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返乡笔记之三：城乡之间，被撕扯的一代

2015年12月，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想回武汉找点事做，便于常回家看看。他家正在大别山主峰脚下，从浙江回去一趟不容易。在外奔波了十五六年的朋友，只在这两年才安定下来，每月有一万来块的收入。

聊起这么多年来对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通常只在过年时才能回老家的他，2015年想方设法多回了几次：一是八月底送孩子回老家读书，由亲戚帮忙照料；一是老母亲患了重病，在化疗，他就算误了工作也必须回去看望。

我们渴望常回家看看，渴望回家过年，其实与家乡贫穷与否、沦陷与否没有必然关系，与知识分子所谓“乡愁”也没有必然关系。一切只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我们的血亲在那里，根在那里。我们从哪里来，就要不断地回到那里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常说：比起我的许多同龄人，我要幸运得多，因为我从读书到教书，再去读硕士博士，一直身处校园，每年都有较长的寒暑假可以回到家乡，陪在亲人身边。也正是因为这份幸运，让我比同龄人有多机会观察家乡。最开始是无意识地观察，慢慢地就有了一份责任感，觉得应该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首先要让我的同龄人知道。

2015年我在老家做了几个月的调查，记录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在此摘录一些片段，奉献给各位。我更愿意以叙事为主的方式，让大家“看见”家园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与孩子相关

对打工的父母来说，最让人揪心的是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情感问题，读书问题等。以下三则笔记，涉及到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涉及孩子的教育状况。我讲述的只是耳闻目睹的几个事实，这些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及影响，或许我们现在还不能看得太清楚。

笔记1：打工的父母与孩子

每次回家乡，在跑乡下的班车上总能听到最生动的对话。那一天，坐在我前排的是两个妇人，都带着孩子。

妇人A指着身旁的小男孩说：“我这孙子翻生（爱闹腾的意思），你煮饭他要吃粑，你做粑给他吃他要吃饭，高高兴兴地买鱼回来他要吃肉，把肉买回来，他又要吃鱼。吃饭也不点实（不认真的意思），饭含在嘴里不往下吞，要打他，他才肯吃。做作业手拿着笔不动，要抽几下才做几个题。有一回，我一拍子拍过去，我觉得也没有用力，但就是在他背上打了这么长一道口子（她做了一个比划），看着这血口子，心里又很过不得。但这孩子啊，就是不听话。生得贱，就要打！他六岁了，只要他爸妈打电话来，就躲得远远的，从来都不接。”

妇人B：“哎呀，你看我孙子还只有四岁，也一样，他爸妈打来电话也从来都不接。”她又指着另一个女孩说，“他姐姐七岁，每次爸爸打电话来，就要说上一两个小时，爸爸说他要去上班了，她还舍不得挂……

每到年关，许多人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最大的期待就是见到自己的孩子。可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年龄在十岁以下的，跟父母并不亲近。父母回来了，见到孩子激动得要掉眼泪，但孩子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躲一边去了。春节期间很多，父母还没有跟孩子建立进一步的感情，就又不得不离家。甚至，当父母对孩子仔细叮嘱的时候，孩子却催着父母赶快回城市去。

笔记2：你的小学还在吗？

对于无数在外打工的农村人来说，绝大部分人的小学可能都已不在了。学校撤销的原因有多种：出生人口减少；乡村人口的外迁；父母到城市打工，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少父母在城市买了房子，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政府通过撤并学校的方式，可极大节约教育成本，以及推动城市化。

我所就读的大雾山小学被撤销也有十几年了。大雾山小学有两处旧址。第一处旧址还保留着，上下两排房子，却已废弃二十多年了。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拆掉了原来的村大队部和礼堂，建成了新的小学。十来年后，新小学的平房改建成了三层楼，最上一层供村干部办公，下面两层是村小学。楼房没有使用几年，小学就被撤了，于是整栋楼都成了村委会的办公大楼。

大雾山小学原校长周德坤老师对我讲：

“与大雾山村接壤的六个村，不仅大雾山小学，严家畈、二郎庙、大人冲、乌岩等村的小学也全被撤并，四周的孩子都集中到李家楼村读小学。大雾山村所属的百凤乡，原有18村，村村有小学，现在好像只剩下五所小学和一个教学点。

