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科隆袭击是淫秽版的“狂欢节”

羡慕嫉妒恨——近期的科隆性侵犯事件是对西方价值观念和中产阶级体面感的蓄意伤害？

谁是昆汀·塔伦蒂诺新电影《八恶人》里那可憎的八个人？整个参与群体——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联盟士兵，男人和女人，执法人员和犯罪分子——他们都同样地刻薄、残忍，报复心重。电影里最令人尴尬的一场，就是黑人少校（由演技精湛的塞缪尔·杰克逊饰）向一位旧日邦联将军欢快细述自己如何杀死了这位将军的种族主义者儿子，此人要为许多黑人的死负责。在强迫那位冻僵了的白人男子光着身子在寒风中前进之后，杰克逊许诺，如果对方为自己口交，就会给他一件暖和的外套，但在这家伙这么做了之后，杰克逊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让他死了。因此，在这场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一个好人——他们都以最大的残暴参与其中。刚刚发生的科隆性侵犯事件可不就惊人地类似于电影的教训么？即使（大部分）难民确实是逃离被毁灭国家的真实受害者，这也并不妨碍他们以做出可鄙的事。我们往往忘记了，身居苦难并不是什么救赎之道：你居于社会底层的受害者身份，并不会赋予你在道德和正义方面的发声优势。

不过，这样泛泛的见解是不够的——人们必须仔细审视，是什么导致了科隆事件的发生。在对巴黎爆炸案后的全球形势分析中，阿兰·巴迪欧洞察了三种主导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主体性类型：一是西方“文明”中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体；一是西方之外深深着迷于“渴望西方（le desir d’Occident）”欲望的那些主体，他们拼命努力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文明”生活方式；还有法西斯虚无主义者，他们对西方的羡慕嫉妒变成了一个凡人自我毁灭的仇恨。巴迪欧明确指出，媒体所说的穆斯林“激进化”，正是纯正的法西斯化：

“这种法西斯主义正是受挫的‘渴望西方’欲望的反面——其或多或少地以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以黑手党灵活的帮派团伙为榜样，在那些被宗教占领但实际上宗教纯粹只是形式的地区，涂上各种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两个相反的特性：它既显示了傲慢，坚固地相信其价值高人一等（普遍人权和自由受到了野蛮外来人的威胁），但同时，它也被恐惧所困扰，害怕其有限的领地会被外面的数十亿人侵犯，也就是那数十亿不算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的人，那些既不从事商品生产也不进行消费的人。西方中产阶级所恐惧的是，自己终将要沦为那些被排除的群体。

“渴望西方”的最明显表现就是移民难民：他们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留下他们满目疮痍的栖息地，重新加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应许之地。（那些留下的人则试图创建西方繁荣的可悲副本，像每个第三世界大都市都有的“现代化”部分，在卢安达，在拉各斯……那里有卖卡布其诺的小店，有大商场。）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觊觎者来说，这个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剩下的一个选项就是虚无主义的逆转：受挫和嫉妒，激进化为对西方杀气腾腾、同时自我毁灭的仇恨，由此人们卷入暴力报复。巴迪欧强调，这种暴力是死亡内驱力的纯粹表现，这种暴力只有在（自我）毁灭的狂欢举动中，才能达到高潮，而不用认真去构想一个可选择的更好社会。

巴迪欧强调，在原教旨主义的暴力里没有解放的潜力，他是对的，无论反资本主义者如何这么宣称。这是完全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现象，是它“隐藏的幻影”。原教旨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点就是嫉妒。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的十分仇恨，仍然植根于对西方的十分渴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正是欲望受挫后的标准逆转——逆转成心理分析所称的攻击性，而伊斯兰教只是给这一（自我）毁灭的仇恨提供了栖身的形式。这种破坏性的嫉妒正是卢梭对利己主义、自爱心（amour-de-soi）和变态的自尊心（amour-propre，他关注的不是达成目标，而是摧毁路障）的著名区分的基础：

“原始激情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快乐，让我们只应对和其相关的事物，只具备天然自爱原则的事物——因而原始激情就其本质是全然可爱、温柔的；然而，障碍物的出现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原先的目标，他们更专注于克服障碍，对想要达成的目标反而不那么上心——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本性，成为暴躁又怀恨的人。这就是天然自爱，一种高贵而纯粹的感情，如何蜕变为变态自尊。也就是说，通过和自身的比较形成一种相对的情感，一种要求有偏好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愉悦所在纯粹是负面的，其并不力求满足我们自己的福祉，而只是希望让别人不幸。”

