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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五味杂陈的春节故事

陈平原
2016-02-14 11: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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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翻阅宋人蒲积中编的《古今岁时杂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有个小小的“发现”:同是吟咏节庆,好诗不集中在分量最重、名气最大的春节,而更倾向于元宵、清明、中秋、重阳。单从篇数看,除夕(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加元日(卷一、卷二),总共四卷,是规模最大的。可惜多有应景之作,或故作高深,或堆砌辞藻,或豪言壮语,或叹老嗟卑……相反,那种清新、家常、优雅、豁达,不学诗也都过眼不忘的,少而又少。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除日》),算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此外,唐人高适的“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也能为无数远游的今人所记忆。至于唐人李约的“称觞惟有感,欢庆在儿童”(《岁日感怀》),以及宋人苏轼的“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和子由元日省宿致斋》),在节日的喜庆中不乏感慨与无奈,还包含着某种童心与顽皮,让我称羡不已。

春节放爆竹

读多了岁时纪胜之类诗文,很容易误认为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中国人,都过着同样长短、同样色彩、同样声响的春节。其实,不仅南北不同,城乡有异,时代更是千变万化,稍有年纪的,大都经历了诸多“截然不同”的春节。这里的“不同”,一半缘于自己,一半归属时代。因此,添上唐人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许更有说服力。

小时候只知道喊“过年啦”、“过年啦”,记忆中,除了剪头发,穿新衣,吃甜粿,放鞭炮,再没有别的滋味了。长大后,方知这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富贵贫贱的“过年”,其实不是一个味。落实到个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五味杂陈”。记录在书本上的,是普天同庆的“民俗”;留存在脑海里的,方才是自家的“真生命”。正是这些带着时代印记的悲欣交集的故事,值得你我再三追忆与琢磨。

我记忆中最为凄风苦雨的春节,当属1968年。那年的大年初一,我是在广东汕头农校的养猪场里度过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开”,父母亲都进了牛棚,农校家属区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表面上,太阳照样升起,可谁家出事,谁家得意,大家心里一清二楚。同是落难,没多少信息可以交流;革命群众警惕性又很高,你不仅问不出所以然来,还可能给父母添乱。我家唯一的“信息源”是农校养猪场的大在叔(很抱歉,不识大名,只记读音)。他出身好,又无一官半职,说话无所顾忌。因此,我喜欢与他聊天。在力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时代,他只能在养猪场过年,无法回十几里外的老家团聚。于是,大年初一,我陪他打扫猪圈,顺便听他讲述学校搞运动的诸多内幕。听到批斗会上父亲如何挨打,心里很难受,回家后狠狠哭了一场。时隔多年,我还记得回荡在养猪场里那句朴实的话:甭(勿)惊,人生就是这样,有时星光,有时月亮。

1979年的春节,我是在广州度过的。作为七七级大学生,刚念了一年书,这回的寒假不回家,一来路途遥远,二来经费紧张,三来也想见识见识这大名鼎鼎的羊城花市。多年后,读到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的长篇乐府《花市行》,其开篇固然喜人:“花拥五羊春满路,倾城争说买花去。东风浅笑过墙来,轻逗几点黄昏雨。”更让我感叹不已的是其结尾:“重霄乍觉彩云开,仿佛花魂喜满腮。如许春花来不易,寄语东风着意栽。” 这首初刊于1979年除夕《羊城晚报》、现收入《岭南新语》(花城出版社,2014年)的《花市行》,除了描写热闹的花市光景,还夹杂若干时代氛围的渲染——那种意气风发,日后难得一见了。还记得拥挤的街道两旁繁花似锦,人海如潮,虽略显杂乱,自有浓浓的喜庆味。在广府人必买的金桔、桃花和水仙中,我挑了一枝桃花——因为便宜,而且绽开的时间比较长,这符合穷学生的趣味。至于“行桃花运”或“大展鸿图”(桃),非我那时的学识及方言所能及。

