。生于1883年的刘镇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以“镇嵩军”为实力支持，从豫西起步，官至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1936年精神失常，1949年到台湾，7年后在台北去世。刘镇华的“英雄期”在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他东征西讨，一心扩充地盘，为害豫陕两地。“刘镇华祸陕”（1918—1926）早已载入史册。在陈忠实的《白鹿原》，有这样一段描写：“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他们一人背一支黑不溜秋的长枪，黑鞋黑裤黑褂黑制服，小腿上打着白色裹缠布的‘白腿乌鸦兵’，这些一口河南话、自称是‘镇嵩军’的士兵要所有的人都听从他们刘军长的命令，从此白鹿原再也不得安宁了。”这段话说的是1926年，刘镇华率军7万攻打西安，与当时的守军杨虎城部对打了大半年，不允许城中居民逃难，以迫使守城军队投降，最终导致数万西安市民活活饿死，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现代中国军阀中，刘镇华实力不强，只能属于二等军阀，也正因此，他依违于各大军阀之间，以翻云覆雨，没有政治操守著称，先后投靠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最后归附于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乱世枭雄，刘镇华是陕军政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当然也是巩义的历史名人。刘镇华庄园依神都山而建，坐北朝南，前为花园，后为主宅，上下三层6个院落，计有石砌窑洞30孔、楼房 210间、平房30间，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两侧设寨门。整体建筑风格中西合壁，有传统风水也有西式设施，尤其因其规模宏大且保存完好而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憾遗的只是，现在所看到的主要是整体性的建筑而没有内部设施。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刘镇华是一个清官、一个爱民如子的将军，那么他的庄园就不会像现在留下来的那样浩大。因为他到处争地盘、争利益，所以才能用搜括来的钱财置业建房，才给我们留下一处有中国北方的窑洞、也有西式楼房的庄园。实际上，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官员府第，基本上都是民脂民膏的结晶。当我们欣赏甚至惊叹于这些“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宏伟建筑时，当我们领略“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设计艺术时，我们不难想到这一切的背后，是多少的血泪和苦难。

因此，看过品味不俗的康百万庄园和宏大开朗的刘镇华壮园，再走进杜甫故里，我们只能为文人悲哀了。诗人的故里已无当年的遗留，除了传说中诗人出生的一孔寒窑外，其余的所有建筑都是市政府在2007年投资1.5亿元新建的。其实，以一个贫穷的诗人，不但身后，即使生前，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一说的物质文化可言。富商巨贾留下至今仍气势逼人的庄园，纵横多年的军阀亦有确具文物价值的故居，惟伟大的诗人除了姓名和诗作外别无所留。虽说杜甫的名篇佳什至今仍在哺育着无数中国的青少年，但要到巩义旅游，游人更想去看的恐怕两个庄园而不是故里。这让我们说什么才好？

要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康百万也好，刘督军也好，统统不能和杜甫相比。不过这样说似乎也只能是狭隘的文人立场。对今人来说，“康百万庄园”的文化不只表现在它的建筑、园林、雕刻和楹联，更在于康家所体现的明清中国商人伦理。我们也许无法证实康家世代经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商人通病，但就其庄园所表现的文化来说，康家至少在理论上是秉持诚信、勤俭、中庸、留余这些儒家伦理和中国人的处世原则的。比如“克慎厥猷”、“知所止”、“书忍字”、“旷世怀”、“敬直义方”等院名，“博学仁风”、“爱人以德”、“情深施济”、“德橘行芳”等匾额，“拜师求艺”、“尊老爱幼”、“立志成才”等雕刻图案，“船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耜耕三省当思创业维艰”、“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俭能养家兼能养德，文可会友亦可辅仁”等楹联，所有这些虽是儒学的老生常谈，但如此认真的把这些教训写在家中、刻在房上，不但表明康家并非今日之“土豪”，也表明康家的成功良有以也。“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宋代以降，中国富商巨贾多如过江之鲫，但大多“富不过三代”，康家能延续12代、400多年，非有过人的智慧、严格的规范不能臻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这就是说，这个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现代转折。中外学者都曾讨论过“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德国思想家韦伯、海上学者余英时都曾以专著讨论过这个问题，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更具体研究了明清时代两淮盐商的生产、销售、组织、利润和财富等情况，其结论是全部两淮盐商年均总利润约5,000,000两白银，18世纪后半叶总利不少于250,000,000两，远远超过广州十三行的总利润。两淮盐商之家必有资产超过千万上者，资产数百者亦有数十家。那么，何以这个资财雄厚的商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何先生认为，首先是两淮盐商与其他社会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费”的心理情结，其次是盐商子弟中中试成为进士、举人、生、贡的人数越来越多，家族成员中经商的比率越来越小，巨富之家财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传统中国社会里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两千年来无论贵族或平民，财产继承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习惯。”相比于两淮盐商，康家更具生命力。其奥秘何在，值得今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康百万庄园”作为文化遗产，是名副其实的。

甚至刘镇华，在文化上似乎也可能有另一种评价。像许多旧军阀一样，刘镇华也有尊师重教、造福桑梓的一面。在陕西，他大力支持创办西北大学，前来讲学的鲁迅等人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家乡，他也做过一些善事。我们在参观中，当地人还介绍说，刘镇华每次回家都老远就下车，步行回家。五弟刘茂恩是在刘镇华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在追随刘镇华多年后，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等，以身许国，有功于民族。

