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影帝肖恩·潘的毒枭专访风波

影帝肖恩·潘的毒枭专访风波

近日，著名的流行文化与时事杂志《滚石》网站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核心内容是对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头目华金·古斯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的独家专访。绰号“矮子”（El Chapo）的古斯曼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贩毒组织“锡那罗亚集团”，他被指控在积累10亿美元个人资产的过程中犯下无数血腥罪行。他此前曾奇迹般地两次从重兵防守的监狱逃脱，成为全世界头号通缉犯。就在《滚石》杂志报道发表前一天，墨西哥海军和联邦警察在西部城市洛斯莫奇斯市经过激烈枪战，再次抓获了古斯曼。

据《金融时报》报道，这篇糅合了毒品、暴力、金钱、死亡和政治的独家专访，引起了西方社会高度关注，成为全球无数记者艳羡的对象。负责这次采访和撰文的记者就是肖恩·潘。作为社会活动积极人士，他多年来深度介入拉美政治、文化、人道救援等领域，而且往往以美国政策的批评者身份出现。他的“大佬朋友圈”也不乏卡斯特罗兄弟、查韦斯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这样的拉美政治枭雄。

作为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的最主要的受害国和禁毒战争主力，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从法律和公共道德的角度对肖恩·潘和《滚石》提出了猛烈抨击，包括“美化全球头号贩毒嫌犯；知情不举，未与官方合作协助抓捕嫌犯；干扰调查和抓捕，可能置执法人员和无辜民众于危险之中……”等等。

媒体行业人士和新闻学者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提出了更尖锐、更有力的质疑和批评。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媒体评论员大卫·佛肯弗立克（David Folkenflik）在一个节目中评论说，《滚石》和肖恩·潘“的确证实了他们没有能力呈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古斯曼的所作导致了何种杀戮和毁灭，在（美国和墨西哥）造成了多少伤亡。”

也有不少新闻人站在他一边。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斯蒂夫·科尔（Steve Coll）说：“拿到与一位被通缉的罪犯独家专访，是合理的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是谁。”

潘在文章开头披露说：“……我们与采访对象谈判达成谅解：这篇文章将在发表前提交采访对象批准。但他并未要求做任何改动。”这句话也成了批评这篇报道火力最集中所在。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滚石》和潘在这一点上触犯了新闻界的大忌。

《滚石》出版人维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首先，我并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我们过去也同意受访者审批过他们的引语……（给古斯曼审阅文章）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做出的一个小小交换。”

这种态度引发了更加激烈的批评。尽管各家媒体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多数主流严肃新闻机构拒绝在报道发表之前把全文提交当事人审阅或修改，也禁止记者以此为条件换取采访机会，因为他们认为这给了当事人干预内容的机会，有损“准确、客观”的核心价值。

在抨击这篇报道的同时，墨西哥政府还表示，正是因为古斯曼接受了潘的采访，他们才得以发现毒枭的行踪，并最终将他逮捕。墨西哥《环球报》（El Universal）还登出了据称是警方监控肖恩·潘拍到的照片。无论这种说法确实与否，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新闻伦理方面的难题：如果记者的报道行为影响了新闻事件本身，甚至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那新闻的“客观、中立”又从何谈起？

科隆事件进一步引发恐惧潜流

当地时间2016年1月14日下午，德国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市市长彼得-赖尔因为不满难民政策，将一车共31名叙利亚难民送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的办公室。 东方IC 图

据《纽约时报》报道，德国科隆事件之后，极右翼政党对这样的报道大做文章。他们长期宣扬传统成见，声称深肤色的外国人会威胁欧洲的身份和安全，而且欧盟在确保外围边境安全，同时有效地管理移民在内部移动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也被他们利用了起来。

牛津难民研究中心(Refugee Studies Center)的主管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说：“现在就是人人装作没看见房间里有头大象，即：巨大的恐惧来自于对伊斯兰教的恐惧”。他认为，目前最主流的政界人士既未能直面公众的这种恐惧感，也没有在移民辩论中提供足够清晰的条理，因此形成了一个真空，让反移民的领导者纷纷上前填补。

与此同时，调查显示，在法国、德国等国家，极右翼政党获得的支持正在增加。

在奥地利，右翼党派自由党(Freedom Party)总干事赫伯特·克科(Herbert Kickl)已经呼吁过立即停止接受新的庇护申请，在科隆事件发生之后，该党其他成员要求关闭奥地利边境。很多奥地利人虽然对自由党的议程非常谨慎，但也承认难民的涌入已经引发了恐惧的潜流，尽管该国几乎没有出现暴力事件。

维也纳左翼周刊《Falter》的主编弗洛里安·克伦克(Florian Klenk)说：“这是社会中的一道裂痕——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午餐桌上，在朋友圈子里。这是一种两极分化，但我们这里几乎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

另一位激进的左翼学者齐泽克延续之前的立场对肇事者进行了直接的谴责：即使（大部分）难民确实是逃离被毁灭国家的真实受害者，这也并不妨碍他们以做出可鄙的事。他认为，身居苦难并不是什么救赎之道：你居于社会底层的受害者身份，并不会赋予你在道德和正义方面的发声优势。

在齐泽克看来，科隆新年夜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场下层阶级的淫秽狂欢。媒体通常在“文明的”中产阶级难民和“野蛮的”下层阶级难民之间画出分割线，那些野蛮人偷窃、骚扰我们的公民、对妇女行为暴力、在公共场合排泄……但我们在抵制这一切种族主义宣传之外，更应该鼓起勇气，来辨识出其中的真理：残暴，对弱者、动物、女性等的彻底残忍，是所有“下层阶级”的传统特征；他们反抗当权者的一个战略就是，始终展现残暴的可怖一面，由此来破坏中产阶级的得体感。

互联网让贫富不均扩大

2016年初，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并没有以许多人所预期的方式发展，并警告互联网创新扩大了不平等。

在有些地方，互联网有助于遏制腐败，鼓励更多的女孩上学，还让公民能监督选举中的暴力事件。但据世界银行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一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以许多人所预期的方式，扩大经济机会、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相反，报告悲观地警告说，互联网的创新扩大了不平等，甚至加速了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的消失。

“数字技术在迅速扩散，但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及服务等数字红利滞后，”世行在宣布这份报告的新闻稿上说。那些已经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利用互联网经济的优势，但尽管互联网的覆盖在扩大，全世界仍有60％的人口不能使用网络。

世行的调查结果是在技术行业急于通过各种新方式扩大互联网接入的时候发布的，技术行业有时往往将自己视为世界上最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案。谷歌的潜鸟计划(Project Loon)旨在用一大群气球将无线信号发射到尚无互联网接入的地方。Facebook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用户提供了使用范围有限的万维网，但因此受到的强烈批评，尤其是在印度。

报告称：“正在投资数字技术、以及与之互补的模拟技术的国家将获得显著的红利，而其他国家有可能会落后。没有坚实基础的技术具有创造不同经济命运、更深刻的不平等，以及侵扰性政府的风险。”报告的结论是，一个社会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取决于该社会的性质。

报告发现，在某些国家，妇女被劝阻不要上网，而且，在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妇女拥有手机的可能性很小。世界上仍有20％的人口是文盲，这些人也完全不能利用互联网。在发展中世界，技术产业雇佣的工人几乎还不到全部劳动力的1％。在富裕国家，虽然技术产业雇佣3％至5％的劳动力，但他们仍仅占总就业人数的一小部分。

据世行的调查，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国家通过了隐私保护法，但其中只有51个是发展中国家。

世行还建议允许公司竞争，提高工人的技能使他们能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以及让政府机构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