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保瑞：我拍《三打》是为了修正《大闹天宫》

导演郑保瑞，在今天的香港电影圈子里，毫无疑问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除了自己拍电影，也担任不少香港电影的监制工作。

早年《狗咬狗》、《军鸡》等风格化的影片充满黑色凌厉的cult风，《意外》在香港传统的犯罪惊悚类型元素之外加入出乎意料的反转和人性思考，入围了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的角逐。去年《杀破狼2》让他的影迷们重新看到《狗咬狗》中暴虐的血腥与黑暗气息。

拍《西游记》不是郑保瑞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职业导演，他想拓宽一下自己戏路，就接下了这个离自己原来的风格类型很远所以“没什么包袱”的题材。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下称《三打》）是郑保瑞第二部在大陆拍摄的电影。上一部《大闹天宫》让他欢喜让他愁。喜人的是影片以10.44亿拿下2014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愁人的是影片尴尬的特效和口碑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提起。

采访郑保瑞之前，与片方宣传的沟通中对方并不希望提及前作，郑保瑞自身倒是对之前不算成功的尝试表现出相当的坦然，自然而然地就说起来，说网友们在网上叫嚷着“第一部已经这么烂了，不要再拍第二部了”，这些意见他都看到了，甚至不止是观众，连他自己的朋友都劝他别再给自己找气受。

“还有人说你干嘛非要拍第二集，是不是他们给你很高的酬金？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很高。我觉得这是我修正自己的机会，我做了我才能过得去。”

【对话】

改编加入现代性个人解读，但直观看来是个元素丰富的大片

澎湃新闻：《西游记》的故事对于内地影响很深的，不知道这个名著对于香港的影响是怎么样的？您自己原本对《西游记》是什么样的认识？

郑保瑞：香港有一群人非常喜欢，但是没有内地那么普遍。香港也有把《西游记》拍成电视剧，但没有像六小龄童的版本那样成功的，每个假期都放。香港人对于故事没那么熟悉，但是人物形象是非常熟悉。可能《大话西游》让大家印象更深。

《西游记》给我很多想象空间，有些东西是既定的，比如孙悟空的形象，师徒人物关系，但是过程中，吴承恩先生留了很多空间给后人去发挥和想象。

澎湃新闻：创作者面对名著总是在改编时试图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或者解读，《大闹天宫》你处理成了一个孙悟空作为超级英雄的成长发家史，《三打》里的人物更多，你作了怎样的发挥？

郑保瑞：不管是不是超级英雄，每个人物在电影里面都应该经历让自己成长的事情。这部孙悟空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坐牢坐了500年刚刚重获自由的囚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一个很自信，特别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人，慢慢被唐僧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和尚收服，逐渐明白自己选择的意义在哪里。他会在小和尚那里发现自己没有的东西，片中孙悟空火眼金睛能看透“真相”，而唐僧肉眼凡胎看到的是“心相”。唐僧的大爱，是孙悟空和其他徒弟学习的东西。

最大的冲突是唐僧和孙悟空。我们改编的故事里，唐僧是第一次出行，第一次遇到孙悟空，也第一次遇到妖精，所以他就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见到每个人都想度化，结果发现理想和现实很不一样，到最后他还在坚持初心。他知道他为什么坚持。那颗心是他的几个徒弟都没有的。

这些也是我自己过去读《西游记》的时候就有的疑问，我觉得孙悟空那么厉害，那他为什么还会那么死心塌地跟着唐僧。拍《西游记》也是我自己解答自己疑问的过程，给原来的问题找到一些动机。

所以我理解的过程是孙悟空从很相信自己到逐渐放下自己的一个过程，原来他很讨厌的那个金箍，到最后从一个束缚的枷锁变成一个加持他的冠冕。

澎湃新闻：白骨精成了这部电影里非常吃重的一个人物，这个妖怪你给她加了些什么？

郑保瑞：从剧本的角度来说，白骨精承担的就是一个反派人物，就是要给她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气场，这个气场是跟整个师徒团队要全力去抗衡的。所以就不能是原来故事里很简单的一个妖怪形象，如果简单的话，孙悟空那么厉害还需要打三次吗？所以这个角色一定要有能量。

