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腐的成功与失败

【编者按】

四爷一直是影视剧里的常客，不过，他的形象总是定格在夺嫡时的城府深、残暴、不择手段。然而真实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励精图治、勤勉的皇帝，尤其是他力推反腐，即位之初，就终结了康熙朝遗留下来的朋党之争，同时针对多年以来形成的府库亏空问题进行彻查，无数贪官在这股清查风暴中落马。新书《雍正反腐启示录》把雍正定位为一位古代的廉政先锋，却没有把笔墨过多地放在他与贪官污吏的斗争上，而是剖析他反腐的得失成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评判雍正的反腐生涯。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章。

腐败如同一剂腐蚀剂，可以一点点腐蚀掉一个国家的肌体，这也是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理论上说，集权社会想要根治腐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由社会的根本体制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雍正的积极反腐可能会延缓腐败的加深，但不可能根除这一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顽疾。

用辩证的眼光来看，任何一项新政，任何一项改革，都有它的得与失，都有它的成功和失败之处，雍正十三年来的反腐也是如此。对于雍正的功绩，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过不少，接下来，我们就着重来谈一下雍正反腐的失败之处。雍正反腐最显著的失败就是其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多项反腐政策之中。

第一，在清查追赔的过程中，雍正虽然爱抄家，但也并非一棒子打死。雍正限期三年之内补赔，只要能在这个期限内把亏空的钱粮补上，雍正是会从轻发落的，也就是说，即使你的亏空数额巨大，足以定罪处斩，雍正仍然会给你留下生存的余地。对于一些有能力补赔的贪官来说，这显然是逃脱罪责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查追赔的目的只能追回被贪官克扣的钱粮，最大限度地填补财政亏空，并没有达到有效的惩贪目的。

第二，在取缔陋规的过程中，雍正仅仅是发布过谕旨，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雍正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尽管雍正即位之初就宣布取缔陋规，但仍有官员不断跳出来顶风作案。比如前文中提到的江宁织造曹頫，他在押运龙衣的过程中，因为过多地向当地驿站索要骡马、柴草而被山东巡抚塞楞额举报，进而被雍正革职抄家。需要注意的是，曹頫事件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年）的年底，距离雍正第一次发布取缔陋规的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如果雍正真的重视取缔陋规的话，身为江宁织造的曹頫怎么可能如此不当回事儿呢？而且，可以想到的是，曹頫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织品，像这样索要骡马、柴草的事儿肯定不是第一次干，而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被查处，可见，取缔陋规在当时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像曹頫这样的官员肯定大有人在。

第三，养廉银制度的实行本质上是雍正的一次妥协行为。明清两代官员的工资普遍很低，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也是腐败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雍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员低俸的问题，而是利用收上来的耗羡钱粮来发放养廉银，这本身就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而且，养廉银的发放标准不一，有的官员得到的养廉银是正常薪俸的几百倍，有的官员得到的养廉银只有正常薪俸的几倍，这种巨大的反差很容易造成官员心理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心理会诱使他们走上贪污的道路。

第四，捐纳制度的实施。捐纳，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比如东汉中后期和唐朝中后期。而到了清代，卖官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王朝。所以，你会看到清朝不少官员都是通过捐纳步入仕途的，比如李卫、田文镜、杨文乾。由此可见，清朝的捐纳现象是多么普遍。

捐纳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捐纳制度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朝初期，经济相对凋敝，财政也很吃紧，而连年的战事又需要大量钱粮，于是，清朝的统治者便想出了通过卖官鬻爵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弥补国用不足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清朝的政局稳定之后，卖官现象也逐渐形成了制度，这就是捐纳制度。

朝廷对捐纳的危害也是了解的，所以，清朝后来的统治者也几次颁布禁令，禁止买官卖官。但是，禁令发布没多久，很多地方官员就跳出来表示反对，因为这时的捐纳已经成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所以，每次禁令都无疾而终。某种角度上说，捐纳制度实际上是把官职商品化了，让它成为可以公开买卖的商品，大家竞价，价高者得。如此一来，选官制度就遭到了巨大破坏，有权有势之人可以不通过科考来谋取功名，即使是地痞流氓也可以混入官僚集体，整个官僚集体几乎成了菜市场，吏治能不败坏吗？

当国家通过这种形式出售官职时，实际上把政府的尊严也一并卖掉了。官员们对国家和政府也不再那么忠心，他们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做官也没有丝毫的责任感，一切的目的就是金钱至上。国家卖官是为了钱，官员买官也是为了钱，而当国家和官员都赚到钱的时候，最终埋单的只能是劳苦大众！

就是这样一项败坏吏治的弊政，雍正在十三年的反腐生涯中，从未涉及，也从未禁止，在如火如荼的捐纳现象面前，雍正选择了暂时性地失明。然而，捐纳制度是吏治败坏的根源之一，不对捐纳进行改革的话，任何形式的吏治改革都会徒劳无功。

第五，监察机制的缺失。我们现在知道，腐败产生的根源是权力的不受节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滥用权力时，他必将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而在清朝，能对权力起到监督作用的监察机制是缺失的。

根据清朝的法律规定，清代最高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地方上的监察工作则由各省督抚承担。这些监察机构负责对朝廷和地方大员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由监察机构弹劾检举出来的贪官污吏却寥寥无几，大部分贪官的落马是自行败落或出于一些偶然因素而被发现的。而且，不仅监察机构不给力，一些监察官员还产生了贪腐行为。

事实上，清朝的监察机构并非独立部门，它主要是为皇权服务，是天子的耳目。这种定位就造成监察机构的监察力度大大弱化，很难起到应有的监察作用。同时，在监察官员内部还存在满汉之分——主要分为汉科道官和满科道官。从表面上看，汉科道官和满科道官是平等的，可以相互制约的，但实际上，汉科道官的地位明显不如满科道官，这就导致监察人员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矛盾。汉科道官能力较强，但被压制，满科道官能力差，却占据高位，这也大大削弱了监察机构的监察作用。

监察机制的缺失，必然会使官员的贪污更加肆无忌惮，但是，雍正对此又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清朝政府根本无法对贪官污吏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也是雍正时期，尽管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贪官依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当然，雍正反腐的失败绝不仅仅是以上几点原因造成的，从根本上说，雍正反腐的失败是由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

《雍正反腐启示录》，烽火无烟/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