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立雪”之有无

近期读到《澎湃》上登载的《程门立雪的真相》，作者长篇考据之后，严责嵩县管理部门不顾事实“真相”，要求有关部门“重立碑文”，“以正视听”。当然，现在各景区为招揽游客，往往不惜附会穿凿；今人所立碑文，也的确常常大煞风景。对此，我猜大家都心有此感。 只是，“真相”一词，却不免让人觉得悚然：千年之前的一桩小事，哪怕起游酢、杨时于地下，恐怕他们也未必能记得“真相”如何吧？其实，只消读一读这几年出版的各种《口述史》、《回忆录》，便会发现里面张冠李戴、增少为多、年份混乱之处，比比皆是。很多时候，“真相”早就在事情发生那一刻起消失于霾雾之中了。

“程门立雪”这个故事只见于《侯子雅言》中的一条（其他诸书均是抄改于此条）：

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首先，就明代仇英的《程门立雪图》而言，不论是将伊川之“打坐”理解作“瞑目而睡”，还是将“二人侍立”理解作“立在风雪中”，都显然是创造性地误解了这段文意。但是退一步讲，仇英的古文当然不会比我辈差，他如此构图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真相”，而是为了让场景更加戏剧化。指责仇英歪曲史实，就好比是指责拉斐尔在《西斯廷圣母》把圣母和西斯笃一世放在一起是犯了年代错误。其次，侯仲良是否就可靠地记录了“真相”，还是只是提供了一个类似禅宗公案的话头？似乎他并不太招程颐喜欢，后者评价他“侯师圣议论，只好隔壁听”（《程氏外书》第十一）。最后，此条并没有明说， 究竟是程颐入定太深而全然不觉有访客来谒，还是两位访客不愿意惊醒正在入定中的程颐，还是二者皆而有之。无论如何，朱子摘取此条的用意，不过想指出， “打坐”（meditation）也是道学家程颐的一种修身方式罢了。

道学家喜欢学禅家打坐，并非新闻。不但陆象山的门人以“专做打坐工夫”出名，朱子自己却也同样教人静坐，“跏趺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答黄子耕》）。“结跏趺坐”（梵文作niṣīdati paryaṅkam ābhujya）就是佛教的打坐方法，把左脚、右脚分别搭在右股、左股的内侧，同时两脚脚心向上。而弟子立侍师父打坐，则是佛教中常见的母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程门立雪这个故事，即便不是直接出自二祖惠可立雪断臂求法于达摩的传说，也受到了佛教中类似故事的影响。特别是，惠可立雪的故事，还另有一个于公元二世纪传入汉地的（出自《道行般若经》，即《八千颂般若》）的印度源头。

《八千颂》叙述，常啼菩萨东行到揵陀越国的曇无竭菩萨处求法，还没有听到他说法，曇无竭菩萨就登上般若波罗蜜之台，一下子打坐打了七年。常啼菩萨不愿意打扰他打坐，于是立于门外，告诫自己：“师入在内，我义不可卧，不可坐。须我师来出上高座说般若波罗蜜，尔乃坐耳。”结果，他就站着经行，七年不坐不卧。不但不能坐卧，魔波旬还故意从中捣蛋，把曇无竭菩萨讲法所用的高座弄得污秽不堪。常啼菩萨找不到水，就只好割破身体取自己的血水来洗擦高座。由于《八千颂》的地位以及它的前后七个译本（包括鸠摩罗什译出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故事能够影响到禅宗甚至道学，也不足为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的“真相”，“程门立雪”的故事，不比常啼菩萨的故事更“真”或者“不真”。换句话说，与其探讨它们的“真实性”，不如探讨它们的“故事性”。举一个切近之例。侯仲良的同时代人认为侯仲良得到过周濂溪之传（如祁宽《通书跋后》），但是朱熹却认为侯仲良气象太小，不可能得周氏之传，甚至认为他都没有见过周濂溪（见《伊洛渊源录》卷十二）。这时，与其讨论到底谁的说法更接近“真相”，不如讨论朱熹是如何有选择性地构建了道学谱系。“真相”如何，有时候完全没有意义；相反，抓住后来阅读者眼球的“假象”，才往往有更多值得回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