农村孩子现在读书成本真是太大了。大雾山及附近村子的孩子，到李家楼读书，一种情况是家长早晚用摩托车接送孩子，另一种情况是大人专门在李家楼租房子陪读，多半是爷爷奶奶过去照看，家里的田地就不能种了。在李家楼住着，一切都要用钱买，房租虽然不高，但生活费却不低。”

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大人陪读这种现象，这在各地农村愈演愈烈。

笔记3：看名著的学生多了

我在M县一中工作的时候，与学校对面海洋书店的老板交往很多。经常去他那里买书，每次都要给我一定折扣。找不到的书，他就在武汉进货时为我找。

因为交往多了，对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就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几年之后从上海回来，再进他的店，发现生意似乎比以往更火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要知道，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许多实体书店，即便那些开在大学附近的书店，也纷纷倒闭了。

他对我讲：“畅销文学，比如东野圭吾、一些励志作品，一直都卖得很好。目前卖得最好的是《龙族》，发货的第一天就卖了一百多本，玄幻类的，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最爱买这类书。但是郭敬明、韩寒等人的书，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下滑得非常厉害。杂志方面，《萌芽》《青年文摘》《读者》，一直都卖得很稳定。”

“跟以往相比，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问。

“最大的变化就是买名著的人多了。以前，一种名著一年卖不了几本，但是这两年各种名著都销售得非常好。卖得最好的是《百年孤独》，一年要卖一百多本。这大概与高中实行新课标，重视名著阅读有关系。”

二、农村老人怎么办？

农村最让人忧心的，莫过于留守儿童和老人。这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条件和政策的改善，相比以往，留守儿童的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很多人更愿意把妻子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或者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城市里读书。但老人的情况，却似乎越来越糟糕。

必须要承认，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农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经济发展了，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了呢？在今天的乡村，随便到哪里，你都不难听到这样的慨叹：“有两个儿子又怎么样？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一年顶多回一次，过年吃的喝的，还不是从我们两个老的这里拿？有儿子跟没有儿子有什么区别哟……”

儿女在城市打工，早已远离了农业，农村老人的劳动强度并没有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有所减轻，相反是加大了。而且，传统的文化生活消失殆尽，新的乡村文化还未创建起来。农村老人在种田之余，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心里非常寂寞。有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农村每年有超过10万的老人自杀，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今年五月，经过一个村子，坐在门口的老人喊我喝茶。这个老人很孤独，无所事事，无人说话，唯有每天坐在门口，看着公路发呆。她有五个儿子，除了一个是傻子，其他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过年时才回。儿媳妇倒是在家照料孩子上学，却并不管老人。去年腊月底，她肚子疼痛难忍，就想：要是一直这样疼下去，就把自己了结算了。她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放在床头。她骂过世的老头子：“我照顾了你一辈子，你现在倒快活了，就是不保佑我……”就这样一直骂，骂到下半夜，肚子的疼竟然轻了下来。第二天，她找到医生，说：“你开最贵的药给我吃，我有钱。”其实，她的钱是到年终才能领取的1000块的低保钱。“我问医生，我这个病好不好得了？医生说好得了，说我还要享好多年的福呢。”老人转述医生的话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儿女的留守老人尚且如此，对于那些根本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又有谁来为他们“防老”？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处境，我会选择“悲惨”。他们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绝大多数孤寡老人都有一身病，却无钱就医，更无人照料，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死去。幸好现在农村统一办了养老保险，年满六十的老人每个月能领取70块钱（前几年是55块钱），再加上粮食都是自己种的，也就不至于饿死。

近十年来，政府和媒体推出了许多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但是，这所有的典范在着重强调农民收入的增加、公共设施的完善、楼房的漂亮、环境的优雅之时，却在有意无意地掩盖老人的问题。事实上，许多老人，尤其是孤寡老人，不但被周围人歧视，也恰恰是新农村建设所遗弃的对象。他们没有力气，没有财力，也没有话语权去参与新农村建设。其中的种种权益，他们往往不能享受。

我曾在某省的一个古村落看到，为了发展旅游，当地政府让居民相继搬入附近的新村，新村的楼房格式和装修形式完全一模一样，这都是政府的要求，否则就不给建房补贴。而距离新村两里路的山脚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刚建好几间平房，泥土地面还没有干。他、痴傻的妻子，以及一个抱养的女儿，住在古村的一间低矮的老房子里。现在大家搬出古村，进入新村，他却因为无钱无力建楼房，就被排除在新农村建设的范围之外，也得不到任何补助。于是他就选择了在山下的一块田里建起了他的新房。