找到巩俐之后，也给白骨精找到改写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巩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演白骨精一定也会让人看到这个角色背后的故事。白骨精在《西游记》里面是唯一一个由人而来的妖怪，其他都是什么菩萨、星君身边的童子、坐骑、法器之类的东西幻化来的。

那我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宁愿做妖而不愿为人，她一定在做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失望的东西，对人生感到绝望，她已经不相信人性了。所以巩俐能够给白骨精多一点维度，我希望这个反派不止是一种反向的力量，她还是一个独立的有丰富层次的人物，能够立得起来。这也是打动巩俐说服她同意来出演这个角色的原因。

澎湃新闻：名著改编似乎从来都吃力不讨好，对于导演来说，怎么平衡这个创新的度？

郑保瑞：你自己有个界限，有些东西你不能过也不能多，主要是人物要立得住。还有电影有电影的节奏，一定要保持住。如果我想讲的东西，会打乱我的节奏或者结构，那就是危险的，在大的节奏下，有空间的地方我会放一点。还是我自己这么多年累积下的经验在做指导。

更直观地看，这个电影是一个融合了很棒的视效又有喜剧元素的魔幻大片，当然我们要平衡各种东西，现在既然定义为一个春节档的全家欢，就会把各种元素都做足，里面有一些思考，或者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和解读，这个观众抓得到就抓得到，看不到也没关系，看看电影本身的故事画面，就会是很好的体验。

我运气很好，第一次没做好还有第二次修正的机会

澎湃新闻：你到内地来拍了两部《西游记》的故事，和你其他作品风格都不同，怎么会开始想要尝试这种魔幻题材的？

郑保瑞：《西游记》也不是我选的，我是被找来的，我也知道不是自己擅长熟悉的题材，但可能恰恰是因为这样，我才会选择接拍吧。其实刚找我的时候我也是蛮犹豫的，可能跟你们的反应一样，觉得跟我自己一贯的戏路也不一样。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风格是比较激进、比较暴力，在内地拍片要延续自己原来的一些风格是比较难的。

澎湃新闻：上一部《大闹天宫》对你来说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郑保瑞：是有很多经验累积，有好的尝试，也有不好的结果。虽然票房很好，但是在故事上、特效上都还有很多没达标的地方，也给我们很多反思，是很好的经验，希望能够收集到更多的意见，这次来改正。当然也不只是错误，有些真的是经验问题，比如怎么去跟特效人员沟通，怎么去安排拍摄和后期的进度。

这次我们拍摄的时间短了，特效量也更有的放矢。第一次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在摸索，摸着石头过河，之前也没有这个量级的特效电影出现过。

澎湃新闻：《大闹天宫》遭受的非议会打击到你吗？

郑保瑞：这看你怎么看。现在第一部出来的评论，我觉得大部分是对的。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当第一次完成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居然片方还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很多导演第一次搞砸了，第二部就根本不会再找他了。但现在我看作是第二次机会，把之前的遗憾再弥补修正看看。我觉得能修正的我都修正了，当然观众买不买账是另外的事情。

你说有没有难过，当然是难过的。难过为什么人家都看到而你看不到。

澎湃新闻：所以当时是真的没有看到？

郑保瑞：有，有发现，但是不论进度要求还是资金限制，都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也有些是真的没发现。我永远相信，每个导演如果发现有问题，一定会拼命想办法解决，如果装没看到，就不是导演了。但是发现了问题在，却无能为力，找不到方法，那个是最痛苦的。我也不是只有《大闹天宫》遇到，以前每次拍电影也都会遇到，你看到那个电影走偏了，你很想抓回来，但不一定抓得到。我相信电影有命。