我们不能在狭隘的民粹立场上评论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它们都是文化遗产，有其超越其主人营造动机和当时实用功能的文化价值。它们的存在，提示着我们注意财富、权力在参与文化创造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财富、权力创造的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世界。而这个世界，却一直没有得到财富和权力的切实支持。以杜甫为例，其一生尽可以用穷困寂寞来形容。“……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这就是诗人的一生。早期在长安，循惯例的科学应试失败了，向权贵们投赠干谒的努力也没有达到效果。十载长安，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艰难困苦、颠沛流离固然造就了杜甫的悲悯博爱的人道精神和深郁顿挫的卓越诗风，但以一代诗圣而如此受苦受难，世道和人心也过于残酷了。宋人欧阳修有云：“……生焉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子美画像》）那么在杜甫之后，人们是否就不再“羞贱贫”呢？

让我们再回到康百万。余英时的研究表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三百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商人阶层的崛起，形成一个具有近代性格的“早期现代”。在此期间，儒家和商人都在重估商人阶层的腐价值。儒家伦理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不再毫无区分地对商人抱鄙视态度。“治生”如果不是比“读书”更重要的话，那至少也与之并列而为儒者所学之事。而迅速崛起的商人群体也逐步确立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观，以“良贾何负闳儒”、“贾何后于士哉”的自负和傲慢来表现其存在，且向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扩张，取代了一大部分此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弃儒就贾”、士商合流蔚成风气，以至于士/商界限日益模糊，商人不但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中晋身“老二”，甚至还有超过“士”的气焰。清代即有士不如商的说法。余著引清中叶的洪亮吉《又书三友遗事》一文记述他与汪中在扬州的故事：

甲午（1774），余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肆业书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门外，各骑一俊猊，谈徐海东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肆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

故事的后半段是：汪中见状甚为愤激，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余英时发挥说：“像汪中、洪亮吉这样的士人恐怕是少数，那个肆业生倒是有代表性。这岂不是18世纪士商关系一幅绝妙的白描图吗？不用说，商人的‘三品章报’当然是捐纳得来的。”既然有钱有官，商人当然可以不把穷书生当回事。

就中国社会来说，明清商人的崛起有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最终突破传统走向现代，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长期未获充分评价。在中国现代化全面展开、商业和财富已经得到全面肯定、甚或受到追捧、崇拜的今天，我们当然要对类如康百万之类的传统商人表示尊重。但这绝不是商人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更不是说与商业无关、无财富可言的文人就该受穷挨饿。鄙薄商人的积习已成过去，而轻视文人的风气却几近形成。这种现象似乎是传统价值观的颠倒，实也是中国现代性还未完成的表现。套用传统术语，士、农、工、商皆为现代社会所需要，他们各有所能、各有其位，其间不存在等级差异。诗人白居易在感叹叹李白、杜甫的遭遇时说：“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读杜诗因题卷后》）“人间要好诗”，能够写出好诗的只能是李、杜等诗人而不是康百万、刘镇华之类。

康百万、刘镇华都已成为历史，但由参观其庄园而生的联想却并非发思古之情。近十多年来在发展文化产业、开发地方遗产的潮流中，各地都把老家底翻出来，似乎曾经有过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开发、值得重建的。一个并非隐晦的现象是，以秦始皇为符号的官场文化和权力崇拜，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腐朽文化和奢侈作派，也在当代文化生活中沉渣泛起，“五四”新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似乎已经被我们遗忘。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是非常严重地受到财富和权力的挤压。把发展文化当时髦，有条件没有条件一起上。只问政绩，不问需求；只重生产，忽视消费。注重大项目大企业，而忽视民营企业。“一言堂”仍可决定一个文化项目、一件文化产品的命运，书画作品的价格依赖于作者地位的高低。再如把文化当作经济的附庸，不尊重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大量的文化空间实则是地产开发区；同时忽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忽视政府部门的职责。竞走于富豪之门，谋一些项目经费，落一点杜甫当年就深以为悲的“残杯冷炙”，却欣欣然、陶陶然地以“建构型知识分子”自居。这不是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命/精神状态吗？

中国社会仍在演变之中。当代中国不但不是五代、宋末、明季，也不是民国。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固然是需要珍视的文物，杜甫的诗也同样被更多的人所赏爱。在此多元文化景观的中，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会认为富商和军阀的庄园在文化价值上超过杜诗，我也期待，“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剧不会重演。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我们的文化如何才不为权力和金钱所役使。某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免不了它的张狂；金钱，即使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金钱，也免不了它的放肆和计较。当权力和金钱任性、自恋时，我们需要信念、道德、审美来抵抗和平衡。不是圈一块地建几幢楼就是文化园区，不是花巨资找名星就能拍电影电视，不是茶余饭后涂几笔就能成为书法家，不是在KTV包房唱几晚就能成为音乐家，不是把自己的字印成书就是作家，不是跟着领导做几个项目、有钱出几本书就可以成为学者。文化是价值而不是工具，创意是生活而不是商品；文化表达自我而又塑造自我，文化是自由也是对自由的约束，总之，文化不是任性，它自有其规范、价值和标准。当代文化中太多的任性之举，不是表明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自由和活跃，而是说明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还停留在为权力和金钱所役使的阶段。改变这一现象、走出这一阶段，不是文化自身的事情，也不能在文化领域本身解决。我们反感不受监督的权力和金钱，却始终无法摆脱它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益文明化的中国公民，不会容忍权力和金钱的任性而为。如果说，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等作为一种理念已经得到确认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和金钱能否为文化所用，而不是相反。

（根据作者2015年5月21日在“巩义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为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单世联新著《文化不是任性》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