三、青年返乡之后怎么办？

返乡话题，最近这几年被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很多人对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也抱以厚望。但是，我还是要泼一瓢冷水：创业有风险，返乡需谨慎。

返乡青年中的少数人，因为所做的事情符合地方政府做面子工程和宣传的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绝大部分人恐怕并不能在农村找到养家糊口的依据，在家乡呆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不得不外出讨生活。

故事1：妹夫的生计

妹夫和妹妹在外面打了几年工，这两年就没有出去，因为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大孩子上幼儿园，小孩子还不到一岁。

妹夫花了七万多块钱，从舅舅手里买来一辆二手工程车，想着在本县境内或者附近找些事做。可是事情不多。偶尔有一点事，比如修高速路，也是做一天歇两天。

这两年来，中央对各级官员看得紧，官员再没有过去那样的胆子了。到了地方，不合理的建设不敢搞，合理的建设也不敢搞。不少早早计划好的工程不敢开工，有些大工程，已经平整好了土地，拆迁也搞了，结果就停在了那里。一些小型工程，没有关系很难进去。有的工程不敢进，因为承包人有着黑道背景。

况且，妹夫不善言谈，不会拉关系。在下面做事，没有关系自然很难找到事。

因为无事可做，妹夫的工程车一直在折本。想卖，又根本卖不出一个合理的价钱。——不少人都等着甩掉手头的工程车呢。有一回，妹夫借用小学的操场放车，放的时间长了些，地上的水泥都塌陷了。

在农村，大人可以想方设法节约自己的开支，但是孩子的开支节约不了，所以孩子的花销比大人高。没有经济收入，孩子的奶粉钱有时候都很困难。为此妹妹和妹夫没有少吵架。

——妹夫家原有五人：妹夫的父亲、母亲、叔父（哑巴）、哥哥、妹夫。五人都分有田地。哥哥结婚后，生一子。妹妹嫁给妹夫后，生有一儿一女。等于说，妹夫家现已增加了五人。二十年来，国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妹夫家新增的五人都没有田地。

如果将来同父母和兄嫂分开过，妹夫家只有妹夫一个人有田，不足一亩，又如何养得活一家人？

故事2：寻找人生的“事业”

夏春光跟我细哥是同学，现在也年过四十了。

他今年没有在外打工，而是回了家乡，一门心思搞创业。在大雾山半山腰公路旁的空地上，他新建了几间房子。——这条路是外来游客来大雾山看桐花的必经之道。要是大雾山将来搞旅游开发，他的房子所在地，就是开农家乐、卖山茶及其他土特产的最佳码头。房子外的山是他家的山林，山下是别人的荒田。他把别人的田租了过来，连同自家的山一起，用铁网围了。准备养鸡。养真正的土鸡，纯粹在山上放养。

经过两三个月准备，鸡养起来了，暂时养得不多，不到一千只。

我小时候常见夏春光跟细哥在一起玩，后来就很多年没有再见过他了，只知道他一直在外打工。今年他回乡创业，才晓得过去那些年他在外面干过很多事情，甚至当过水手，出海打鱼，刚开始在船上吐了三天三夜，后来才慢慢适应过来。又在武汉呆了好些年。中间还回家开过一段时间的四轮车，又到武汉开车……

说起回乡创业的初衷，夏春光说：“过去二十年多年，我做过很多事，但是没有一种事情可以称得上‘事业’，现在年过四十了，不能再等了，就想着弄点名堂出来。人生总要留点东西下来，你说是不是？”

其实搞养殖在农村并不新鲜。大雾山附近两个村子，有人也在搞土鸡养殖，销路似乎并不好，常在本地论坛上发帖求助；还有人搞山羊养殖，有国家的扶持资金，但羊却死得没剩下几个。

夏春光是在外面吃过苦的人，或许他的事业能够做成，做大吧？

四、田地彻底荒芜了吗？

当前中国乡村主要是靠老年劳动力来维持运转的。对老人农业是否有前途，我一直充满疑惑。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下，老人农业仍然是有效率的。

