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号贩子帮医生提升价值?实质是医生成“给黄牛打工”

公子无忌/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

2016-01-29 07: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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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的“天价挂号费”事件已经发酵了几天。
视频想必大家都看过了。东北的小姑娘口中的“这可是首都啊”、“如果哪天我死道儿上了,这个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刺痛无数人的神经。而她痛斥的号贩子“咋这么猖獗”,也拷问着挂号难的社会病患。
是的,这已经早已不是新闻。
20年
大医院的号贩子、尤其是北京三甲医院的号贩子,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
恐怕已经很久了。在岛叔查阅到的数据里,1995年,有一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大医院挂号处有“号贩子”作乱》的文章,里面写道,在眼科病专科医院同仁医院,当天的早上6点半,已经有百十号人在挂号。山东省一农民给同仁医院党委的信中说:“我看到很多外地人都从倒号的人手里买高价号,也有人把三块钱一张的号120块钱卖给我,我没要,我们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啊……难道医院领导就没本事治这群坏青年吗?”
文中写道,“党委办公室的吴超英同志激动地对记者说:很多外地农民为了看病,是卖了家里的猪,甚至卖了房子来看的,昂贵的医疗费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上百元一张的高价号他们又如何买得起?”
1995年,10块钱的主任专家号能炒到200元,三块钱炒到150块;今天300块钱的号炒到4500,居然连倍数都是一致的。
当时的报道中,医院就曾组织保安力量、和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但结果就是“屡抓屡不绝”,“甚至发现一些外地进京人员竟以’吃专家号’为生”,并痛陈“如果说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可恨在扰乱了售票秩序,那么号贩子……无异于图财害命”。
“竟以”二字,显示出当时这种事尚属少数。那么,20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发展到了什么境地?
新浪的网络调查结果是,73.4%的网友在看病时遇到过黄牛,举报黄牛的只有14.8%,同时还有28%的网友为了看病会出高价买黄牛号。去年,仅在北京儿童医院,警方就抓了200多名号贩子;广安门中医院发出声明的当天,有记者实地探访北京的三家医院,也发现了号贩子的身影;今天,北京市警方还能抓到12名“顶风作案”的号贩子。
是的,“屡抓屡不绝”的,早已不是“新闻”。但长期存在的,并不代表是合理的。
市场?
有人说,号贩子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调节行为:本来专家号就属于稀缺资源,在现行的定价体制下又价格不贵,那么必然催生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花时间排号的人就可以买号,获取了就诊的机会;高昂的价格也分流了需求不那么刚性的患者。而且,通宵达旦排号的号贩子,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呢。
勤劳致富、愿打愿挨,敬畏市场规则,大概就差说这是第三产业拉动了GDP吧。
问题在于,事实真的如此?
我们先回到视频。女孩的控诉是,之前黄牛搭讪女孩,女孩嫌贵没买,觉得可以通过排队挂号,就挂了两天;但是号贩子“打打骂骂”,并撂下狠话“你就站在这儿,我看着能不能让你挂上?”;而通过正常排队的女孩,确实就没排到号,而且号贩子还有加塞、恐吓等行为,甚至号贩子组织排队秩序。
换句话说,我们先退回到最基本的:哪怕你黄牛跟我是同样排队竞争,你比我快,也就忍了。但是在现有机制(谁都可以排队等号)的机制下,黄牛通过破坏秩序的行为获取资源,人为提高了交易成本——这还尚且不论黄牛有没有通过内部关系、利益输送等非正常手段获取号源。
同样,涉及民生的问题,从来不能以单纯的经济学原理推演。演唱会、足球赛等场合存在黄牛,顶多是损失附加利益或者高端需求,但就医是一个刚性需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要求抛开道德的因素进行完全的市场竞价、高价先得,实质催生的是更高的不公。
话又说回来,即使是付出了劳动(通宵排队等),就理所应当地获得十几倍二十倍的收益?那这个钱看上去还是挺好赚的。如果没有关系、没有组织行为,看上去这还是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呢。而答案,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号贩子已经不仅仅是单打独斗的行为,而是有组织、甚至公司化的完整产业链条。曾有医院表示,黄牛不仅有“帮派”,还雇用劳教释放人员、无业人员、无证人员来排队挂号;黄牛甚至威胁保卫科工作人员,四五个黄牛尾随保卫科科长下班,威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有网友计算,如果一张专家号平均赚1000块钱,全北京仅三甲医院就有75家,一年接待病人量以千万计;就算其中有1%的号是通过号贩子出去的,那也是数以亿计的市场。如果说这个市场的长期存在会没有灰色生态链,完全由票贩子们通吃利润——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就算我们认可经济学的理论,认为4500的价格符合这个医生的实际价值,那么这笔钱有没有进入医生的口袋里?大概率的事件是,不会。很多医生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实际上却成了“给黄牛打工”。一方面是患者需要付出高价来获得就诊机会,另一方面是医生待遇依然偏低,中间的差价却供养了一个庞大的“医疗中介”团队——这不就是医疗版的“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么?