澎湃新闻：这次呢？觉得做到多少分？

郑保瑞：每个电影都有遗憾，但不是现在来说，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来看。你现在让我谈对这个电影的看法，说实话是不太冷静。因为刚刚做完，自己已经看了一万遍，还刚刚要面对观众的各种声音，再做判断。电影拍完要一个沉淀的过程，现在不太清醒。我以前的电影也是两年之内我都不会再看，隔一段时间再看那些评价对不对。

其实商业片更需要沉淀，更需要冷静，因为它不是个人的东西，是更大众的东西。

如果一直拍《狗咬狗》，我会觉得自己停在原地

澎湃新闻：早些年你的电影曾经做过非常风格化的尝试，比如《狗咬狗》、《军鸡》，到现在做非常大的视效商业大片，你觉得这些年自己的电影观有怎样的改变？

郑保瑞：头五年是自己成长的过程，是自己发挥自己个性的尝试，都找寻完了，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也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了，然后要向更职业化的导演道路上再往前走。当然有人选择停留在自己的某种个人表达的路线上，我也很喜欢《狗咬狗》、《意外》那些电影，但是我如果一直那样拍，我会觉得自己是留在原地。

我知道走现在这个类型是蛮冒险的，因为没有基础，也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也可能因为这样，我没什么包袱，也不用想要融入自己的风格，或者遵从自己原来那批影迷的口味要拍那些很黑暗的东西，因为差太远了就完全不用考虑了。现在就完全是一个职业导演，被片方选中，就用自己的技巧，去讲一个故事。

澎湃新闻：作为导演，面对这种 “职业化”的选择，和自我表达的电影在创作方式和侧重点上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郑保瑞：其实“大闹”也好、“三打”也好，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投入。这次我再找唐僧、孙悟空、白骨精的三角关系去投入的。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悲观的人。这几年有改观，自己有了女儿，经历了自己哥哥突然去世。看到生命来，也看到生命走。我女儿也生病，一度以为是癌，后来没事。所以我对生命有新的看法。经历事情之后，悲观里会带着豁达，有看到悲观的事情里面蕴含的希望。

那你说这些感悟有没有放在《三打》里，有一些，比如唐僧面对众生的一种悲悯，但是又没有明显，是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说得多好好像有点出卖了自己，但是我还是想说，哪怕是作为很商业的电影，我也是放了感情在里面拍的。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其实哪怕是拍《狗咬狗》、《意外》的时候，风格也是我比较想避免的东西，不是很想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可能有些镜头、美术的味道让人觉得我就是个很黑暗的导演，《狗咬狗》可能太文艺了吧，那是人物决定的。

澎湃新闻：去年在香港拍的《杀破狼2》其实有回归之前风格的感觉，前面提到在内地拍电影很难延续你的个人风格，所以与内地的合作更重要的是看中这边的市场，而创作上还是在香港更自由舒服吗？

郑保瑞：内地当然是香港导演来寻找机会的地方，因为整个中国电影的核心创作力量都在北京。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打白骨精》这个量级的电影。还有你们说的“赚钱”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生活。还有就是想在内地这边实践看看市场到底有多大的容量。

但纵使我在内地做了一点点成绩，可我是从香港电影而来，所以肯定会在香港继续工作，不想那边的香火断。有些人会说我们会是最后一代纯港片的导演，那我们都北上了，还是希望香港的电影香火能继续延续下去，哪怕市场小一点，虽然不断有经历一些低潮，但香港电影还是很难死。两个市场都不会放弃的。

澎湃新闻：说说内地电影环境给你的感觉？

郑保瑞：在香港我们是从“红裤子”一步步上来，就是在片场从搬道具开始。内地确实很不一样，机会多了，少了跟师父的步骤，一来就自己做，因为不难找到机会。能不能把控，是每个人自己的修行。

这边现在很多电影人，虽然不在片场摸爬滚打，但是通过拉片子，看了很多电影，一个一个镜头去学习。但这种学习方法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底子不够踏实，有时候不是上了多少大师班就能拍成电影。当然大师们是很好，但是确实不是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