因此，一个恶人并不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一个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忙着为自己谋福利还来不及，哪里顾得上给他人造成不幸。坏人的首恶在于，他更专注于别人，远甚于自己。卢梭描述过一个精确的性欲机制：这是一种倒转，原先是在对象身上投入性欲，转而对障碍物本身投入性欲。这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原教旨主义的暴力——无论是俄克拉何马爆炸案，还是911恐怖袭击。对这两起事件，我们讨论的都是简单粗暴纯粹的仇恨：真正重要的是摧毁障碍物，即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而非实现真正的基督徒或穆斯林社会这样的崇高目标。

对于那些无法在西方社会找到合适位置或看到前景的受挫青年移民来说，这种法西斯化有一定的吸引力，给他们的沮丧提供了一个简单出口：装扮成宗教牺牲献祭、再加上物质满足（性，汽车，武器……）的精彩冒险生活。人们不应忘记，伊斯兰国同时也是一个贩卖石油、古代雕像、棉花、武器和女性奴隶的黑手党贸易公司，是“致命的英雄主义假设和西方物质堕落的混合物”。

它自我推动——这种原教旨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正是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暴力方式。人们同时也应记住，在西方国家本身的原教旨主义暴力形式（如反移民民粹主义，等）之外，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系统性暴力——从全球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到军事干预的漫长历史。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恰恰就是尼采所说的深度应激现象，是无能转化为自毁愤怒的表现。

我同意巴迪欧的大体分析，但仍感到其中三点有些问题。首先，宗教（法西斯虚无主义的宗教形式）被简化为一个次要、肤浅的特征：“宗教只是一件衣服，跟问题的核心毫无关系，只是一种主体化/主观化的形式，而非真正的内容。”在从古老宗教文本探寻今日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根源（所谓“这些早已写在《古兰经》了”）是误导这方面，巴迪欧是完全正确的：人们应该转而关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并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视作把嫉妒转为仇恨以抵御其诱惑的一种方式。但是，从一个批判的视角看，宗教也许并不总是一件外衣，而可能是问题的核心？难道宗教在其核心不就是人类困境的一种“主体化形式”？而这不正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外衣确实就是“内在核心”，也即个人体验其处境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法回头，从外部或多或少看看事情“实际上的样子”……接下来，就是对难民和移民的过快认定，带来一个“游牧无产阶级”，“一群茫茫大众的虚拟排头兵，这些人的存在是不算在（prise en compte）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里的”。难道这些移民不正是最执迷于“渴望西方”的欲望，受到霸权意识形态最强烈束缚的那群人吗？最后，是我们应有的天真要求：

“去看看被谈论的那个他者是谁，他们到底是哪些人。我们必须收集他们的思想、理念、他们对事物的观点，并把他们和我们自己同时刻写在人性命运的重大视野中。”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个他者，根据巴迪欧自己的描述，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被嫉妒和仇恨这两种相反态度所占据，这一仇恨最终表达出了自己被压抑的对西方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仇恨变成了自我毁灭）。这是一种天真的人道主义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其预设了，在这一欲望、嫉妒和仇恨的恶性循环之下，有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全球一致的人性核心。难民里有许多叙利亚人看上去是个例外，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在过渡性的难民营，他们清理自己留下的排泄物，他们表现得礼貌而尊重，其中不少受过良好教育、会讲英语，他们甚至还经常为自己的消费买单......总之，我们觉得他们就像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中产阶级。

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说：暴力的难民只是少数，事实上绝大多数都对女性十分尊重……这当然符合事实，但人们还是应该仔细审视一下这一尊重的内涵：什么样的女人受到“尊重”，从她身上人们又在期待什么？如果对一个女人的“尊重”，限于（并仅限于）当她符合忠实完成家务劳动的温顺仆人的理想形象，而如果她“变坏”了、完全独立自主了，她的男人就有权利对此出离愤怒？

