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专栏：这字不让写，你给换一个！

中国专制王朝时期，有些字是不能写的。

首当其冲，便是君王名讳，必须讳掉，不能说，不能写。真的逼急了要用，行，改个名字呗！你说凭啥我改名啊？没办法，一怪你父母给你起这名字，二怪你不是天子之尊，要不然，就是你逼别人改名字了！

秦末有个谋士叫蒯彻，劝韩信起兵谋反，未遂。后来司马迁写《史记》，说这人叫蒯通。只因汉武帝刘彻名字里有彻字，蒯彻只好改名了，可怜。

柳宗元《捕蛇者说》里，有句话叫做“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人风是个什么玩意？实际上是“民风”。只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这名字搁在这儿。

所以按这个逻辑，后来满清皇帝，给孩子起名，什么允禛颙琰，什么奕詝溥仪，有一点是好的：不是日常用字，不影响老百姓写字。不然，老百姓这也要避讳，那也要避讳，日子也过不了啦！

自然，单是避讳一下名字，那可还不够。专制王朝，最恨的就是一帮子文人，善于望文生义，指桑骂槐，简直要不得。最恨的是哪种呢？代指。

白居易写《长恨歌》，明明是唐玄宗，然而一开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之后就洋洋洒洒，全都是要默写要背的课文。好在唐朝风气也比较开放，虽然明知道你在写什么，但凡别指着天子鼻子，指名道姓地骂，也就过去了。

但到了宋朝，文人们互相要揪起来，就不得了了。文人最善于检举文人了。苏轼写一首诗说桧树，所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去跟宋神宗咬耳朵：“陛下您飞龙在天，苏轼觉得您看不上他，要去跟蛰龙说事。”这就属于没事找事。但是天子呢，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嘛。

清朝呢，敏感的字词更多了。可恨那时候，还没有敏感词检索机制，很难直接屏蔽，比如你用智能毛笔，写一个违禁词，立刻被刷掉，多方便！好在有狡猾的读书人，懂得去告状。

清朝有位佘腾蛟，写过两句诗，叫做“为何虬髯翁，年年钓绿水”。江西巡抚一位姓胡的，就检举他要谋反。乾隆爷看了，觉得屁大点事，很不以为然。胡巡抚很作死，还特意给乾隆爷上课：“虬髯客是风尘三侠之一，是曾存心企图推翻隋朝的义士；现在这个姓佘的感叹虬髯翁只好钓鱼，就是想谋反而没气力……”

然而乾隆爷一辈子写过四万多首诗，最觉得自己有学问，你居然来给他讲典故，反过来给他上课，真是活够了！于是乾隆爷把胡巡抚骂了一通，说是吹毛求疵，就过去了。

当然，从那以后，中国文人还是多少懂得了，要代指。要写什么事，都说是前代，不敢说本朝；要描述哪位大人物，也得指东划西，不好明说。

凡是读过中学语文的，都会恨文人写字，动辄用典，烦人得紧。却不知道在那时代，许多话是不好明说的。只好找人当靶子呗。

关于历史人物的臧否，也是要地覆天翻。比如洪秀全，晚清的时候，那是妥妥的长毛反贼，无须细表；民国时，梁启超先生、孙中山先生与胡适先生，对他就有个翻案了。因为立场不同，所以得借人说事。

更好玩的，是李自成，被拿来做靶子用了。

1944年1月，《新华日报》请翦伯赞等诸位先生，去到郭沫若先生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商讨。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说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再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具体想说些什么，李自成农民起义在1944年指代的是什么，一望而知。

12年后，1956年，金庸先生写了《碧血剑》，也借袁承志之眼，看到了明末故事，看到了李自成进京，却也看到了李自成势力内部功成之后的骄横与粗野。于是袁承志最后远避海外去了。

哪位说了：这么有话不好直说，只好找其他字来代替，最后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话说，后羿的老婆，奔月的那位嫦娥，原来设定叫姮娥。因为要避讳汉文帝刘恒的名字，改了。如今时间久了，大家都想不起她原来叫姮娥了。

您看：你老是没法有话直说，只好借别的字说事，最后，大家就会忘了你原来想说的那些东西了。

这就是古代帝王们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