山沟里的田地多半是永久荒弃了。但平原地带的田地，农民们还在耕种，秋收过后便会出现季节性抛荒。这不像往年，不让土地放松一下，冬天的田野也一定种满了油菜、小麦、萝卜之类的作物。——许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一年之中只有过年才回一次家，看到冬天的田野荒芜，便以为家乡彻底沦陷了。

其实到三月往后——农村的年轻一些的人都走光了的时候——四野也正慢慢恢复生机。尤其是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农民忙着盘田、下谷种和插秧。这是乡村最热闹的时候。

平原上的田，绝大部分是主人亲自耕种，有的一家人全打工去了，就把田地租出去给别人种，租金当然是极其便宜，几乎是白送。在平原地带租田的人，有的是从山里来的，他们在镇上租房照顾孙子读书，顺便租点田，种些粮食吃。

稻谷收割后，平原上的田就休养生息了，不像过去还要继续种小麦、蔬菜和其他作物。

媒体上年年报道我国粮食增产，这也的确让人们很困惑：农村那么多田地抛荒了，45岁以下的基本都在城市打工，粮食怎么会增产呢？

其实，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粮食在增产？比如在我的家乡，随着种子改良和技术进步，作为主产的水稻，的确是在增加。小麦在以前也是我家乡的主粮，现在却少有人种，肯定是极大减产了。对于那些“副粮”——比如绿豆、红豆、红薯、南瓜、芝麻、油菜、萝卜等无法统计数量的农作物，种植的人更加少了。要知道，在过去发生饥荒的时候，副粮起到的救灾作用，有时甚至大过主粮。

老人农业在今天还有效率，但在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效率吗？

笼统来说，在今日农村，同是老年劳动力，对待劳动的态度，六十岁左右的与五十岁左右的农民有很大区别：前者一辈子生活在土地上，只是断断续续地去城市打过工，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基本还保持着对土地的感情和劳动的习惯，田地舍不得荒芜，该种粮食的时候还得种一点；后者则不然——他们一般都有着在外打工十多年的经历，有一定的积蓄，而且非常熟悉城市，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的巨大反差，种粮的付出与所得又远远不成正比，这极大程度伤害了他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不难想象，以“80后”和“90后”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他们在城市里耗光了人生中最富有活力的二十多年青春，而跨入老年劳动力的行列之时，且不说他们是否具备种田的技术和能力，单就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对待土地的感情，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又是何其远也！而到了那个时候，情况会是怎样呢？

五、谁来保护家乡的安全？

没有了年轻人，连狗都找不到的乡村，自然要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于是家家户户只好装上严实的防盗网，整日禁闭大门，但这些依然阻止不了为非的、作歹的趁虚而入。其它，诸如发生了灾变，亦没有人来救助。

这里记下几则故事。

故事1：

野火冲是个小塆，仅有五户人家。塆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常年在家的只有一个老妇人。

一日，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男子见一母鸡领一群小鸡在草地上啄食，就将母鸡捉了，一扭脖子，母鸡便死了。然后撬开一户老妇人家的大门，烧水拔毛。

老妇人在田里忙碌，突然望见房子上冒烟，以为着了火，匆匆往家里赶，却撞见此人正在煮鸡。虽有些害怕，仍壮着胆子赶他走。不料，此人操起菜刀，阔步向老妇人走来。老妇人见此，大骇，夺路而逃，男子追赶了数十步，又折回，打开锅盖取出鸡，美美地吃起来。

此时正值农忙，老妇人喊来周边塆子正在田地里劳作的七八个男人，却见此男子已将一只鸡吃完。他对大家挥着刀，喊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大家束手无策，唯有报警。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

有人找来大竹竿，从窗户口向男子捅去，男子就用菜刀剁竹竿，身上还是有多处被戳中，大约很疼，就丢掉了菜刀，一把抓住竹竿的另一端，同众人拔起河来。警察见此，一把扑上去，将男子按倒在地。

