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葛继勇：鉴真为何要冒生命危险东渡日本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近邻，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交往。日本在近代化之前从中国学习了大量文化要素，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日本遣唐使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代表。除了日本主动派遣使节来中国学习外，也有不少古代中国人曾经亲自前往日本，但如今中国史籍中明确记载赴日的中国人却只有著名的鉴真和隋末唐初的官吏高表仁。

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葛继勇的专著《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在本书中，葛继勇以《日本书纪》、《续日本纪》为中心，结合其他各种史料和文献记载，对七世纪到八世纪的赴日唐人进行了系统研究，从日文史料中钩沉、考证出大批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填补了此前研究的空白。

葛继勇是近年来国内颇有成就的古代日本史青年学者。2011年陕西西安发现了唐代百济人的《祢军墓志》，很快引起中日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围绕志文中的“日本”一词是否为日本国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葛继勇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经过研究后发现，《祢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与“扶桑”、“风谷”与“盘桃”为相互呼应的同义词汇，均为东方之意，并不指代日本，因此墓志上的“日本”二字并不是国号，这就否定了此前很多学者认为这块墓就是记载日本国号的最古实物的说法。

葛继勇的文章写成后先在日本发表，随即引起《读卖新闻》等著名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此后，他还联系、主持中日学者讨论“新出《祢军墓志》与‘日本’国号问题”，系列文章已刊发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围绕七至八世纪的中日交流史相关问题，对葛继勇进行了专访。

澎湃新闻：中日文化交流史是否可以从所谓的“徐福东渡”算起，有不少人相信徐福确实到过日本，乃至成为日本人的祖先？

葛继勇：我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可分为四个阶段：汉魏、南朝、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

为什么不从秦朝的徐福东渡开始算？关于徐福东渡，最早的记载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后来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徐福确实抵达过日本列岛，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和传说。

徐福东渡到过日本的故事之所以后来会流传开，主要是后人的追溯和附会，包括日本方面也想把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溯得更古老一些，与秦始皇拉上关系。《日本书纪》《古事记》这两部日本最早的文献都把日本国的历史推到公元前660年建国，但我们知道像日本史料中关于前十五代天皇的记载都不太可信。

中国史书中直到西汉时才有关于“倭人”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消灭卫满朝鲜，并在那里设了四郡（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因为中日之间的交流往来在六朝之前都要通过朝鲜半岛，所以从地理角度说，只有当西汉控制朝鲜之后，才有可能与日本直接交流往来。

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王开始向东汉朝贡，光武帝曾赐予其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这也是能够证明中日开始往来的重要史料。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后时，也曾去过这枚印出土的地方，根据出土地点，我认为当时中日交往是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还达不到再向东去的本州岛、大和地区。

所以准确来说，我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应该从汉朝开始算。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为什么会聚焦于七世纪到八世纪？纵向来看，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交流有什么特点？

葛继勇：我认为真正有效的文化交流一定要有人物往来，所以我的研究比较侧重于人物，我的硕士研究对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到日本去的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中国并非统一王朝，一直处在分裂的状态中，这时的文化交流会比较看重政治、军事。只有在政治安定的时代，才能够谈到具体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所以可以说中国在汉魏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往来。

往后看，从唐朝末期到宋代，中日之间主要是民间贸易往来，而且多在沿海地区，尤其到明朝还有倭寇等问题。其实宋代以后，中日之间正式的外交使节基本就没有了。

现在学界研究表明，唐朝时日本派遣遣唐使有20次之多，其中八世纪次数最多，到了九世纪只有2次。这样前后对比来看，可以说中日之间的交流往来主要集中在七到八世纪，因为日本大批的遣唐使都集中在这一时间段。

日本在七世纪派出的遣唐使一般只有两艘船，每艘船上搭载120个人左右，总人数就是240人左右，到了八世纪，日本每次就增加到四艘船，总人数接近500人，而且其中以留学生居多，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遣唐使船只中途遭遇海难而不能成功抵达的情况。所以总体来看，七到八世纪时日本人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文化。