我们的媒体通常在“文明的”中产阶级难民和“野蛮的”下层阶级难民之间画出分割线，那些野蛮人偷窃、骚扰我们的公民、对妇女行为暴力、在公共场合排泄……但我们在抵制这一切种族主义宣传之外，更应该鼓起勇气，来辨识出其中的真理：残暴，对弱者、动物、女性等的彻底残忍，是所有“下层阶级”的传统特征；他们反抗当权者的一个战略就是，始终展现残暴的可怖一面，由此来破坏中产阶级的得体感。对于科隆新年夜发生的事情，也同样易于从这个角度解读——这是一场下层阶级的淫秽狂欢：

“德国警方正在调查新年夜科隆市中心多名女性遭性侵、抢劫的报告，一位部长称之为‘全新的犯罪层面’。据警方介绍，那些需对性侵和抢劫嫌犯，都来自阿拉伯和北非。警方收到了超过100起报案，其中三分之一和性侵有关。市中心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区域’：有500—1000名据描述醉酒并具攻击性的男子，被认为在这个德国西部城市的城中派对上实施了袭击。他们到底是独立还是分别组团作案，目前仍不清楚。报案女性称，她们被那些骚扰和抢劫她们的男子紧紧包围。有人在人群中投掷烟花，增加了混乱。一名受害者被强奸。在据说遭性侵的女性中，还有一名便服女警。”

如预期的那样，事态益发严重：现在女性的报案已超过500起，在其他德国城市（和瑞典）也有类似事件发生。种种迹象表明，袭击经过预先安排，加上右翼反移民野蛮人的“文明西方的捍卫者”正以攻击移民作为反击，于是暴力的螺旋眼看着就要转个不停……而且，正如预期的那样，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左派也在调动其资源，以淡化这一事件，一如他们在罗瑟勒姆（Rotherham）性侵案中所为。

但是，这里面还有更多，更多：科隆狂欢应被置于一条长线里来审视，其中第一个有记载的案子可以追溯到1730年代的巴黎，即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所谓的《屠猫记》——一群印刷业学徒虐待并杀害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比起师母的猫，特别是她的最爱la grise（灰猫），这些学徒们受到的待遇要糟糕得多。一天晚上，这群男孩矫正了这一不公平状态：他们把一群半死不活的猫垒在庭院里，然后把它们挂在简易木架上，这些男孩神志不清地高兴、发疯、大笑......为什么杀戮这么好笑？

在狂欢节期间，老百姓暂停平日合乎准则的行为，并在缤纷的游行里堂而皇之地逆社会秩序而动，甚至在喧闹的队伍里把它颠倒过来。狂欢节是欢闹、性事、青年骚乱的高发季，而虐猫通常被人们整合进了这粗放的背景音里。年轻人们一边嘲笑着戴绿帽子的人或其他受害者，一边在一只猫边上转来转去，撕下它的皮毛，让它号啕大哭。他们把这叫作faire le chat。德国人称之为Katzenmusik，这个词可能就是源自猫受虐而发的惨叫。虐待动物，尤其是猫，是近代早期欧洲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凌驾于猫之上的权力，其精华也正是家庭生活中的最亲密部分：性。Le chat，la chatte，le minet在法国俚语里都是同一个所指，跟英文里的“咪咪”（pussy）一样，并且几个世纪以来，都担负着淫秽义。

那么，如果我们把科隆事件视作为一个自由放任（faire le chat）的当代版，会怎样呢？或者看作一场弱者的狂欢叛乱？这并不只是性饥渴男青年的一时冲动——如果他们要满足，会采取更谨慎而隐蔽的方式——这首先是一场满载着恐惧和羞辱的公共展示，把那些幸运的德国人的“咪咪”暴露在痛苦无助之下。在这样一场狂欢里，当然，没赎罪或解放什么事，跟真正的自由也没什么关系——然而，真正的狂欢节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给移民开蒙的天真尝试（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性观念是如何不同，一个穿迷你裙、微笑着走在公众场合的女人并不是在释放性邀请的信号，等等）都是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典范——他们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的原因。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干的正与我们的主流文化相悖，他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伤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他们这种嫉妒、进而报复侵犯的立​​场，而不是教给他们那些他们早已熟知的。

从此次事件得来的不易教训便是，让那些弱者以弱者姿态发声是不够的：要实行真正的解放，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接受（由别人和他们自己发起的）教育，直到获得自由。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杂志网站2016年1月1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