后查明此男子是个精神病。派出所将他带走的第二天，就把他给放了。

故事2：

有村子山林着火，村委会架上大喇叭喊人救火，承诺给钱，竟无人上前。倒是人人都出来观火，都在叹息。

不要单单责怪看客冷漠。

一来，基层自治组织在平日里并没有与群众建立精神联系，到关键时刻怎可能动员大家参与救灾？

二来，留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面对汪洋大火，有心也无力。

故事3：

我在M县教过的学生小项，经常将他回家的见闻告知我，供我作调研之用。以下的事情便是他的一部分记述：

我家住在M县宋埠镇大路河村五组，距离106国道仅500米，距离镇区三公里，交通比较方便。我们塆子有居民200多人。这次回家我进行了统计，平时（非春节期间）常住人口只有四十多人，主要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性只有不到10人。这些留守的男劳力一般白天都不在塆里，到其他村庄或镇上打短工去了。也就是说，一个原先有两百多人的大塆子，在平日的白天，仅有三十多个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家里。一旦有暴力分子或者偷盗抢劫者进入，他们根本没有抵抗能力。

回家第三天，就听说我的三奶奶在大白天被抢劫了。事情是这样的，她上午外出干活，正午回家煮饭，发现家里的大门开了，进去一看，一个青年男子正在她的房间里搜东西。她又惊又恐，问那男子干什么，男子一看是个老人，就回答他在找卫生纸，准备上厕所。三奶奶知道塆子都是老弱，便不敢呼救，让那个男子从容地跑了。事后检查发现，零钱不见了，幸好也只有四十多块钱。当然，三奶奶也没有报案。

小项对我感慨：“著名的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如果不从当前农村治保诸多小事件中吸取教训，今后必会有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留守群体会遭受更大损失。”

六、乡村的交通工具

笔记1：步行成了一件丑事

当城里兴起“走班族”、“跑步热”，在乡村，步行却已成为一件让人羞愧的事情。大家出门，多半骑摩托，少数人买了小车。班车只到小集镇上，从小集镇到各个村子，有的三五里，有的十几里，已经没有几个人步行了。

在大家眼里，只有最穷的人才用脚走路。

于是要租摩托车。比如从我家到名为“李家楼”的小集镇，不到四里路，摩托车收费要六到八块钱。塆里有叔爷，儿子在外面打工发了财，他在家连田也不种了，吃的是买来的粳米和精粉，来往李家楼，都是请摩托，于是大家都觉得他过得快活，很羡慕他。

那天正逢下雨，我赶着去县城，就叫了出租摩托送我到李家楼。师傅说，他出租摩托已经十年了，一天能挣几十块到一百块，过年的时候生意好，就挣得多。昨天挣了85块。一般来说，每挣100块钱，需要花费汽油费35块。

然后，又要从李家楼坐汽车去县城。恰逢中午，车上除过司机和售票员，只有两名乘客。车费6元，两人总共收费12元，大约连油钱都抵不上。司机说：因为车多人少，他们就把所有班车并在一起，分成两个班，一班跑一班休息。车休息人不休息，轮休车辆的司机得到正在跑班的车上当售票员。

笔记2：开上小车回故乡

2015年初，在《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一文中，我写了这样的话：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移动，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其实，春节不光是县城堵，连乡镇公路也开始堵，而且也正是车祸高发期。

2014年腊月二十九，我大清早从L县出发去M城，就在M县下面的小集镇给堵住了，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小车堵成了长龙，整整堵了四十分钟。在返回L县的时候，又听司机讲，去年初五，在L县三里畈镇桥头堵了三个多小时。这是去黄州和M县的必经之道，很多人急于火车站赶车，只好临时给司机加钱，改走高速。

车祸也是越来越多了，出事最多的情况是摩托车遭遇小车。

2015年春节，我所在的王家塆以及邻塆，就有三人发生车祸。在我家乡的一条笔直的公路上，一辆车因为躲避摩托车，直接冲到了路外的河里，四脚朝天。这是一辆分期付款的新车。车估计要报废，幸好人没有大碍，只是头上有几处伤口。后来请吊车将车从河里吊了起来。另一起车祸是一个人骑摩托带着妻子和孙女，被一辆小车掀翻，等他们从摩托底下爬起来，小车已经跑了。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直接被小车撞成重伤，失去了体内的一个器官。

我同学在qq群里发来一张照片，一辆从外面回来的小车，直接朝树撞去，卡在了大树杈里，还是请吊车从树上“打捞”了下来。

七、传统文化的没落

乡村的文化传统到底要不要保留，关于它的争论已经很多了。很简单就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大约都不明智。但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想清楚：如果所有乡村都在复制城市的生活方式，所有农民都按照城市人那样去想问题，那也必然是一场灾难。