反过来我们看这一时期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移民日本史上可谓是低潮，不再有因战乱而主动大规模地迁徙，也没有高官贵族及其子孙后裔家族集团性的移居。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唐人赴日多受遣唐使邀请、搭乘日本遣唐使船，他们到日本后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能活跃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并做出巨大的贡献。

澎湃新闻：日本人是否一直称呼这些东渡的中国人为“唐人”？

葛继勇：日本史籍中最早称呼中国人为“秦人”、“汉人”，但意思并非是秦朝来的人或汉朝来的人，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中，“秦人”、“汉人”只是一些携带丝绸、有织布技术的人。

古代日本人最早接触的“外国”是位于今天韩国釜山地区的一个小国家叫“伽罗”国，然后就是朝鲜半岛南部的“韩”，而后伴随与中国的交往，“汉”也被用来指代外国，到后来“唐”也成为指代外国的用语。因此，随着国际认识范围的扩大，日本人指代外国的“伽罗（KaRa）”一词逐渐被“韩”“汉”乃至“唐”代替，但它们的日语发音都是KaRa。

根据日本史书记载，630年舒明天皇第一次派出的遣唐使回国之后报告说，唐朝是文物、法律、社会制度都很完备的一个国家，需要向唐学习。因此可以说，直到唐朝时，日本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大帝国，他们把那些从唐朝来的人叫做“唐人”。

随后，“唐”以及“唐人”的称呼并没有随着唐王朝灭亡而被弃用，它也成为后世日本人指代中国王朝的特定称谓。比如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虽然日本人知道我们已经改朝换代，但他们还是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称呼那些到日本来做贸易的中国船只为“唐船”，而不是“明船”或“清船”。由此可见，唐朝在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澎湃新闻：鉴真和尚应该是这一时期中国人赴日的典范，也最为公众熟知，但关于鉴真东渡的真实原因在学界似乎仍有诸多谜团。

葛继勇：鉴真和尚之所以被看作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的典范，我想除了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之外，还因为他在赴日之前在唐朝也是很有名的高僧。但由于他东渡历程、在日活动等相关记载存世较少，所以留下了很多历史谜团，东渡的动机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近年来，经过日本学者东野治之、国内学者王勇（我的博士生导师）等先生的研究，鉴真东渡的动机等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了。

我们知道鉴真东渡一共有六次，前五次都失败了，而且古代在大海上航行可以说要冒着生命危险，鉴真为什么会坚持不懈地前往日本呢？

首先当然是日本人的邀请，这种邀请是国家性的官方行为，不是像留学生那种私人行为，因为古代佛教的传播必须要和政权结合在一起，这是推动鉴真东渡的第一因素。

其次，鉴真的佛教信仰也是促使其东渡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人一般都有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更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而佛教思想相对来说就胸怀博大，比如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它本身就是世界性的。

第三，是与南岳慧思转生圣德太子的传说有关。南岳慧思是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佛教有轮回转世的思想，所以慧思大师说圆寂后会“向无佛处受身，教化众生”，就是向佛教还未传达到的东方去传播佛教，但具体是哪里不知道。这种思想后来就传到了日本。日本有一位可以和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的伟人叫圣德太子，他听说后就认为自己是南岳慧思的后身。圣德太子是一位推动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伟人，遣唐使之前的遣隋使就是他主张派遣的。后来，日本的留学僧在扬州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鉴真，鉴真也学过天台宗，本身就对慧思十分仰慕，也早听说他的后身在日本，况且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就很想去传播佛教。

第四个推动鉴真赴日的因素是所谓的舍利信仰。我们知道，舍利信仰在佛教中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日本的唐招提寺中还供奉着舍利。鉴真在长安的时候曾经碰到从印度来的和尚，并送给他很多舍利，佛教中认为一个人得到舍利之后一定要赠予他人，所以他决定把舍利送给日本。但鉴真为什么单单要给日本呢？给中国的某个寺院不是也行吗？为什么要给外国呢？