漏洞
的确“合理”。前提是,这个“理”指的是医疗的现状,也就是催生号贩子的土壤。
技术上,这里有操作的漏洞——
从号贩子层面说,收益和风险是完全不对等的:即使被抓住,现行的法律条件下基本就是行政拘留几天,收益的诱惑极大,违法成本很低;
从患者层面说,现有的电话预约、网上预约体验并不好,基本只能挂三个月以后,同时无法复诊、不能制定专家,如果再加上号贩子的恶意刷号、囤号倒卖等行为,就更难预约;
就连医生,也觉得预约的方式在操作中有许多不便,如停诊、调诊困难等。而医院如果再没有真正实现实名制,也就无法阻止刷号。
而相关部门的监管漏洞,同样自不必提,一定是缺位的。
从本质上说,这确实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高端的医疗资源有限,且容易集中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当中,疑难杂症只能上这儿来,但医生数量有限每天看的病人也有限;同样,在政府定价机制下,即使是院士级别的专家,挂号费也就是300-500元左右,大量的病人涌来,哪怕不是真正疑难杂症的病人,只要有钱,也觉得挂专家号何乐而不为;医疗水平的层级性差异(特大城市、省城、市县乡乃,或者三甲、二级乃至社区医院),严格的转诊制度没有建立,更使得这种本身旨在普惠的政策设计,变成了资源浪费、寻租丛生的局面。
的确,号贩子的存在并非“看病难”的原因,而是这种现象的结果。但这是一枚恶果,是横亘在所有病患及其家庭、以及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枚恶果。
稀缺资源的分配,从来都是一道社会难题,尤其当这道难题附加了民生属性的时候。看上去,现实的操作手段,无非是从立法、执法、监管上提高号贩子的违法成本,加大打击力度;同样,医院信息的共享、更严格的实名制,也是操作手段上的必选项——换句话说,如果供给端的资源短时间内无法得到量级上的增加,那么至少应该保持现有条件下的相对公平。
根源呢?恐怕是一道长期的难题。至少从现在看,建立高质量的私立医院、同时在公立医院中实行严格的实名制与转诊制度,是一条看上去可行的道路:让有钱人通过高价,以低时间成本获得医疗;让没那么有钱的患者,小病在级别较低的医院解决,疑难杂症则层级转诊,以相对公平的价格获得专家诊疗。后面一点,这就跟畸形的城市病一样:如果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获得良好的就业、教育、医疗机会,谁会愿意跑到大城市里蜗居漂流?
在这之前,医疗资源的供需不平衡恐怕还将长期存在。
最后扯一句离题稍远的话。岛叔的一位朋友在医院工作,待遇远称不上丰厚。女儿尚在幼年的他,曾经说了一句很多医护工作者可能心里都有的话:长大了学什么都行,如果学医,那就“不认这个女儿”。
为什么?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如果辛苦工作的医生(再加上之前的教育成本)都没有安全感每天还得戴着头盔上班、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尊重感上也没有获得感,那么谈医疗端的有效供给,就是一句永远达不到的空话。他的另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搞臭一个行当很简单,但再把它搞起来,难呢。
责任编辑:王建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号贩子,北京,医院,公共稀缺资源,黄牛,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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