乡村的很多文化传统，包含着几千年的民间经验、智慧，也包含着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看待事物的方式。丢掉好的传统，表面上看，丢掉的可能是某一个事物，某一项手艺，核心却是丢掉了自己的智慧，丢掉了审美观。

当然，乡村的文化和传统，有着无数内容和具体形态。以下这则笔记是关于传统中医养生方面的——

清明节，冒雨去祭祀外公和外婆，中午在大舅家吃饭。

大舅说起去年送给他的那本书，真是雪中送炭。他按照书中“醋浸黄豆”的方子，每天坚持吃，治好了多年的便秘，嘴也不疼了。从我记事起，大舅常常嘴疼，烤火上火，吃辣椒上火，喝一点啤酒或饮料也上火……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因为害怕上火，很多东西他都不敢吃，栎炭火不敢烤，即使在三九寒天，睡觉也不关窗。可是这些都没有根本效果。大舅说：“你看我以前，用调羹盛汤，送到碗里的时候，汤只剩下一半。现在，吃了醋浸的黄豆，手颤好了很多。” 

舅妈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尤其容易得感冒。往年一感冒，就要租摩托去镇上打点滴，甚至住院。今年春节前后感冒过两次，大舅按照书中的方子，两次治好了舅妈的感冒，既省去了打点滴之苦，也节约了钱。

大舅说的这本书，是前几年在火车上买到的一本集中收录民间传统药方的书籍。那次寒假回家，我选择坐慢车，想了解下春运时慢车的客流情况。夜里，有人推销书籍。我对火车上推销的商品，向来拒斥，但这回，我拿起那本放在我面前的书，翻了翻，立刻就被吸引了。因为我随意翻到的几个方子，都是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过，且使用过的方子。——这些方子，现在大家早不用也不信了。

我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2011年，我在上海读研，寒假早早就回来了——大约是我二十年来在家里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寒假。过年回家，父母把我当客人待。家里却并没有多少营养丰富的食材，唯不久前杀了一头白猪，且又种了一块田的白萝卜。母亲就用白萝卜炖猪肉，——说是“炖”，也不完全准确，是先将萝卜与猪肉放在一起炒，然后用水煮，味道极鲜美。似乎一整个寒假都没有缺少萝卜炖肉，我也百吃不厌。没想到第二年，整整一年很少上火，一年都没有得过口腔溃疡。而在以往的年份，每隔一段时间，我的口腔就要上火，紧跟着就要溃疡，痛苦不堪，除了吃黄连上清片一类的药，别无他法。可是这些药都治标不治本。一次偶然的经历，便治好了我多年的口腔溃疡。从2012年到现在，虽然有过几次上火，但口腔基本不再溃疡了。事后才想明白，我的口腔溃疡是因为长期缺乏维生素所致，而土猪肉和萝卜都是富含维生素的。萝卜炖肉的效用，在传统中医里找得见依据。民间也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大约也是老祖宗通过经验所得吧。

我又想起了我的奶奶，她一生从未读书，却积累了很多民间药方，而且熟知每一种常用食材的养生作用。黄花成熟的季节，奶奶说要吃黄花，黄花“开音”，也就是让你的嗓子更加嘹亮；平时吃肉，奶奶就要留几个大骨头，过年时，孩子们吃坏肚子，就把骨头烧成炭，化“糊米水”喝，肚子立刻就好了；还要我们用开水冲生鸡蛋，奶奶说：冲十个鸡蛋相当于吃一支人参……在我心中，奶奶相当于半个赤脚医生。

我奶奶是个有智慧的人，她的很多智慧来自于祖祖辈辈的口耳相传，来自于乡村医生的指导，以及她自己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积累生存经验和智慧，本来就是在传承文化。我奶奶不识字，却是一个极其有文化的人。后来我也习惯收藏中医书籍，并非出于养生的目的，而是书中的智慧总让我感到惊讶。

好了，就讲这么多吧。乡村的那些人和事，岂是万来字能讲得完的啊！

回乡过年，有欣喜和温暖，但也免不了充满感伤和慨叹。从1970年往后出生的乡下人，或许每一代都可以自称为“被撕扯的一代”吧？我们被城市和家乡撕扯，被传统和现代化撕扯，被现实和理想撕扯，被生计和亲情撕扯……“回家过年”是传统中国给予我们的一次最大的情感缝合，但又是一次巨大而新的情感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