这就牵扯到第五个原因，经过“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滋生了长生不老的想法，他痴迷道教炼丹，再加上唐朝李姓与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同姓，于是就比较推崇道教，当然佛教就受到了冷落。这样一来，鉴真要在中国弘扬佛教就很困难，所以必须要到另外的国家去。而且鉴真后来还从日本和尚那里得知日本君王不信道教，这就更为他推广佛教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往的学者在谈到鉴真东渡原因时，一般只强调某一方面，但我和我的老师王勇教授一直强调要多方面地综合探究鉴真东渡的真实动机和历史贡献。

澎湃新闻：鉴真东渡一行的人数规模是怎样的？现在除了鉴真之外，其余同行之人的事迹似乎都湮没无闻。

葛继勇：根据现有史料记载，鉴真一行大概有24个人，其中有1人是尼姑，还有2人是在家居士，另外还有21个人现在我都把具体名字给考证出来了。可以说，鉴真东渡以及他在日本作出的贡献，是在其同行弟子等人的协助下实现的，其中法进、思讬这两名弟子最为重要。

我们要知道鉴真是一个到日本之前就已经失明的人，而且到日本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很多事务都是靠他的弟子来完成的。他的弟子们到日本时是30多岁，实际上参与了日本的很多国家大事，与天皇朝廷的联系很紧密。

鉴真在到达日本后，居住在日本最重要的寺院东大寺，后来他自己又建立了一个私人性的寺院叫唐招提寺，于是就把自己原先在东大寺里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弟子法进。此后国家性的佛教事务都是由法进主持或参与推进的。

而思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鉴真东渡以及移居唐招提寺后的诸多事迹，都是由他这名弟子记录下来的。思讬留下了很多鉴真的传记，所以如果没有思讬，鉴真的很多事迹我们将无从知晓。

鉴真去世前，唐招提寺只有几间小房子的规模。他去世后，日本把建造皇宫的材料用来继续建造唐招提寺。可以说，经过他的弟子努力，唐招提寺才从一个私人性的寺院变为国家性的大寺院。

因此，可以说鉴真的许多丰功伟绩实际上都是由他的弟子们来完成的，所以我主要就是研究鉴真的两大弟子——法进和思讬。对此，日本和国内学者都很少有人关注。

澎湃新闻：鉴真东渡对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带来哪些影响？

葛继勇：鉴真一行到日本之后，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带来了深刻影响。他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一直作为日本律宗的总本山，历经1260年的风雨，如今还在。唐招提寺中的讲堂、金堂等建筑和里面安置的佛像、鉴真坐像现在都是被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

当然鉴真东渡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不仅有物质的，还有精神上的。他不仅完善了奈良佛教界的戒律，而且还给日本带去了天台宗、华严宗等经典，使得日本在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方面都染上了浓厚的盛唐风气。其中，鉴真带去的天台宗经典还对平安时代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产生了启蒙作用。

而鉴真的弟子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参与授戒，还写了很多经典的论述，从理论上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另外，思讬非常擅长制作佛像，写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和《延历僧录》，它不仅继承开创了“僧侣传记”类文学，也为后世“往生传”类文学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澎湃新闻：除了鉴真一行外，这一时期还有哪些几乎不为人知的赴日中国人？

葛继勇：目前中文史书上记载的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只有鉴真和高表仁，其他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在中国属于无名之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表现，对古代日本的朝政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为古代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例如，袁晋卿就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到日本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因为会《文选》《尔雅》等古音韵，就受到日本政府的重用，当过相当于今天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的职务，而且还当了两个国（相当于今天的省）的长官，所以他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他在中国不是很有名。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人叫皇甫东朝，之前只在日本文献中有记载，但2010年考古发现了一件器物上面写有“皇甫东朝”的名字，这也证明了这个到日本去的中国人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