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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寰新谭|都是金贵银贱惹的祸:晚清外交官的艰难生活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张晓川
2016-01-16 16:39
来源: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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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经济方面即风波不断,一会是股市的熔断,一会又是油价的起伏,这两天金融领域都在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大家纷纷预测汇率走向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当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发行自己的主权货币,林林总总,货币之间的汇率又成为斗争的手段之一,贬值升值,大有文章可作。

相反,在主权作为信用担保的纸币流行之前,这个世界还简单一点,国际贸易中,贵重金属担当一般等价物,或者索性以货易货。在前现代的国际经济金融中,承担通货作用的贵金属,基本上也就和奥运会奖牌差不多,以金、银、铜为大宗。

让人抓狂的白银兑换

具体到中国明清两代的情况来看,自大航海的展开和东西交往的密切,海外大量进口的银,第一次成为全国使用的重要通货。

不过同时,铜钱的作用与之相当,也在全国范围流通,主要用于小宗买卖和日常开销。

若说当日的世界贸易中通货情况比今天要简单许多,那么中国的情况与之相反,主要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白银作为通货,其单位实际上就是重量单位:两、钱、厘。这又衍生出两种标准:第一是成色,即银锭银块真实含银量的多少,第二是平砝,即重量单位的实际重量。

以晚清时期而论,全国范围内的成色、平砝皆不下百种,有些还是虚构单位,比如以98元当100元的九八规元,此节过于复杂,故不展开。

清代缴纳地丁税赋皆用银

其次是两种通货,银两和铜钱(也有人认为铜钱是银两的辅币)的兑换率随时浮动。当时官方所定的一两等于一千文的汇率实际上无人遵守。当然,铜钱的样式也有区别,且各地对于一吊到底是多少文的习惯规定也不相同,此亦不赘。

这种成百上千的成色、平砝、银钱比率、铜钱形制数量标准,导致的结果就是从一地到另一地,不找专业人士,钱都花不出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光绪九年去上海,所作的头等大事就是换银子。

据他记载,从一地携银两到另一地,要换当地可用之银两,先要过称,再换,还必须买份报纸,看清每日行价,开列清单,比今天兑换外汇更麻烦。

银锭,可注意“万春银炉”的戳记

来华洋人见此情形,更觉匪夷所思,《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指出:

众多的中国人目前从事把银两换成铜钱,再从铜钱退换成银两的交易,并以此为生。在这个帝国中,至少有五百万人依赖这种腐败的硬币制度生活,把兑换变成了一种赌博。

由于银钱比率的波动,牵涉到国计民生这样的重大问题(简单来说,百姓普遍以银纳税,以钱生活),清廷极为重视。

19世纪前半期,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产银地墨西哥发生革命,全世界的银根紧缩,英国亦不例外,无力使用大量白银从中国换取商品,故大量输入鸦片,造成中国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

朝中鸦片严禁派和弛禁派,关注的重点实际上都在银钱比率上,当然此后爆发的战争人所共知,毋庸赘言。(所以白银紧缺和鸦片贸易,实为因果而非果因关系,这一层可参阅林满红《银线》。)

银贱惹的祸之一:甲午战争清军自带铸钱设备

银钱比值波动不仅在国内会掀起波澜,在外事上也有牵涉,甚至会影响对外战争。

当时中外交往中,泰西各国和铜钱皆无瓜葛,问题就出在家门口的朝鲜。朝鲜在近代开放之前,经济上基本沿用明初制度,规定铜钱为惟一的货币,并不承认银两的通货地位。

既非通货,也就等同于普通货物,其价值自然不高。但晚清处理大宗收支,皆用银两,长途更是如此,盖较铜钱而言,银两携带毕竟方便。故而去朝鲜办事的国人都慨叹该国银贱,白银的购买力比国内下降很多,造成了生活、公务各方面的不便。

李鸿章在光绪十年左右就汇报称:“朝鲜银贱钱荒,百物昂贵”,受邀入朝镇压壬午、甲申兵变的“将弁士卒艰苦万状”,每月发下的“月饷不敷日用”。帮助办理朝鲜电报局事务的袁世凯也叫苦不迭,他向国内报告称:“盖因朝鲜各物皆贵,银价极贱,虽竭力节省,仍较中国电局费用为多。”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抵达朝鲜的清军也感受到了银贱之苦。入朝最早的叶志超称在当地“以银易钱,库平百两作九十五两,每两合钱七百五十文”,与之相对应的是天津银钱比价为“每两约合制钱一千四百余文”,相去近一倍。即清军自天津至朝鲜,将领取的军饷白银换成制钱,就缩水了一半。

这还是不考虑津、朝两地物价水平,若加上因战争而造成的物价腾贵,则情况更为糟糕。当日清廷的对策是运送铜钱入朝,乃至直接带上原料和铸钱的设备,到朝鲜就地开铸,这不仅加重了后勤的负担,也被在华西人目为“古怪现象”。

甲午战争中,清军要把一部分运力用于供给铜钱

银贱惹的祸之二:“镑价日昂”,吃亏多多

晚清与现今各国货币间汇兑制度最为相似的,当然是银两与其他国家英镑、法郎、马克、美元等之间的兑换,这也是影响外事最深的。

晚清时代,世界主要国家,先后确立了黄金单本位的货币制度,最多以银币作为辅币,在这样的情况下,造成了全球范围内金贵银贱的趋势。

中国可以说是受此趋势伤害最大的国家,原因非常明显,各国皆采用金本位制度,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和外事用款方面必须以银两换取各国的金币,而金贵银贱,银两对金币不断贬值,说白了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