自1984年9月入京念书,此后的春节大都是在京城度过的。伴随着旧时民俗的逐渐复兴,我逛过不少“与时俱进”的庙会,从卖平民小吃为主,到假扮皇家礼仪,从高挑的风车及冰糖葫芦,到号称无污染的电子鞭炮,唯一不变的是拥挤与嘈杂。记得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描写京城的“元旦”:“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间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今天即便你逛庙会,欣赏到的也不再是如此“市声”——那些有腔有调的吆喝,属于“表演”而非日常生活。眼看京城里的景物及声音日渐单调,加上“天增岁月人增寿”,若无特殊需要,就不再往庙会挤了。

我在京城所经历的最为惊险的春节,乃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具体是哪一年,记不清了。除夕晚上阖家团聚,这是过年的最大兴致;若有可能,一般人都不会错过。忙乱了一整天,酒菜都准备好了,正想喊开饭,突然发现岳父不见了。他有傍晚外出散步的习惯,可今天是除夕,好不容易三兄妹回家团聚,岳母一大早就叮嘱早点回家。可等啊等啊等,六点不见人,七点不见人,七点半还是不见人,沿着他平日散步的路段来回寻找,挨个给常见面的老朋友打电话,全都未见踪影。岳母急死了,不知如何是好,打电话到附近的派出所,问有没有走失的老头……一直到八点半,他老人家才慢悠悠地推门进来。全家人又喜又气,喜的是终于平安归来,气的是他竟然看电影去了。说是走在街上,看到《木棉袈裟》的电影海报,忘记今夜是除夕,一头扎进去,经历了好一番腥风血雨,才散场回家。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后记》中,我提及“父亲少时练过武术,连带喜欢武侠小说。去年读了我论武侠小说的文章,父亲旧瘾重发,让我二弟给找了一部《神雕侠侣》,一拿上手就不愿放下,以致因对病弱身体非常不利而被我母亲勒令‘下不为例’。”现在想来,除了父亲喜欢武侠小说,还得再添上岳父的酷爱武侠电影,方才成就我那本“雅俗共赏”的专著。

《木棉袈裟》电影海报,1985年

1994年的春节,我和妻子是在东京度过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阅读日本》中《“初诣”》一则,说的便是我们在日本“过年”的故事。先到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再到位于千代田区永田町的日枝神社参拜。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参拜者依次品尝屠苏酒,我自然从俗。新正时节,饮屠苏以防病驱邪,这习俗大概起源于汉代,起码《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从日枝神社转到港区芝公园的增上寺,已是凌晨两点。不知是夜深游人倦呢,还是日本人更喜欢神社,反正大雄宝殿里奉纳者不多。回家补睡了一觉,元旦下午还赶了一场明治神宫的热闹。没错,这里说的是新历“元旦”,而不是古书上说的“元日”。原因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历法改革,将原本属于春节的礼仪及民俗,全都转移到了“新年伊始”的元旦。

这回可是有照片为证,2008年的春节,我是在香港度过的。那年1月起,我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除夕下午,偕妻子到港岛的朋友家过年,顺路观赏了香港摊位最多、最为热闹的维多利亚公园花市。与我二十年前看到的广州花市不同,这里既不拥挤,也不喧闹,一切井井有条,但同时又少了那种杂乱中不断升腾着的洋洋喜气与勃勃生机。香港春节放假三天,不可谓不重视;可整体氛围就是不及圣诞节。这不是政府决断,而是民众趣味以及商业驱动——我在香港过了好几个圣诞节,深知在这座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里,节庆的文化、政治及商业力量如何携手并进,相得益彰。

2008年春节,夏晓虹教授在香港花市。

这就该说到最近的一次“过年”了。翻查日记,很遗憾,去年的春节我过得很窝囊。除夕那天上午,改定了书稿《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随即将电子版发给了北大出版社;下午略为打扫房间,晚上外出吃饭。不幸的是,回家路上略有耽搁,因此受了凉。初一至初七,全都在与感冒顽强抗争。

事后想想,古人之所以设计各种节庆,宗教意味之外,不就是为了因应张弛有度的生命节奏?因此,不该违背古训及自然规律。过年了,不再赶工,管他公活私活、俗事雅事,全都暂时搁置。

这你就明白我今年的春节准备怎么过了吧,两个字:歇着。

2016年2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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