当日英帝国势大,英镑在国际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且中国对外贸易交往中英国所占比重最大,所以金贵银贱的困境也往往被表述为“镑价日昂”。戊戌变法时,有人就总结道:

商务以中英交涉为最多,故各口岸皆以英镑为准……通商之初,每镑合规银三两上下,至光绪初年,每镑由三两以外至五两上下,已有金贵之患。至光绪二十年前后,竟由五两涨至六七两,今年则八两上下矣。

十年后,康有为发表了《金主币救国议》,他认识到主要问题在于“数十年来万国皆变金主币”,唯独中国不变,“故受万国银落倒流之巨浸”。其建议是必须向欧美各国靠拢,使用黄金为主要货币,并夸口称一旦实施,年财政收入可十倍之,由七千万涨至七万万,所以发表此篇,“一字一泪”,希望读者留意。

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

且不说康氏满怀深情的议论是否现实,起码银两日贱一日,黄金(英镑)日贵一日的现象是准确的。

白银价格的下跌,对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最直接影响的是海关税收。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海关税收亦水涨船高,但是这船高只是银两的数量,换算成英镑或者美元的话,其数据不增反降。

在支出方面,购买大宗军火等于实际涨价不少,比如购买一艘军舰,外国船厂只收本国货币,银两贬值则需用更多的银两去购买。

镑价的日涨也使得外债负担加重,举个例子,如借款一英镑,抛去利息不论,借时若可兑换三两银子,到还时银价跌落,需用五两银子方能兑得一镑,则平白多还二两矣。

银贱惹的祸之三:公使夫人变身洗衣娘

且不去算这些宏大的账,单以个人生活感受而言,外交人员,尤其是常驻外国的使节人员在“镑价日昂”的风潮中,首当其冲。

光绪二年拟定的出使人员俸薪标准是头等公使每月1400两,二等1200两,正领事和头等参赞500两,头等翻译官400两,以下差等直至公使随员和医官最低,为200两。规定称除了“一切公用作正开销”,此项薪水包括了该人员的伙食、出行费用和雇佣杂役的费用。

这样的俸禄看起来还相当可观,但是并不能全部拿到手,原本清廷用意,希望使节们开销充裕,尤其在外国人面前,不要伤了国家和朝廷的面子。

不过有些出使人员为了家庭需要还是在国内留了一部分,公使馆有事或者外事性的捐款,也会摊派一些。后因汇率等问题,竟然出现了可以暂扣二成的作法(根据情况也有扣一成或者三成者)。

这还是银两上的折损,银两兑换为驻在国货币,则随“镑价日昂”而渐少。先后八次出使外国的张德彝对此感受最深,他前三次出洋是作为非常驻使团成员,第四次即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和曾纪泽的翻译官,第五次出洋为驻德公使洪钧随员,前后相去不过十年,但在经济方面的感受则大相径庭:

前于己卯、庚辰间……每月领库平实银三百两,囊中既足,初不嫌物之昂贵。此次到德……每月应领之款,名为库平银二百两,实则内除留支三十两,及扣去二成四十两外,每月仅得一百三十两。由沪汇兑至此,前折后扣,只得六百二十五马克三十芬呢,每一马克实重京平一钱一分零,至此领之,欲敌库平二钱二分,用之则如京钱一千,制钱一百而已,囊中既诎,不免多嫌物贵……当时每镑仅值库平三两五钱,此时所值几至四两一钱矣

张德彝意识到生活水平的直线下降乃是“由汇价使然也”,他说二十年前自己初次出洋时,“汇价并不如此之贵”。个中原因,张德彝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外国皆以钱换钱,中国以银换钱,独受其亏”,即外国货币以贵金属铸就,但并非单单以其中的金、银含量为价值,而中国则纯以白银重量论。俸银和汇率的双重折损,导致了囊中羞涩,张德彝对于银两和马克的比值也加以重点关注,不断在日记中记载白银对马克等贬值之事。

德意志第二帝国发行的马克

再约十年之后,张德彝跟随驻英公使罗丰禄出使英国,银价又跌了个天昏地暗:

前在德国,各人俸薪不分几成,镑价亦不如是之贵,已觉费用维难,至此俸薪既多少不同,镑价亦贵至七八两,尤为窘迫。

由此可见十年前的镑价四两一钱,已经高涨到了七八两,薪俸实际购买力大幅度缩水,从前德国之苦,反而不算太苦了。生活窘困刺激之下,他也为祖国形势担忧:

现惟中国用银,不能与各国并论,而且行价随时涨落。即如按时价英之二十先令(即一英镑),重约库平二两二钱,乃换华银至八两之多,其中所亏者大矣。

……夫金币日昂而银币日贱,举中国之利权,西人从而操纵之。吾恐群雄耽耽,实逼处此,苟不思抵制之法,将日削月朘,伊于胡底,可虑也已。

晚清时期,中国陷入了整个国家贫困化的境地,这与世界上金贵银贱的趋势有很大关系,本不充裕的国内财富大量流失海外。

尽管当时金融形势不如今日复杂多变,但是随着中外交往的密切,中国尚且懵懂,却被驱入全球经济圈中,随着“镑价日昂”,汇率变化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外交事务的处理。

对于涉外人员、驻外人员来说,这种冲击尤其显著,导致“使者咸以为苦”。既然穷,就要想办法对应,于是出现了节俭以至于吝啬的公使崔国因,他为了节省洗衣开销,由自己的老婆亲自洗衣服,晾晒公使馆内。一次,崔夫人在馆内晾晒裹脚布,白布飘飘,被人误以为是发生了丧事,险些成为国际笑话。当然,这比因此收受回扣,贪污公款者,还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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